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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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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类情怀与政治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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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于人的理解，一直是视之为“能群”的存在。这在荀子中表达的最为系统和明显，此种“能群”的能力把人和动物区别了开来，并使人成为天地的中心。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种理解当然是开始于孔子。我们通过阅读《论语》得到的孔子印象，一直是突出自己“人”的身份，并认为“人”在“群”才能获得安顿。这在和当时隐者的对比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微子》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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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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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的发生，应该是在孔子周游列国时由陈适蔡的途中。长沮、桀溺显然不是一般的耕者，他们应该就是所谓的隐者，因为对于政治的失望，所以采取避世的方式而生存。对于他们来说，道之不行乃是确定不过的事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无论到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既然如此，与其心存侥幸选择如孔子般周流列国式的避人，还不如更彻底些的避世。在这个充满着污浊的人的世界中推行其道是不可能的，而流浪式的寻求不过是个悖论。在这段话中，隐者区别了避人和避世两种不同的躲避。所谓避人，是指由于对某个人的失望因此对他采取躲避的姿态，但与此同时，还对另外的人抱有期望。而避世则是基于对此世界的绝望因此选择彻底的离群索居生活。孔子在列国的周游就是典型的避人的例子，失望地离开一个国家，又怀抱着希望抵达另一个国度。对于隐者来说，期望着遇到一个好的君主并且得君行道不过是一场梦，一旦认识到此，就会发现最好的生活方式一定是避世而不是避人。忘记人群，忘记政治，忘记世界，过一种如后来《庄子》所说的“同与鸟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生活。但是对于孔子来说，这是永远不能接受的。一个绕不过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如果“群”是人的本质和命运，那么离群索居的生活就和真正的人无关。生存始终而且必须是在人群中的生存，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和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每个人正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与鸟兽的关系中确认着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说法，具有强烈地确认人的身份的含义。其中虽然包含着“道之不行”的无奈，但更多地是一种坚定和信念。与此相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说法不过是瞬间的感受。在此感受背后的，埋藏的则是深刻的人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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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长》篇曾经记载了让读者直接了解孔子心志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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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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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由子路和颜回的言志开始，引出孔子的想法。三者所说虽然不同，但其中包含着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对他人存在的承认和关切。对于尚勇的子路来说，是和朋友在财物上的分享，体现着其一贯的侠义之风。比较起来，颜回由于更关注他人的感受，因此表现为在自律方面的强调。孔子更进一步，他希望能够帮助安顿他人的生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语虽平实，但其中充满的却是孔子的人类情怀，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人的使命和责任。作为群的存在，人的生存不仅仅是孤立的，而是和他人之间有着内在和本质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人不能仅仅是自为的，必须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本质联系，并在生活中确认这种联系。对他人的安顿就是对自己的安顿，这是一回事。我们再看一段孔子和子路讨论君子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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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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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修己而安人而安百姓，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生命在群之中的展开。君子永远不会满足于单纯的修己，修己只是个开始，承担对于他人责任的开始。修己是指向着安人和安百姓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学》八条目的雏形。八条目的核心，乃是“修身为本”，而修身的方向，则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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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君子的这种理解，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孔子和儒家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孔门的教育包含着四科，其中有专门的“政事”一科，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另外的三科——德行、言语和文学——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它们也都是政治世界的一部分。列于政事科的弟子代表是冉有和季路，他们显然具备在此方面的突出能力以及热情。冉有曾经如此表达过自己的志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先进》）孔子对其能力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为“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公冶长》）。果然，冉求一度成为“季氏宰”，负责管理鲁国最重要的公族季氏的政务。子路也出任过卫“蒲大夫”以及“季氏宰”，其志向是“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哂之。”（《先进》）“哂之”是微笑的表情，似乎表示孔子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在《公冶长》中，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也相当肯定子路的政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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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记载弟子及时人的问学，包括诸方面，譬如问政、问仁、问礼、问君子、问士、问孝、问知、问友、问事君、问为邦等等，比较起来，问政的内容几乎是最多的。