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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婴儿：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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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认知隐喻理论，《老子》一书众多的比喻亦称隐喻。认知隐喻理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人们往往参照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形成一个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所谓隐喻，是指从一个比较熟悉又易于理解的源域映射到不熟悉又难于理解的目标域，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建立一系列本体或认识上的对应关系，从而激活大脑中理解目标域所需要的认知图式。隐喻可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等不同形式。《老子》应用最多的比喻是本体隐喻，即将抽象的模糊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活动等无形的概念看作具体的有形的实体，甚至是人体本身。《老子》隐喻的目标域是“道”，源域则主要集中在水、女性和婴儿。以水喻道，揭示了老子对万物本原的形象追索和自然取向的哲学思想；以女性喻道，反映了老子对母系氏族社会的深情追忆和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以婴儿喻道，表达了老子对生命原初状态的确切体验和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老子》三个隐喻的源域都来自于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和对自然及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目标域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为我们理解老子之道起到了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的映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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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水和女性而言，《老子》较少地运用婴儿这一意象。这并不表明老子厚此薄彼，比较喜欢水和女性的意象。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可能更喜欢婴儿意象，因为婴儿是三个意象中最具体可感的生命形式，也是老子唯一体验过的生命形式。在《老子》一书中，婴儿一词出现过三次，即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与此同时，还出现过“孩”和“赤子”各一次，第四十九章“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在古汉语中，赤子、婴儿、孩三个词虽然都有未脱离襁褓之意，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是指代着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时期。这种区别在于本能与理智谁占主导，赤子是指刚刚出生的婴儿，因还未长眉发，身体呈赤色，故称赤子，完全依赖本能行事；婴儿一般指出生到能独立行走、能言语的阶段，已经显现理智，但主要依赖本能行事；孩是指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儿童，他们的行为已相当理性，但本能仍然有着重要作用。《老子》一书无论运用婴儿一词，还是运用孩、赤子等词，其本质都是反映老子的“复归”意识，呼唤着人们返璞归真，恢复婴儿本性，重拾人生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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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进步，既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主体性不断高扬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自我与非我二律背反不断加剧的过程。老子意识到了这种对立，他提出了婴儿主题，希望回归到生命的原初状态。有趣的是，老子遥远的婴儿主题，不断得到了历史的回应。明代思想家李贽著有《童心说》，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矫饰与扼杀，主张恢复自然人性，“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4]李贽把童心贯穿于艺术创作，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落实到审美情趣，认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为美耳”。[5]即使在西方社会，老子的婴儿主题也得到了重视，尤其是西方文明进入科学和工业化时代，人变成了世界主体，从而改变了人的本质存在，思维往往只指向外部世界而不返回和观照自身。人在凭借科学技术改造世界和实现意志的同时，似乎抽掉了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生存和精神根基。人类似乎变成了“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先驱荷尔德林创作了名为《返回家乡》的诗歌，提出了“返乡”主题；[6]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写下了“婴儿乃成人之父”的诗句，提出了“复归童年”主题。[7]他们认为，只有恢复童年的本性和退回到宁静质朴的自然家园，人类才能走出二律背反的困境，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疗治心灵的创伤。20世纪走得更远，复归还原成为西方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集中表现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法国萨特自传体的忏悔录《词语》，通过追忆童年来剖析自己成年后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根源。