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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170201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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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与孔子：根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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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真正能够塑造中华民族人格，影响社会政治经济进程，具有宗教性质的思想流派，只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南北朝刘勰就曾指出：“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54]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之说，这是对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的总称。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统计，先秦时期数得上名字的计有189家，著作4324篇。大浪淘沙，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光的流逝，那些生命力不强的思想家及其流派消失了，留下的是生命力比较强健的思想流派。还是这个班固，明确提出了“十家九流”的概念，“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由于小说家已没有影响，这就有了“九家”或“九流”概念。历史发展证明，道家、儒家生命力在九流中最为强健，其余七家，要么像墨家那样消失了；要么像法家那样式微了。当今中国，只有道家、儒家思想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行为路径。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既是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骨髓的基因，又是左右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每当中华民族面临振兴崛起的关键时刻或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无数志士仁人或赞叹或批判，或问道或问仁，回过头去请教老子与孔子，希冀从他们那里获取精神食粮、智慧清泉和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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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比较研究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的思想。这些比较究其异者多，求其同者少，普遍认为老子与孔子是两个对立的人物，道家与儒家是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诚然，无论是基本概念还是思想范畴，无论是逻辑体系还是理论架构，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都是差异大于同一，差异是基本的。但是，差异并不否认同一，更不意味着泾渭分明的对立。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计有730枚、13000多个文字，包含着十六种古籍，其中三种为道家著作，一种为儒道共同的著作，其余为儒家著作。在三种道家著作中，有《老子》甲、乙、丙三组竹简。《老子》与儒家经典一同出土，说明早期道家与儒家应该有着联系和交流，尤其是竹简《老子》第十九章是“绝知弃辩”“绝巧弃利”，而不是传世本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更说明早期道家与儒家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冲突。当然，对于思想史而言，郭店竹简并没有提供足够资料，推翻差异是道家与儒家基本关系的论断。这并不妨碍比较研究老子与孔子，发现其存在的同一性和共同特点，从而加深理解他们的思想观点，辨析道家与儒家一些重要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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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先秦史料记载，老子与孔子有过多次交往，《庄子》一书详述了老子与孔子的四次交往，《庄子·田子方》记载“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描述两人讨论“游心于物”问题。《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如果“老彭”指老子和彭祖，可见孔子与老子关系之密切。在老子与孔子交往中，两人非但没有互相贬斥，而是互相研习，相处十分融洽。《庄子·天运篇》可分为七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都是关于老子与孔子的交往，第七部分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从这一史料可知，老子与孔子似乎有一次长时间的相处和集中讨论，老子之论深邃而飘逸，孔子所得欣然而窃喜。更重要的是，对于老子思想的传播，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礼记·曾子问》有四处记载，都是孔子复述老子的思想观点，即“吾闻诸老聃曰”。这一方面说明老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则起到了传播老子思想的功能。《论语》一书也有类似情况，“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老子“报怨以德”的观点，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作用。当然，我们记述老子与孔子的交往交流，目的还是为了探究两人的共同点和思想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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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相同。这不是直接比较研究老子与孔子的思想内容，却是研究两人思想关系的重要前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约长孔子二十余岁，他们生活在大动乱、大变革的春秋时代。由于生活年代相同，就有了可比性，也就构成了老子与孔子同一性的多种表现形式。面对同样的历史趋势，这就是春秋的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政治体制由君主、贵族等级分封制走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全国局势由分裂趋于统一，华夏族与周边族群以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为纽带而日趋融合。身处同样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乱。西周灭亡，都城东迁，周王室衰微而愈加溃败，统治秩序日益败坏；诸侯争霸不已，征战讨伐、攻城略地，春秋初期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逐步演变为十四国，尔后相继出现了所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纲纪解纽，周王室与诸侯之间是“大宗”不尊和“小宗”叛乱，诸侯国内部是弑君杀父、内乱不止；礼崩乐坏，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失效了，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瓦解了，新生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不仅朝不保夕，而且无所适从。这些乱象的集中表现就是战争，“春秋无义战”。老子与孔子鲜明表达了相同的反对战争态度，老子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意思是，以道辅佐国君的人，不靠武力强行天下，发动战争就会遭到报应。军队驻扎的地方，就会荆棘丛生；打了大仗之后，必定有荒年。孔子则拒绝学习军事和战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意思是，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队陈列之法。孔子回答，礼仪方面的事情，我曾听说过；军队方面的事情，从来没有学习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这一史料还说明，孔子尽管一生凄凄惶惶，却仍然保持着“择木而栖”的独立人格，令人肃然起敬。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统治者荒淫奢靡，《左传·昭公二十年》描述道：“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另一方面，老百姓民不聊生，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孔子则大声疾呼：“苛政猛于虎”。追寻同样的梦想，面对春秋乱世，有识之士试图从理论上探索战乱的根源，寻求实现和平相处的社会方案；思想家进而探究人生的哲理，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格局。老子与孔子是出类拔萃的思想伟人，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却怀抱着同一志向，生长在同一土壤。树虽不同，根脉相连，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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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趋同。