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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38 老子与哲学 [:1702011557]
1702012139 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道: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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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41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将老子列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为什么称老子为形而上学家呢?这需要弄清楚哲学与形而上学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热爱智慧、追求真理”,19世纪由日本学者翻译传入中国;“哲”在汉字中有“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含义,因而哲学一词既符合古希腊的原意,又有中国文化基础,从而被广泛接受和运用。但是,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有着明显差异,中国哲学侧重于探究“人与人”的关系,以“有知探索未知”方式归纳提炼政治道理和伦理准则;西方哲学侧重于探究“人与物”的关系,以“有知验证未知”方式提炼升华为科学道理和自然法则。对于哲学的定义,古今中外一直存有争议。英国哲学家罗素从哲学、科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义哲学,还是非常睿智的。他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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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43 尽管人们对于哲学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认识,却普遍认为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围还是由古希腊学者奠定的,主要是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由此可见,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形而上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形而上学,是指哲学中探究宇宙万物根本原理的那一部分内容。在西方,形而上学又形成了本体论、宇宙论和生命科学。本体论,研究宇宙万物之上、一切现象之外的终极实在;宇宙论,研究宇宙的生成、变化和时空结构;生命科学,研究生命的起源、进化和本质及其与宇宙、终极实在的关系。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在先秦思想家中,是唯一一个比较自觉地探索研究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起源问题的人。老子提炼升华道这一概念,把道作为宇宙的根源和终极真理,建立起以道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较好地解释了宇宙万物的共同本质和基本规律。因此,雅斯贝尔斯把老子列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是实至名归、名实相符。研读老子之道,必须先从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角度切入,才能更好地体悟和把握道的真谛。老子之道首先是天道,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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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45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4]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恩格斯这一论断为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标准和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凡是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是不依赖意识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本质,就是唯物主义。否则,属于唯心主义范围。那么,老子之道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呢?学术界明显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老子之道是唯物主义。在这些学者看来,老子之道是自然界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体,是试图从无限的、无形的物质中寻找天地万物的本原。有的学者认为老子之道是唯心主义。在这些学者看来,老子之道先天地而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只能理解为是一种超感性、非实有的精神性存在。有的学者认为老子之道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在这些学者看来,老子之道不是物质,因为不可道、不可名,也不是精神,因为其中“有物”“有象”“有精”。目前,这些不同看法,还很难统一认识。无论哪一种看法,都有其合理因素和正确论述,都能够从老子关于道的论述中找到依据。《老子》一书多次论道,老子之道具有多含义、多表征、多特点,原本就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归纳概括其本质属性。就理论体系建构而言,任何一门学说都需要有自己的基本概念作为思想的起点和论证的中心。换言之,任何一门学说都需要有自己的预设,即如德国学者布斯曼所言,是“关于表达或话语的含义的一种不言自明的设定”[15]。老子之道或许就是一个哲学预设和假定性存在,无法求证求实,却可以作为老子哲学的逻辑前提,进而构筑思想大厦,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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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47 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老子之道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却是毫无疑问的。首先,老子之道否定了天命和神的存在。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从宗教开始,都有天命和鬼神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统治者都是以天命神授来诠释皇朝、皇权的合法性;思想家都把天命作为解释一切社会、政治和历史现象的重要依据。