德国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概念，在哲学上进行了彻底的复归。他认为只有从“存在”这个本原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在他看来，欧洲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误导了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因而要返本归源，解构经验和历史的形而上学，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原始追问，让人在诗意地栖居的大地上显现“存在”。顺便说一下，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很感兴趣，曾经参与翻译《老子》。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老子的“婴儿”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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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的理想化生命建构中，“复归于婴儿”，不仅仅是个体精神的复归，而且是群体社会的复归。春秋时期是一个政治大乱之世，王室衰微、王纲不振，贵族没落、制度崩溃，礼乐征伐不是由天子出，也不是由诸侯出，而大多出自大夫之手，这既使个体精神无比痛苦，也使群体社会水深火热。因此，老子在构筑个体精神家园的同时，没有忘记构筑群体社会的理想之国。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范畴，这就是小国寡民。从小从寡，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理想之国带有明显的婴儿特色。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文子》注云，什伯之器为兵器；结绳为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老子心目中的理想之国多么地美好：国家很小、居民很少，自给自足、无忧无虑，政治上“无为而治”，文化上“复结绳而用之”，人民安居乐业，天下一片清静。尽管后世有人批评小国寡民是复古守旧，但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不正是古今政治家和贤明君王治国安邦追求的理想图景吗？！这实质是老子生存经验之总结升华，反映老子对氏族社会尤其是母系社会的真诚憧憬。更重要的是，老子政治上的小国寡民与个体生命的“复归于婴儿”，在逻辑上是严谨的，在内容上是统一的，这就是返璞归真，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和婴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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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所以喜欢婴儿，是因为婴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谁能不喜欢阳光明媚、万象更新、生机勃发的春天呢？喜欢婴儿，就是喜欢春天、喜欢生命。年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生命是有限的，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婴儿却可以联结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有限的个体生命可以通过婴儿，实现人类生命的无限，因而婴儿是生命的源泉和生命永恒的象征。人的生命分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阶段，无论哪一个阶段，婴儿都是人生的起始，是生命自身之根，有着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可能。对于成长壮大的个体生命而言，婴儿相当于道之于物、母之于子的关系。老子认为，道生万物，母育子女，因而婴儿是道的化身和母之象征，是道和母在生命中的展现。常识告诉我们，婴儿是生命最为柔弱的时期，壮年是生命最为强盛的时期。但是，常识是表象，属于形而下范畴，常识不是本质，不等于真理。老子认为，盛极而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生命强壮的背后是衰老，衰老则是死亡的先兆。“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意思是，事物过度强盛就会衰老，这是因为不合于道，不合于道就会快速死亡。壮年携带和包含的是衰老而萎缩的生命力，婴儿蕴含和包藏的是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不言复归于壮年，而言复归于婴儿的重要原因。在老子看来，婴儿的生命力首先表现在不怕恶物的伤害，“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虿为蝎类爬虫；虺为一种毒蛇。意思是，蜂蝎毒蛇不会叮咬婴儿，猛禽猛兽不会搏击婴儿。这段话只能意会，不能坐实，只能从内容上体会，不能从字面上给予理解。仅从字面上理解，会感到不可思议，不符合常识。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婴儿无知无欲，在毒蛇、鸷鸟、猛虎面前不知道“怕”，他的生命就会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不会被生命之外的不利因素所伤害。婴儿的生命力表现在柔弱中有刚强，即“骨弱筋柔而握固”。这大概是人生经验的直接感受，任何一个赤裸裸来到人间的新生儿，虽然筋骨显得柔弱，但都把拳头握得很紧。婴儿的生命力还表现在精气充沛、和气纯厚，“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意思是，婴儿不知道男女之事，男性性征却很有力量，这是因为元气精纯之至的缘故。婴儿整天号哭而嗓子不会嘶哑，这是因为元气柔和之至的缘故。“精之至”，形容精神充实饱满的状态；“和之至”，形容心灵澄明和谐的状态。因此，老子强调：“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益生是指纵欲贪生；祥是不祥、妖祥。这是告诉人们，应知道婴儿生命力旺盛的原因是纯真素朴和柔弱无争，否则，贪生纵欲就会有灾殃，放任心气发泄就是逞强的表现，进而会对生命力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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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所以喜欢婴儿，是因为婴儿纯真、纯净、淳朴。