张舜徽指出，诸子百家都离不了为政治服务，“他们的目的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55]这一论断基本符合诸子百家的思想实际，孔子倡导入世，自不待言，即使老子这样的玄思者，也不能例外。他们著述立说的根本缘由，就是要消除社会动乱；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就是要安邦治国，实现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老子与孔子都有入仕从政的经历，这使他们熟知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又使他们对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典章制度，有着广博的历史知识。老子生于楚苦县厉乡曲仁里，成年后任周之守藏史，因“见周之衰，乃遂去”，即辞官归隐；孔子曾任鲁国司空、大司寇，因不满统治者声色犬马，毅然辞鲁周游列国。两人集一生经验和学问之大成，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各自提出了虽有差异实为同一的政治主张。老子思想表面是无为，是柔弱虚静、谦退避世，实质却是入世的，这和孔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老子看来，无为不是目的，只不过是实现目标的行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由此可见，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效法天道、顺应自然，反对妄为和勉强，从而实现民化、民正、民富、民朴的治世目的。老子认为，治国是必须的，只不过治理大的国家和烹食小鲜是一个道理，不要经常去打扰它、搅动它，“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认为，追求功名是正常的，只不过是功成之后不要居功自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功成之后不要恋位，不要贪图权力，而要急流勇退，“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认为，君王想治理好国家无可非议，只不过要遵守无为之道和不争之德，“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孔子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入世精神和为政欲望，“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意思是，如果有人任用我，至少不会把它建设成像东周那样的动乱社会。在孔子看来，社会之所以动乱无序，是因为乱了名分，所以要正名，“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意思是，弟子子路问，假如卫国国君要你去治理国家，你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首先一定是正名分。正名的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建立具有等级、角色清晰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要修明政治，统治者必须做到身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统治者身不正，就不能正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思是，如果自身正了，对于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使自身端正，怎么能使别人端正呢？孔子认为，要修明政治，必须推行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要修明政治，必须重视民生和教育，“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是，孔子到卫国去，弟子冉有驾车。孔子说，卫国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回答，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了以后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回答，教育和教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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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中有同。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老子与孔子思想最大差异之处，往往隐藏着同一性。道是老子思想的最高范畴和逻辑基础，也是区别老子与孔子思想的显著标志。然而，就在道这一范畴中，可以找到老子与孔子思想的交集。道是老子与孔子思想的主要概念，《老子》一书先后出现了74次，《论语》一书出现了89次。老子与孔子如此大量使用道的概念，存在同一性是必然的，集中表现在道的人文内容。老子之道不仅是形而上本体，而且是人世间的基本准则，“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孔子之道就是人道，两人思想就有了同一。老子与孔子都把道看成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老子那里，道是本体、本原和规律的统一体；孔子也把道看成是事物的本质，“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还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意思是，笃实地信仰道，好好地学习道，誓死守卫道。老子与孔子都要求人们尊道守道、顺道而行，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孔子则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老子与孔子政治之道都是推崇百姓安居乐业，老子依据于道提出的理想社会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孔子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当弟子问孔子志向时，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无为是老子政治的核心概念，也是区别老子与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标志。老子的最大动机和目的就在于发挥无为思想，他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无为的政治主张，以致《老子》一书充满着无为的气味。孔子很少提及无为，也没有太多的论述，但孔子并不反对无为，甚至认同无为的理念，这是老子与孔子差异之处的同一性表现。“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意思是，孔子说，能够不必亲政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罢了。圣人是老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区别老子与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标志。但是，老子与孔子都推崇圣人人格，《老子》一书直接论及圣人有26章31处，《论语》一书有六次提到圣人、圣者和圣的概念。老子与孔子都把圣人作为至高、至真、至善的道德修养标准，老子认为：“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圣人守道，作为天下的范式。不自私表现，所以是非分明；不自以为是，所以声名昭彰；不自我夸耀，所以能建立功勋；不自高自大，所以能领导众人。正因为他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人能和他竞争。孔子则认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只有尧、舜才能算是圣人，“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因为孔子把圣人看得太高大、太完美，所以他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倡导圣人人格，退而求其次，极力倡导君子人格，“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老子与孔子都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老子多次论及圣人，却没有自比为圣人；孔子则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圣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此外，老子与孔子奉习《周易》；《老子》和《论语》共同使用了一些词汇，这就是道、德、慈、智、忠、信、礼、孝、勇、俭、圣人，除个别外，大部分词汇的含义是相通的。中华文明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成熟，老子与孔子生活在同样的文化思潮，继承同样的文化传统，汲取同样的文化养分，怎么可能没有同一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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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协同。林语堂指出：“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56]老子是大哲学家，是智慧大师，他超凡脱俗、大智若愚、微妙玄通，具有隐士风度；学老子，读《老子》，可以获取智慧灵感。孔子是大教育家，是道德大师，他入世进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具有阳刚之气；学孔子，读《论语》，可以提升道德境界。智慧、道德，多么美好的品质，谁人不希望兼修而得之呢？！道家的基本特征是返璞归真，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淳朴的，社会原始状态是和谐的，人的堕落和社会的动乱是因为社会进步及其文饰太多，所以只有返璞归真、见素抱朴，人性才能纯和，社会才会太平。