春秋时期虽然是天命鬼神逐步衰落的时期,但当时的思想家大都保留着天命鬼神的观念,即使像孔子这样比较理性的思想家,仍然强调要“畏天命”;仍然认为“祭神,如神在”。唯有老子彻底抛弃了天命鬼神观念,老子之道是“象帝之先”,老子之道是“道法自然”。同时,老子之道奠定了中国古代一元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基础。先秦思想家在论及世界本原时,大都还是多元本体论者,他们认为世界的本质和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八卦”说、“五行”说以及“阴阳”说就是多元本体论的理论形式。唯有老子创造出以“道”为天地万物本原和起源的本体论哲学,取代以往的多元本体论。此外,老子之道决定了中国古代两种互相对立的哲学路线的发展方向。老子之后,一些哲学家把道解释为无或无有,建构起精神本体论的哲学路线,宋明理学就是精神本体论的代表;另一些哲学家则把道解释为精气、元气,建构起物质本体论的哲学路线,稷下道家的精气说和黄老学者的元气说就是物质本体论的代表。当然,老子之道的贡献不仅在于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耀眼的智慧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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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49 老子之道是本体论。老子是中国以抽象思维方式探究回答世界本原问题的第一人。作为世界本原,老子之道超越了天地万物的现象和表征,具有永恒性和普适性。所谓永恒性,是从时间维度思考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道都是对世界本原和起源的一种解释;普适性则是从空间维度思考的,只要是人类能够感觉感知的事物,大至宇宙深空,小至基本粒子,道都能够给予说明和论证。老子之道不可能被感觉感知,只能通过理性直觉来把握。这是因为道无形无物,第十四章用了经验世界的许多概念来描绘道,然后又否定这些概念的适当性。道的无形表现在“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有人注解“致诘,犹言思议”。道的无物表现在“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意思是,道的上面不显得光亮,下面也不显得阴暗。道绵绵不绝而不可名状,一切的运动都会回到不见物体的状态。这是没有形状的形状,不见物体的形象,称之为惚恍。迎着它,看不见它的前头;随着它,却看不见它的后面。这是因为道不可名状,《老子》开篇就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本体论的表述,思想非常深刻,意指那些可说可名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因而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本原。管子也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随形而定,既然道为无形,那就不可名了。有趣的是,老子还是命名了自己理解的世界本原叫作道。老子似乎感到了自我矛盾,他在第二十五章无奈地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是因为道并非绝对和静止的虚无。老子之道是实存而不是实有,实存就是空无所有。第二十一章指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意思是,道是恍恍惚惚的。那样的惚惚恍恍,其中却有迹象,那样的恍恍惚惚,其中却有实物;那样的深远暗昧,其中却有物质;那样的暗昧深远,其中却是可信验的。有的学者根据这段话,将老子之道理解为似无实有、似有实无,这是不符合原意的。比较合理的解释,老子之道应是似无非无、似有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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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51 老子之道是宇宙论。哲学不仅要探究世界的本原,而且要探究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发展变化。作为宇宙论,老子之道是超越宇宙万物的具体存在而又内在于万物的形而上本体,具有无穷的创造力,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为盅,比喻道的空虚。意思是,道有着无穷无尽的空间,因而能够无穷无尽地使用。宇宙万物的蓬勃生长,都是道的创造力的具体表现。从万物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过程中,可以体悟到道的勃勃生机和无穷活力。老子之道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在时序上是先后关系。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会因宇宙万物的生灭变化而有所影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第四章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王安石注云:“‘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系辞》曰:‘见乃谓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16]在本质上是母与子关系。道创生宇宙万物类似于母亲孕育生命。老子经常用母亲来比喻道,既形象又传神。第二十五章强调道如同母亲,循环运行创生万物,“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王弼注云:“寂寥,无形体也。”第五十二章更是明确用母与子的关系比喻道与万物的关系,“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意思是,天下万物有其本始,这个本始是天下万物之母。得到了母亲,就知道孩子;知道了孩子又能守住母亲,那就终身无忧了。在演化上是有与无的关系。道创生宇宙万物是个运动变化过程,而有与无就是道的运动方式,就是道由形而上转入形而下、无形质落向有形质的活动过程。《老子》开篇就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是,无,是形成天地的本始;有,是创生万物的根源。所以常从无中,去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中,去观照道的端倪。无与有同一来源而不同名称,都可说是很幽深的。幽深而又幽深,是一切奥妙的门径。在老子看来,正是有与无的运动,从而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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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53 老子之道是辩证法。这是老子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也是老子给中外思想史留下的最鲜明印记。老子是辩证法大师,《老子》有着无比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之道根本的生命力在于“反者道之动”,道运动的根源在于对立面的存在,在于矛盾。老子认为,相反相成是道运动的基本内容。天地万物都有它的对立面,由于有对立面,才能形成天地万物。