人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体。自然人是社会人的物质基础，社会人是自然人在社会领域逐步成长和展开，让生命充满无限丰富的精神色彩。在老子那里，自然本真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婴儿是人的生命中最自然本真的阶段，像一块没有雕琢的璞玉，浑厚淳朴、平和宁静。但是，生命不可能停留在婴儿阶段，而是沿着从生到死的轨迹前行，从而使自然人不断社会化，在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相互联系交流中不断丰富人的社会化内容。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丰富了心理活动，产生了思想和情感。思想有正确谬误之分，情感有喜怒哀乐之别，这容易使社会人与婴儿状态渐行渐远，失去自然本性，进而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正如一张白纸，涂抹上了许多色彩，白纸的色彩倒是丰富了，但底色却被遮掩了。在老子看来，白纸上最主要的色彩无外乎名和利两个方面。老子认为，名和利都有可能损害人的天性，玷污人的品格。如果不能控制人的名利欲求，那么，就会为名为利、争名夺利，拼得你死我活，以致两败俱伤。老子对此深为忧虑，一方面，对统治者发声，要求他们无为而治，不要让社会人过分地迷失本性。老子从天道自然无为的原则出发，反对礼义、法令等一切有为的政治和价值。在老子看来，礼义、法令不仅不能救治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而且本身就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辩证地分析礼义、法令的反面意义，“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于是，老子告诫前来问礼的孔子：“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意思是，你所钻研的多数是古人的东西。可是，古人已经死了，连骨头都烂了，不过剩下那么几句关于礼义和礼制的言论，你不要看得太重。老子还告诫统治者：“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意思是，不要崇尚贤人，使民众不起纷争；不要珍视难得的宝物，使民众不起偷盗之心；不要显现能引起私欲的事物，使民众心绪安宁。老子甚至不惜走极端，告诫统治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另一方面，老子对个体生命喊话，要求社会人复归于婴儿，保持纯真、纯净、淳朴的本性。在老子看来，各种欲望都是人远离婴儿本性后产生的，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力量，使人沉溺于无限的物欲之中难以自拔，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在古代，五色是指青、黄、赤、白、黑；五音是指宫、商、角、徵、羽；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王弼注云：“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聋、盲、爽、狂也。”老子比较自己与众人对待欲望的不同态度，要求人们像他一样，即“如婴儿之未孩”，无知无欲，保持自然本性。“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意思是，众人对欲望都兴高采烈，就像要参加盛大宴席，又如春日登台心旷神怡。我却独自淡泊宁静，没有形迹，就像不知嬉笑的婴儿。落落不群，就像无家可归。众人都感到满足，我却一无所有。众人都各有所用，我独显得无知无能。我是这样的与众不同，是因为我在寻求道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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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所以喜欢婴儿，是因为婴儿柔弱、柔和、柔韧。柔弱是老子经常运用的一个形容词。老子十分看重柔弱这一现象，重视柔弱在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作用。他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意思是，能够洞察深微细小的叫明白，能够保持柔弱的叫坚强。他又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意指柔弱、对立统一是万物生长运行的动力。老子认为，自然界中最柔弱的物质是水，人的生命中最柔弱就是婴儿。老子从本体论研究柔弱，认为柔弱是有生命力的表现。婴儿刚出生时，手臂粉嫩、小腿柔软，看起来柔弱无比，却能一天天地茁壮成长。“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所以说坚强的属于没有生命力的一类，柔弱的属于有生命力的一类。老子辩证分析柔弱，认为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子重要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不要自逞刚强、自遗其咎、自招毁灭。“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意思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纵横出入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穿透没有间隙的东西，我因此知道无为是有益的。老子还以水为例，阐述柔弱的意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柔弱胜刚强不一定符合人们的常识，但就对立面运动转化而言，柔弱的潜力应大于刚强，则是毫无疑义的。老子从人生哲学看待柔弱，认为柔弱是修身的重要环节。“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意思是，精神与身体合一，能够不分离吗？结聚精气而达至柔弱，能纯真像婴儿那样吗？清除内心污垢，使之清澈如镜，能做到没有瑕疵吗？在这里，老子虽然把柔弱作为修身的一个环节，实质上却是用婴儿的意象比喻修身的不同阶段，先是魂魄合一的状态，恰似婴儿处在混沌状态，没有把自己与环境区别开来；次是化刚强为柔弱，就像婴儿那样柔弱和没有杂念；后是内心澄明如镜，没有一点污垢，恰似婴儿的本性自然、天真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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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老子希望人们复归于婴儿，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个体生命在时间上的单向性，决定了生命之路只能向前进，不能往回走，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也是生命的悲剧。