初步的统计，直接向孔子问过政的就有季康子、子张、子路、子夏、仲弓、子贡、叶公、齐景公等，有的还不只一次。如果把事实上的问政都包括在内，如颜渊的问为邦等，那么这一范围会扩大很多，包括冉有、哀公、定公等。这一事实表明：第一，孔子本身具有丰富的为政知识和政治热情，这才会有时人及弟子的请教；第二，孔门弟子具有强烈的政治冲动；第三，孔子的交游几乎都在政治世界，从这也能看出其关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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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看孔门“仕”的冲动，就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命历程，还是着眼于其思想的范围，我们都可以了解“仕”的紧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孔门的教育，是以出仕为直接目的的。(1)子夏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透露出学和仕之间的密切关系。孔子的一生，一直汲汲以求用，并在中年之后获得过短暂的机会。先是在鲁定公九年成为中都宰，并于次年成为司空和大司寇，相定公与齐夹谷之会。定公十二年，提出堕三都的主张，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孔子在鲁国的仕途由此结束，于定公十三年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周游生活，并在卫国和陈国有过出仕的经历。周游的艰辛和坎坷是很难想象的，畏于匡，伐树于宋，厄于陈蔡之间，即便是出仕的时候，也并不如意。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有过灰心的感受，“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如此的执著呢？下面的记载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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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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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乃是和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在隐者冲击之下对仕展开的新理解。仕不仅仅是通过获得某种政治身份进而参与政治活动，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代表的是对于他人和人类的使命与责任。这是作为一个人尤其是君子必须具有的使命和责任。如隐者般对仕的逃避貌似高洁，实际上却是对于大伦的破坏，因此也是对于生活本质的破坏。在阅读《论语》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孔子并不是一个故作清高的人，并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污浊就拒绝进入。他甚至把自己比做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虽然有出仕的原则，但出仕的热情有时候也难免会引起他人甚至弟子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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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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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山弗扰乃季氏私邑费之宰，其叛乱之事见载于《左传·定公八年》。一个叛臣的见召竟然让孔子动心，这引起了子路的强烈不满。孔子对此的辩护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关心的只是实现自己的理想，经常感受到的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冲动。这种冲动甚至会让他愿意和并不美好的现实之间实现妥协。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另外的一个场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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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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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肸乃晋范氏之臣，鲁定公十三年，赵氏攻范氏中行氏，迫其出奔。佛肸以中牟叛赵氏，召孔子。落寞的孔子同样地为之心动，这种心动可以看作是道想要把自身落实到现实世界之中的冲动。也同样是子路，阻止了孔子的这种冲动。的确，怀抱着要把善落实到人间的想法，却为了一个不善的人出仕，似乎是很矛盾的举动。但是，孔子太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身了，他不愿意成为一个“系而不食”的匏瓜，孤悬在这个世界之上。他想落实，把道落实到这个世界，把理想落实到自己现实的生命中。因此，他的某些举动在他人看来也许显得过于迫切，《宪问》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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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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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熟悉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教导，但是在微生亩的眼中，孔子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依靠着甜言蜜语（为佞）来寻找出仕的机会。孔子的辩护看起来是没有力量的，“疾固也”，即追求变通，在某些人看来也许就是不择手段的投机。与此相关的最著名的事件当然是“子见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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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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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史记·孔子世家》有很详细的记载。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有淫行，但很受灵公的宠爱。欲见孔子，孔子不能辞，不得已而见之。无论如何，这次会见被看作是孔子想要通过“走后门”的方式以求出仕的行为。又是忠实的弟子子路，对此表现了强烈的不满，甚至是谴责。孔子则通过发誓的方式来澄清自己的心志。如我们知道的，发誓乃是证明自己的最后手段，读者可以想象孔子当时所受到的巨大压力。从这种压力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孔子生命中的矛盾：行道的热切愿望和无奈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了，《阳货》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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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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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即阳虎，乃是季氏的家臣，却长期执掌季氏的政事。《左传·定公五年》曾经记载其囚季桓子之事，俨然凌驾于主人之上。孔子对此人，尚需虚与委蛇，表达欲仕的想法，其他更可想而知。实际的政治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是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对此，孔门政事科的弟子冉有和子路应该有更多真切的感受。在孔子弟子中，冉有被孔子批评的次数是最多的。《论语》中就有若千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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