第二章首先指出,人类社会关于美丑、善恶的价值是在对立面统一中形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进而指出天地万物也是相反相成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认为,物极必反是道运动的内在规律。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否定性因素,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向否定方向运行;当否定性成为主导性因素,事物也就走向了自己反面。这就好比月盈则缺、花盛则衰。第五十八章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奇为邪,妖为不善。意思是,祸啊,是福所依凭的东西;福啊,是祸所隐藏的地方。谁知道它们变化的究竟?是没有个定准吗?正又变为邪,吉又变为凶。老子认为,正像若反是道运动的重要标志。任何事物的本质与现象既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矛盾的,第二十二章从六个方面阐明事物正像若反的道理,提醒人们要从反面关系中观看正面,这比只看到正面更有积极意义,“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四十五章提醒人们重视相反对立面的作用,说明反面作用比正面作用更大,“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像有欠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是不会衰竭的;最充盈的东西好像是空虚一样,但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好像是歪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像是笨拙一样,最卓越的辩才好像是口讷一样。老子认为,循环运行是道运动的必然现象。任何事物运动都会复归,回到原初状态和原出发点。《老子》充满了返本思想,认为道与历史的运行,都是依照循环的方式。第二十五章指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王弼注云:“逝,行也。”张岱年认为:“大即道,是所以逝之理,由大而有逝,由逝而愈远,宇宙乃是逝逝不已的无穷的历程。”[17]第十六章明确指出复归返本是永恒规律,“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意思是,万物纷纷纭纭,各自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叫作静,静叫作回归本原。回归本原是永恒的规律。认识永恒的规律,叫作明智;不认识永恒的规律,轻举妄动就会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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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55 老子之道是认识论。所谓认识论,是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老子没有更多地探究人的认识问题;《老子》一书涉及认识论的篇章也不多,这并不表明老子哲学中没有认识论因素。从老子谈论常道与非常道、常名与非常名分析,老子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差异性,认为道是不能言说的,能够言说的就不是常道。这实质是说明人的认识不可能与客体完全同一,人们不能完全认识道,只能不断地趋近于道。在老子看来,道不能靠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去认识,而要靠理性直觉去体悟。老子认识论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抽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更加重视主体自我的心灵作用。由于重视心灵的体悟,老子特别强调理性直观自省,第四十七章指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意思是,不出门外,能够推知天下的事理;不望窗外,能够了解自然的法则。越向外奔逐,对道的认识就越少。所以圣人不出行却能感知,不察看却能明晓,无为而能成功。由于重视心灵的体悟,老子对学习知识和学道悟道作了区分,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学指的是一般的求知活动,而知识要通过学习逐渐积累,才能不断增加和丰富,所以是“日益”。为道指的是认识道、体悟道,这是一种反求诸己的精神修炼,与为学相反,要减少知识,抛弃成见,祛除心灵的遮蔽,以达到清静无为的悟道之境。由于重视心灵的体悟,老子要求达到空明清静的最佳心态,第十六章阐述了老子认识世界的方法,“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冯友兰认为,老子所讲的认识方法,主要是“观”,“‘观’要照事物的本来面貌,不要受情感欲望的影响,所以说‘致虚极,守静笃’,这就是说,必须保持内心的安静,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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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57 近读英国神学教授麦格拉斯的《天堂简史:天堂概念与西方文化之探究》,受益颇多,这对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研究老子之道也很有启示。人是心灵与肉体共存的统一体,肉体的有限性与心灵的无限性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人们对肉体必将消失所引发心灵上的焦虑和恐惧,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重大精神问题。从根本上说,解决人的心灵与肉体的矛盾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宗教,天堂是宗教解决人的心灵与肉体矛盾的一种方法。麦格拉斯认为,天堂这一概念源自于人类的想象,既是人类对历史发端的一种迷蒙的记忆,又是对遥远盼望的一个许诺。人类想象出来的天堂可以激发人的兴趣,抚慰那些在忧愁和痛苦重压下的心灵,满足人们超越今生的渴望。另一个途径是哲学,主要靠智慧和理性思辨来解决人的心灵与肉体的矛盾。哲学通过对世界本原的追问和人生终极目标的探寻,试图为解决人的心灵与肉体的矛盾提供答案。面对春秋乱世和人们心灵的困惑,老子提供了道的概念和药方。这个道从“自然”出发,在天地万物与人类社会之间架设了“无为”的桥梁,希望人们不要失掉自我,消弭争斗,回归淳朴状态,从容平静地生活。从这个意义分析,宗教和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的人生。不管我们个人离人生的终点还有多远,只要一想到有天堂在等着我们,有终极目标在激励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安慰,就会使自己的心灵永远安宁平静。