但是，人不仅有生理生命，而且有精神生命。人之所以能从自然界脱离出来，是因为人有心灵和情感；之所以能从动物界分离开来，是因为人有精神和文明。生理生命只能有限，精神生命却能永恒，因而人在精神上是能够返璞归真，复归于婴儿的。这就要求人们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要保持婴儿的本真。虽然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远离婴儿状态的过程，但精神上却可以不脱离婴儿本性，那就是坚持做到对人真诚，对事业赤诚，以负责任的态度为人处世，回报社会和家庭。保持婴儿的纯净。虽然在生命过程中会不断碰到名利的诱惑和欲望的陷阱，但精神上却能坚守婴儿的纯净，少私寡欲、清廉自恃、守身如玉，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困，塑造完美的道德品格，强化人格的力量。保持婴儿的柔弱。虽然生命是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但精神上却能追忆留存婴儿的柔弱品格，做人不张扬，做事不高调，虚心向他人学习，在学习中增强能力，提升品质。为人要谦逊宽厚，不争权力、不争地位、不争功名、不争利益，始终坚守平常心和平和心态。人如果能在精神上复归于婴儿，那就有可能实现生命的超越，即个体生命虽然会消亡，但个体生命建立的事业、提出的思想、创造的作品不会随之消亡，有的甚至会流芳百世。所以，还是老子智慧，他说：“死而不亡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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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圣人：智慧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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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传统社会崇拜的理想人格。依据于《周易》研究，圣人概念应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是中国古代描述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典籍，其基本原理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为阴、阳，四象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八卦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和天下万象。比较而言，《易经》比《易传》更为古老，《易传》比《易经》更重视圣人，《易经》是古代先民占卜之书，《易传》是对《易经》的哲学解释。《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源头活水，相传由伏羲创立，经周文王演绎，成书于殷末周初。《易经》有君子的概念，出现了20次，但没有圣人概念。《易传》由“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而为之传”，是儒家最基本的典籍，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易传》既有君子概念，出现了90余次，又有圣人概念，出现了37次。由此可见，圣人概念有一个发展过程，春秋战国之前并不普及，只是在诸子百家争鸣过程中被广泛地使用，逐步形成了传统文化的“圣人崇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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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一向不是为了知识而求知识，而是为了做人而探寻做人的道理。孔子思想本身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即使像老子哲学那样玄妙神思，深究起来，其本意仍在于人生，为了求得一个理想人格。孔子和老子都尊崇圣人人格，但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孔子是面热心冷，他憧憬圣人是毫无疑问的，但很少谈及圣人，更没有直言圣人的具体品格。《论语》一书“圣人”“圣者”“圣”的概念仅出现过六次，更多的是使用“君子”一词，达到一百余次。因此，与其说圣人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倒不如说君子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在孔子那里，圣人是一个集中了各种伦理道德标准的理想人物，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人们可以效仿，但很难做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即使像尧舜那样，也没有达到圣人的要求。于是，孔子提出君子人格，认为君子是既理想又现实的人格。老子是面冷心热。某种意义上说，老子对圣的含义是反感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抛弃所谓的学问，就能无忧无虑。但是，老子又是绝对尊崇圣人的，据任继愈先生《老子新译》索引条目统计，直接论及“圣人”的章节达26章31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老子的面冷心热，实质是对待“圣”字理解的差别。老子冷对的是聪明意义上的“圣”字，热心的是作为智慧意义的“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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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孔子与老子理想人格的差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老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两者差异既有形式又有内容。首先，两者的思想基础不同。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君子不过是仁的人格载体，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道”，圣人不过是道的人格载体。