儒家的基本特征是人文化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要以人为中心、以伦常为基础，重修身、重教育、重后天的人格塑造。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互补协同，铸造了中华民族之魂，凝聚成国民品格，使得同一个中国人既表现出道家精神，崇尚自然、知足常乐、追求个性自由，又表现出儒家精神，重家庭、重伦理、重信义。老子与孔子思想的互补协同，首先表现在阴阳互补。中国哲学的主流是阴阳哲学，诚如《易经》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然而，老子没有发展阳刚思想，而是崇尚阴柔，称颂水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赞美女性，“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意思是，道是那样神妙而永恒，它就是玄妙莫测的母体。玄妙莫测的母体，它就是天地的本根。绵密不断而又川流不息，它的功用无穷无尽。孔子则不然，崇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寄情自然界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老子尚阴，孔子重阳，一阴一阳，刚柔相济。同时表现在隐显互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儒显道隐、外儒内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道家是隐的，讲逍遥，讲道法自然，主张从容地生活，保留可进可退的灵活；儒家是显的，讲参与，讲社会责任感，主张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道家崇尚自然无为，始终与社会现实保持着距离，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处于在野的地位；儒家则声名显赫，几乎都居于社会思想文化的正宗和主导地位，是政治、教育和道德领域的指导思想。范文澜认为，儒家是一个明流，看得清楚；道家是一个暗流，不能小看，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显一隐形成互补。[57]此外表现在虚实互补。中国理性思辨和抽象思维最发达的是老子及道家思想。老子之道是超乎形象，具有无限生机的宇宙之源和价值本体，它把人的精神从世俗的日常生活解脱出来，甚至要超越社会道德，从形而上本体的高度看待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孔子则专注于“内圣外王”，着力阐述政治主张和伦理思想，对终极价值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即“敬鬼神而远之”，因而在抽象思辨方面十分贫乏。冯友兰把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认为极高明即玄虚精神，主要来自道家，道中庸即入世精神，主要来自儒家，两者的统一便是中国哲学精神。[58]此外，道家重个体、儒家重群体，道家重自由、儒家重规范，道家重人性复归、儒家重人性进步，也都是互补协同关系，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人格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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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孔子思想的同一互补，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人格模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传统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更是影响深沉，积淀为儒道互补的人格结构。传统知识分子用道家逍遥、以儒家进取，把道的玄妙空灵与仁的积极入世密切结合起来，既能适应顺境又能适应逆境，使生命富有弹性和保持张力。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儒道互补的人格体现在人生的不同境遇，逆境时或处江湖之远，以老子为依归，淡泊名利、独善其身、洒脱自在，不改变天真淳朴之性；顺境时或居庙堂之高，则以孔子为向导，坚守良知、兼济天下、勤勉敬业，争做忠臣良将。人是身体与心灵的统一体，两者既可一致又可分离。儒道互补的人格调节着身体与心灵的平衡，那些受到传统文化严格训练、深受老子与孔子思想熏陶的士大夫，即使为官从政、春风得意，也可在心灵上保留一片绿洲，与那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拉开距离，在做生活主人的同时做生活的旁观者，身不为形体所役，心不为外物所使，漫游在精神的自由王国。即使人生遭遇挫折、身在山林，也可做到心存魏阙，促进身心的和谐。无论从政、经商还是做学问，最后都会成为平民。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最后都会走向平淡。儒道互补的人格有助于人们物我两忘，在平民中感悟生命真谛，在平淡中追求永恒无限。中国历史上儒道思想同一互补的典范是苏东坡，他的“定风波”一词真是写尽了传统优秀知识分子人格的悠悠情韵，在此录以共享：“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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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中行：《不合时宜》，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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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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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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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附录《老子》全文。本书有关老子的言论均引自附录《老子》全文，以后不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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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德］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01-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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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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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第10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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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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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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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研究中心编：《21世纪现代化的特征与前途》，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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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世东等：《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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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李世东等：《老子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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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九八八，《道德真经集解·序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册，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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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道藏》第1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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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书所引河上公、严遵言论均出自［汉］河上公注，［三国］王弼注、［汉］严遵指归、刘思禾校点：《老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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