与宗教的遥远虚幻相比,哲学解决人的心灵与肉体的矛盾更具理性和实践性,这就是研究哲学和老子之道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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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63 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道: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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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65 南怀瑾在讲解《老子》之前,作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具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19]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道理,在社会生活中,药店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当然,南怀瑾所说的“生病”,主要不是指人的身体生病,而是指人的心灵生病;主要不是指个体生病,而是指社会生病,指统治者治理国家出了问题,造成了社会动乱。因此,老子开的药店是政治药店;老子之道的本质是治道。所谓治道,就是政治,就是阐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老子的政治思考既有天道的理论构想,又有治道的实践模式。《老子》是一本政治书籍,里面包含着统治术。无怪乎,品读《老子》,就会感到有一种指点帝王、激扬文字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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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67 作为治道,老子之道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老子所处的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瓦釜雷鸣”,是一个大动乱、大分化、大变革的年代,是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春秋战国始于公元前770年,当时周王室开始衰微,诸侯争霸,群雄并起,春秋有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战国有七雄,即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和秦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诸侯群雄,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长达55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朝不保夕,即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兼并不断、战乱不止,周王朝解体之初,有140多个诸侯,逐步并为五霸七雄;据有关史料统计,只有127年没有战争,且是“春秋无义战”。民不聊生,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面对如此乱局,人民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社会渴望把诸侯混战转化为全国的大一统来结束战争灾难,先秦思想家们渴望拿出自己匡时救弊的学说主张,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以拯救乱世,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儒家提出了仁的学说,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墨家倡导“兼爱”,主张节用和尚贤;法家坚持法术势相结合,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道家提出了道的范畴,主张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评论:“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意指诸子百家的兴起不外一个“干”字,都期望影响政治和统治者,为结束春秋战国乱世贡献思想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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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69 与先秦其他思想家相比,老子之道具有更强烈的批判性。老子经常站在老百姓和弱势群体的立场,揭露社会制度的弊端,抨击统治阶级的腐朽。面对统治者的剥削和厚敛重税,老子批判:“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意思是,人民所以饥饿,就是由于统治者吞吃税赋太多,因此陷于饥饿。人民所以难治,就是由于统治者强作妄为,因此难以管治。人民所以轻死,就是由于统治者奉养奢厚,因此轻于犯死。只有清静恬淡的人,胜于奉养奢厚的人。面对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第七十四章开篇就对滥刑杀人提出抗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语出反诘,振聋发聩。接着指出:“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王弼注云:“诡异乱群,谓之奇也。”最后指出:“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司杀者、大匠,意指天道,即警告统治者不要代替天道去杀人,不要越权杀人,这就如同代替木匠去砍木头一样。那些代替木匠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面对统治者的不公和贫富差距,第七十七章将自然规律与社会运行规则进行对比说明,开篇就强调天道的公平,“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然后激烈批判人道的不公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批判社会现实最精彩的部分是强烈地反对战争,这在先秦思想家是不多见的。老子反对战争实质是尊重生命,防止滥杀民众,充满着人性光辉和人道主义温情。第三十章开篇就指出统治者不能靠军力和战争逞强天下,“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意思是,用道辅助君主的人,不靠军事逞强于天下。用兵这件事会遭到报应。接着指出战争的残酷,“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进而指出明智的统治者是如何用兵的,“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意思是,善用兵者达到目的就行,不敢用兵力来逞强。战胜了不要自满,战胜了不要自夸,战胜了不要骄傲,战胜了也是出于不得已,战胜了千万不能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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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71 老子在批判春秋乱世和统治无道的过程中,建构起道家的政治学说,后人一般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老子之治道主要说给统治者听的,是对统治者提出要求,概言之就是统治术。但是,老子之治道是政治原理而不是具体的官僚技术;老子之治道的理论基础是天道,天道是形而上的,阐述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形而下入政治共同体后,就是治道,重点是君王与百姓的关系。