君子这一既理想又现实的人格，反映了孔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圣人这一形而上的理想人格，反映了老子对终极意义上的人生价值的探索和反思。而且，孔子与老子对待仁的态度相距甚大，以至反之。孔子推崇仁、赞美仁，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老子却反对仁、贬低仁，“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然，老子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突出事物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仁义”“慧智”“孝慈”“忠臣”的反面意义。同时，两者的辩证思维不同。孔子的思想体系缺乏辩证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孔子的君子人格却充满着辩证因素，它有对立面，那就是小人，《论语》一书大多把君子与小人相提并论。老子是辩证法大师，他都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问题并论证观点。但是，老子的圣人却没有反义词，更没有对立的概念和形象。此外，两者的具体形象不同，《论语》一书多次提到具体的君子或圣人形象，譬如尧、舜、周公等历史人物，而《老子》一书没有一处提到过具体的圣人形象。更重要的是，孔子的君子是单一取向的人格，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道德人格，而老子的圣人却是多元的立体的人格，既是智慧的化身，又是政治的偶像，还是道德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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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圣人，首先是哲学家，这是有智慧的表现。所谓智慧，是人类基于神经器官的一种高级综合能力。智慧与知识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也不是正相关关系。有智慧的人未必就是知识多的人，知识多的人未必就是智慧高的人。智慧不在于拥有多少知识，而在于能够洞察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个体生命的规律和终极目标。老子十分睿智地看到知识与智慧的差异，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老子看来，获取知识与获取智慧的途径是不同的，知识可以通过学习逐步积累，不断增加，日渐丰富；智慧只能通过抛弃成见，祛除心灵魔障，超越于耳闻目见，以直观内省的方式去体悟。老子认为，成见抛弃得越干净，心魔祛除得越彻底，才能获取更多的智慧，即“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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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同一，是老子之圣人的基本特征。老子之圣人形象是以道的标准来设计的，圣人承载着道的全部信息。在老子看来，圣人与道是同一的，《老子》一书多次将圣人与天地并称。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仁是指无所偏爱、公正无私的运行法则，强调道的自然属性，没有人格化特征和色彩，因而不是相对于儒家的“仁”而言的。这段话把天地和圣人都看成是道的体现者，大意是，天地对待万物没有私爱，同等地听任万物由于季节环境等条件变化而生长死亡；圣人对于百姓没有私爱，任凭百姓由于年龄体质和生活顺逆等条件变化而生长死亡。第七十七章指出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差异，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当时社会的人之道是逆天行事，只有利于富者而有损于贫者。“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老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效法并顺应天之道。最后一章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段话不仅辩证地指出信与美、善与辩、知与博的关系，而且肯定了圣人“不积”和“不争”的美德。“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是，圣人不聚积财物，施利于别人，自己却更富有；给予别人，自己却更丰富。这是一种多么伟大高贵的品格。更重要的是，《老子》一书最后一句话直接把天与圣人、天之道与圣人之道等同起来，这说明老子创建圣人这一理想人格，其终极目标是要使人的生命本性顺乎道之本性，从而达到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老子之道是形而上的抽象，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物件，人的感官无法直接察觉，即如老子自己所说的恍兮惚兮，“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之圣人作为道的化身，也是恍兮惚兮，“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善为士者即得道之士，可与圣人同义。意思是，古代之圣人，幽微精妙深奥通达，深邃得难以认识。正因为他难以认识，只能勉强加以描述：迟疑不决啊，就像寒冬赤脚蹚河；心怀畏惧啊，如同强敌在四邻；恭敬严肃啊，仿佛出外去做客；顺应潮流啊，恰似春来冰融释；敦厚诚实啊，就像朴材未经雕琢；襟怀宽阔啊，就像空旷的山谷；浑厚含蓄啊，就像浊流盈江河。这是老子唯一的一次为他心目中的圣人画像。和老子之道一样，圣人玄秘莫测，常人难以企及，具有抽象性和理想化、神秘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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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道同在，是老子之圣人的重要特征。虽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圣人与道是同一的，但是，圣人与道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后，就产生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区隔。主体和精神可以无限地趋近客体和物质，却不能做到完全的同一，这是人的局限，也是人不可抗拒的宿命。在老子看来，道是世界本体、万物之源，具有根本性和原初性，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认为，道看似空虚无形、幽隐难见，却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由道化生，受道支配。人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万物与道的关系。在人与道的关系链条中有着很长的距离，间隔着天与地等更重要的环节，“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王”为人，即“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有的版本改“王”为“人”；王弼对“法”注云：“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由此可见，人对道之本性的认识和把握，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需要一系列中介环节。只有中介环节通达顺畅，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道之本性。当然，人与道的关系并不在于联系链条的长短，而在于人与人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关键是能否识道、悟道、用道。那些能够识道、悟道、用道的人，就是圣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实践的前提。在老子看来，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他具有高超的认知能力和悟道能力。老子把道规定为认识的最高对象，能够认识和把握道之本性的，只有圣人。圣人是能够真正认识和把握道的唯一主体，一般人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道之本性。老子把一般人甚至包括有品行、有知识的人，对待道的态度区分为三种情况，即“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老子并不否定下士的讥笑，反而认为下士的讥笑衬托着道的高远深奥，“不笑不足以为道”。意思是，不被人笑话就不足以称为道了。老子认为，圣人悟道的方式不是一般人的认知方式，而是“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意思是，圣人不出门就知道天下事；不看窗外就知道宇宙万物之道。出门走得越远，所知道的就越少。所以圣人不用去做就能知道，不用去看就能明了，无所作为就有所成就。这段话似乎与常识不符，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人必须走出门去，到生活和实践中学习知识、认识事物。但是，常识不是真理，这正如知识不等于智慧一样。具备常识，享有知识，可能在物质世界中有所帮助，但在精神世界里，并不一定能洞见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老子倡导的是一种统而观之、融会贯通的认识能力，“致虚极，守静笃”，就是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保持心灵的空寂和宁静，才能真正认识道之本性和规律。这是一种内在直观自省的方式，它追求的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精神的觉悟，不是博学的境界，而是悟道的人生。只有这种认知方式，才能认识道、体悟道、把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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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同行，是老子之圣人的主要特征。尽管《老子》一书描述的圣人形象是恍兮惚兮、深不可识，但是，圣人寄托着老子全部的哲学思辨和理性抽象。老子之圣人不仅是最深刻的悟道者，而且是最真诚的用道者，“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意思是，圣人的行为，只有遵循道之本性和规律。那么，圣人怎样用道呢？人生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甚至有更多的欲望，古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无论是人生的需求，还是人生的欲望，无论是长命百岁，还是千年忧虑，归根结底只有内外两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是庄子首创，《庄子·天下》曰：“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后世虽然认为这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却渗透着道家和儒家的共同人生理想。老子的圣人、孔子的君子，都附注老子和孔子的人生思考和政治理想。内圣是人生思考，外王是政治理想。《老子》一书用“一”字概述了圣人内圣外王的用道途径。“一”是老子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经常指称作为万物统一根源的道。在内圣方面，第二十二章作了全面阐述，强调了“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意思是，圣人坚守道之本性，作为天下的范式。在这一章里，老子首先从六个方面阐明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充满了辩证法，即“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继之论述了柔弱、谦虚、退让的内圣主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意思是，圣人不自我表现，所以是非分明；不自以为是，所以声名昭彰；不自我夸耀，所以能建立功勋；不自高自大，所以能领导人。正因为圣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竞争。最后又强调“曲则全”事例，证明圣人守道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在外王方面，第三十九章有着全面阐述，强调“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意思是，侯王能够悟道用道，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王和准则。