天道效法自然,治道效法天道,就是奉行无为之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无为是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是治道的根本原则。围绕无为,老子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政治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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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73 “小国寡民”,是老子之道对统治者治国图景的理想要求。任何思想家都要设计理想的政治图景和治理目的,这既为统治者提供奋斗目标,又为统治者注入行动动力。第八十章集中描述了老子的政治理想图景,这就是“小国寡民”。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先进的器械以及交通工具,甚至连文字都可以弃而不用,更没有战争和杀戮,“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什伯之器,意指十倍百倍于人力的器械。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自给自足,人民过着淳朴自然的古代村社生活,“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如果说,小国寡民带有桃花源的虚幻和小农经济的浓厚色彩,那么,这四句话、十二字则是老子理想社会的价值所在,具有时空超越性。古今中外,只要是正常的统治者,都会追求“四句话、十二字”的政治图景。对于小国寡民社会,老子还强调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我们知道,老子思维注重正言若反。一般人观察分析事物,往往注意正面形象而忽视反面作用,而老子用心和关注更多的是事物的反面作用和负面影响。老子认为,智慧和仁义都有着反面作用,即“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智慧方面,老子并不是指知识,而是指心智,指虚伪狡诈。老子既看到了智慧与大伪的区别,又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智慧的出现和不断发展,一方面增加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随之也出现了阴谋诡计和狡诈虚伪,这正是智慧的反面作用,是智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第六十五章明确反对以智治国,一开篇就赞颂古代优秀治国者,“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河上公注云:“明,知巧诈也”;愚为“使朴质不诈伪也”。接着猛烈抨击以智治国的祸害,“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最后指出,“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稽为法则。意思是,认识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的差别,这就是治国的法则。常守住这个法则,就是玄德。玄德深啊远啊,与万物复归于大道,然后就达到太平之治。在仁义方面,老子不仅看到了大道之废与仁义兴起之间的联系,提倡仁义往往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不仁不义行为,两者总是相反相成、互相依存的,而且看到了仁义的负面作用。仁义既可用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维持社会秩序,也可以成为野心家和阴谋家文饰自己、沽名钓誉的手段以及攻击他人的武器。第三十八章明确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因此,老子憧憬的小国寡民社会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意思是,抛弃聪明与智巧,民众才能获利百倍;抛弃仁与义的法则,民众才能回归孝慈;抛弃机巧与货利的诱惑,盗贼才能消失。以上三种巧饰之物,不足以治理天下,因此要让民心有所归属,必须外表单纯而内心淳朴,少有私心,降低欲望。摒弃所谓的学问,就能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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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75 “不知有之”,是老子之道对统治者治国水平的理想要求。《老子》一书包含帝王之学,主要是教导帝王治国安邦。按照自然无为原则,老子将统治者的治国水平分为四个等次,核心是要诚实、诚信地对待民众百姓。第十七章指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最好的国君,百姓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国君,有百姓亲近他赞扬他。再次一等的国君,百姓都畏惧他。最下等的国君,百姓敢于蔑视侮辱他。所以,缺乏诚信的统治者,也就得不到百姓的信任。王弼对“太上”注云:“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林语堂对最下等的国君做出解释:“最末等的国君,以权术愚弄人民,以诡诈欺骗人民,法令不行,人民轻侮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这种国君本身诚信不足,人民当然不相信他。”[20]对于“太上,不知有之”,有的版本作“下知有之”,意义大体相同,即指老百姓仅仅知道国君的存在。由此可知,在老子看来,统治者治国的最高境界是“不知有之”或“下知有之”。那么,统治者如何做到“不知有之”呢?这涉及君王与臣属的关系。君王治理天下一般是通过臣属的行为间接实现的。君王要达到“不知有之”的目的,首先要效法天道的“不自生”,真正做到“无私”,即“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是君王驾驭臣属的前提和赢得臣属信任的基础。关键是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具体来说,君无为而臣有为,庄子在《天道篇》做了全面阐述,即上有为与下无为,不是君臣的正常关系,“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要愚而臣要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如果从君王与臣属的关系理解,意思是,君王真是愚人的心胸啊,终日混混沌沌。臣属都自我炫耀,君王却糊里糊涂。臣属都工于算计,君王独茫然无知。心是那样辽阔,就像大海无边无缘;思绪像疾风劲吹,飘扬万里没有尽头。臣属都各有所用,君王独显得鄙劣无能。君王是这样的与臣属不同,君王寻求道的滋养。君要静而臣要动,“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认为,君王治理国家要做到虚静,在处理事情时,自己不动声色,让臣属纷纷议论;自己不直接动手,让臣属去动手处置。即使君王要有所作为,也要尽量减少动作,“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像煎小鱼,不能老是翻动,否则,小鱼就煎烂了。法家汲取了老子这一思想,认为君王不动声色,可以使群臣不知道君王喜好,从而更有利于驾驭臣属。