在这一章里，老子首先说明道的作用，它是万物存在的依据，是天地、神明、溪谷乃至侯王赖以保全的依据，即“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继之提出告诫，论述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道理，“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为贞将恐蹶”。意思是，就极端情况而言，天不能保持清明，难免要崩裂；地不能保持宁静，难免要震溃；神不能保持灵妙，难免要消失；河谷不能保持充盈，难免要涸竭；万物不能保持生长，难免要绝灭；侯王不能保持清静，难免要颠覆。接着指出圣人外王的途径，还是要谦虚、处下和朴实，“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最后说：“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意思是，追求过多的声誉就会失去声誉，所以圣人不愿像玉那样精美，宁可像石头一样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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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智慧以及运用智慧也可以是自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要件，自我在应用和发展智慧的过程中得以表达。因此，智慧不仅是实现其他目的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人生及自我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8]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智慧的论断观照老子之圣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人生需要智慧地生活。所谓智慧生活，首先，要学习智慧，也就是学习哲学。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依靠理论论证和逻辑分析回答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终极性问题。不同的哲学认知、不同的哲学修养，会产生不同的世界图景。因此，智慧生活的基础，就是要通过学习哲学和人生体悟，洞察和把握万物之本质和运行规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保持平衡心态和宁静生活。同时，要践行智慧。一方面是内圣，用智慧指导修身养性，改造主观世界。要培育无私之心，保有寡欲之态，对待物质，温饱满足之后，不再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和乐趣；对待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温饱满足之后，着力追求精神的富有和充溢，让精神成为生活的主要乐趣。另一方面是外王，用智慧来指导工作实践，改造客观世界。要把握事物本质，顺应自身规律，在客体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是不要作为，而是不要妄为和乱作为；在主体与客体互动中，主体第一位的任务不是改造客体，而是适应客体，然后在客体的发展变化中留下主体的印迹，从而像老子之圣人那样，“无为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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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哲学 老子之圣人：治国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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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繁体字为“聖”，《说文》认为：“聖，通也，从耳呈声。”意思是，圣即通晓事理，耳朵听明白了，口头能够表达出来。词典解释，圣人是“旧时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顾颉刚认为，圣的观念和字义有一个演变过程。从语源学分析，圣最初的意义非常简单，只是聪明人的意思，圣人也只是对聪明人的一个普遍称呼，没有什么玄妙的深意，也没有崇高的含义。[9]圣和圣人所具有的各种崇高和神秘的意义，完全是后人一次又一次地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去的。春秋战国是圣人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天下大乱，“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面对如此乱局，人们普遍希望出现一个伟大人物来收拾乱局，确保社会安定和宁静。于是，人们对这一伟大人物的期许和想象，经由诸子百家提炼升华，逐步内聚于圣人这一概念。圣人由此变得高大而神秘，圣人崇拜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可见，圣人概念的变革，圣人崇拜的产生，首先是政治的需要，为了治国平天下。老子思想玄而又玄，也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不可能不关心政治。某种意义上说，老子思想的实质是政治而非哲学，老子学说是服务于君王的统治。汉初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诸子百家学说，认为道家理论是最有价值的政治学说，实质就是“君人南面之术”，即帝王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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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南面之术，涉及古代的房屋建筑和风水理论。我们祖先建造房屋，无论是统治者的宫殿还是老百姓的住宅，都是坐北朝南，认为风水好，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风。由于房屋的朝向，尊长大半坐在正中，面向南方，卑弱自然面向北方，由此形成了“南面”与“北面”的名称，逐步演变成人君的南面之术，即指统治者如何驾驭群臣、管理百姓的办法和权术。研究分析诸子百家的政治学说，虽然思想观点和学派内容差异很大，但期待出现一个圣人来结束春秋乱局，实现大一统，则是一致的要求；虽然关于圣人的观念和内涵差异很大，但圣人必须掌握南面之术，具备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则是一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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