老子的政治学说容易被误解为阴谋权术,这大概是重要原因,却不符合老子治道无为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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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77 “圣人之治”,是老子之道对统治者治国品格的理想要求。圣人是老子为世俗统治者树立的执政和治国安邦榜样,也是实现老子政治理想的组织保证。任何事都是人做的,没有人什么事也做不成;没有合适的人什么事也做不好,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就政治而言,好的政治需要好的统治者。在老子看来,他的小国寡民图景和无为而治原则,只有具备圣人品格的统治者才能担当和组织实施。这是因为圣人能够忍辱负重,“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社稷是古代帝王祭祀的土神和谷神,后指称国家。意思是,所以圣人说,能够承受一国的耻辱,就可以成为国家的君王;能够承受一国的灾祸,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王。这正话听起来好像是反话。这是因为圣人能够守道不争。世人都喜欢追逐事物的显相和正面现象,喜欢求全求盈求多,这就容易引起纷争。第二十二章运用辩证思维,开篇就强调不争的意义,“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曲、枉、洼、敝、少等概念都具有不争的内涵。接着以圣人为例阐述不争之道理,“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意思是,因此圣人守道,作为天下事理的范式,不自我表扬,所以是非分明;不自以为是,所以声名昭彰;不自我夸耀,所以能建立功勋;不自高自大,所以能领导众人。最后指明不争的效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这是因为圣人能够尊重百姓,第四十九章阐明圣人之治,能够摒弃主观意志和欲望,不以自我成见作为判断是非好恶的标准,宽容待人、和光同尘,以百姓意愿为意愿,“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同时指出圣人之治是浑厚真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意思是,圣人治理天下,显得安详和合,让天下人的心归于浑朴。百姓都运用自己的聪明,耳目各有所关注,圣人却孩童般地看待他们。这是因为圣人能够无为而无不为,第五十七章指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统治者减少强制性的作为,充分尊重老百姓的权利和能力,达到治理好老百姓的目的,“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归根结底是无为,无为而治的目的是有作为,即让老百姓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这是多么美好的治理图景以及统治者与老百姓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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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79 庄子在《至乐篇》中讲了一个故事,对于我们研读老子之治道很有启示意义。“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习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大意是,从前有一只海鸟飞落在鲁国的城郊,鲁侯把它迎进太庙,用酒宴招待,演奏九韶之乐,设太牢之宴为膳食。而鸟却头晕目眩忧心悲苦,不敢吃一块肉,不敢饮一杯酒,三天就死了。孔子评价说:“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这说明养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顺应鸟的本性养鸟,即“鸟养养鸟”;另一种是强加人的意志养鸟,即“己养养鸟”,不同的方式导致鸟或活或死的不同结局。可悲的是,鲁侯的动机是好的,内心是善良的,他希望把海鸟养活养好,结果却带来了三天后死亡的悲剧。以此类比统治者,也可以有两种政治方式,一种是顺应民意,按照事物本身发展规律实施统治,另一种是拂逆民意,按照统治者个人好恶和主观意志管理社会。政治与养鸟有着相通的道理,但是结局却不可同日而语,“己养养鸟”的错误方式充其量只能祸害一只或几只鸟的生死,而错误政治方式却会祸害整个社会,甚至殃及千百万人的生命。对于政治家而言,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方式至关重要。老子倡导无为而治和圣人之治,正是“鸟养养鸟”的政治方式,充满了智慧光芒和深奥哲理,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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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85 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道: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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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12187 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刻着一句名言,叫作“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将这一名言作为哲学的基本原则,与青年尤苏戴莫斯就道德与非道德话题进行了机智的谈话。尤苏戴莫斯把欺骗、虚伪、奴役、偷窃等列入非道德范畴,苏格拉底则用相反的事例加以诱导:“作战时,潜入敌方军营,偷窃其作战地图,是非道德行为吗?为防绝望中的朋友自杀,把他藏在枕头下的刀偷走,难道不应该吗?生病时儿子不肯吃药,父亲欺骗他,把药当作饭给他吃,很快就治好了病,这种行为是非道德的吗?”[21]苏格拉底认为,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关键取决于他的知识。每个人在他有知识的事情上是善的,没有知识的事情上则是恶的。道德也是如此,即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知道了道德,才能做到道德。当尤苏戴莫斯接受这些看法时,苏格拉底进而指出,对于人而言,什么样的知识最为重要呢?这就是“认识你自己”。在苏格拉底看来,善是万物的内在原因和目的,具体到人身上则表现为德性,是指人的本性。“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德性,认识人的本性。伟大智者的心灵总是相通的。作为“轴心时代”同等重要的思想家,老子与苏格拉底远隔千山万水,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提出了同样的哲学命题,这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趣的是,老子和苏格拉底虽然用了道和善两个不同概念论述世界的本原,但对于道和善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德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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