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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节 士、君子与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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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对于古代文化意义的重新理解，孔门对早前一些表示身份的称谓也进行了新的诠释，并将它们转化为儒家道德生命的载体。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主要称谓是士和君子，同时也会提到圣人，以见孔门及儒家对于生命的理解，以及人格生命的几个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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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士说起。从文字学上来看，士的出现应该是很早的事情，甲骨文中就有“士”字。关于士的具体身份，学术界中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在周代，它显然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并且有上士、中士和下士的区分。他们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的教育。《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制》虽然是汉初的作品，其中“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的说法或许搀杂了后世阴阳家的气息，但所说的教育内容却近于古代的事实，可以和其他的文献相印证。因此，士可以很方便地描述为有知识的低级贵族。在稳定而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身份，并凭借地位与知识参与政治活动，成为大夫甚至更高的官员。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身处贵族底层的他们似乎更容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这种丧失体现为两种相反的趋势，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和他们拥有的知识及技能一起，降入庶人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说法的出现。《谷梁传·成公元年》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我们当然不必完全相信成公时期或者更早就已经有了四民的区分或者说法，因为《谷梁传》的写成应该是在汉代初年的事情。但是从《管子·小匡》也有类似的说法来看，士、农、工、商的区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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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力图还原孔子时代“士”的角色，基本上可以把其定位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下可以为民，上可以居官。此时人们对于士的一般理解主要仍与地位有关，《论语》中也还有以士与大夫相提并论的例子。“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在这种并列的语境中，士显然与大夫一样，更多地是突出其身份和地位的意义。《史记·孔子世家》曾经记载孔子的一个尴尬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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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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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事实上是“大夫之后”，但由于出身的争议和少也贱的现实，或许并没有得到当时贵族的承认。阳虎以孔子不具有士的身份来排斥孔子，主要地还是出于地位的考虑，与学问和德行无关。但在孔门关于士的讨论中，德行和政事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子路》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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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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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提问，而是对于士的重新理解。在子贡的持续提问之下，孔子把士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理想的士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由于子贡于孔门属言语科，善为说辞，出仕时主要承担外交的工作，所以孔子此说应该有很强的针对性。行己有耻偏重在德行，不辱君命着重在政事，士应该是在这两方面都很突出的人。其次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如果没有出仕的机会，那么在宗族和乡党也该表现出为人称道的德行。再其次是“言必信，行必果”，虽然以“硁硁然小人哉”称之，(11)但其执著有可取之处，仍然可以被归于“士”。至于“今之从政者”更在此后，不足称道。同样在《子路》篇中，还记载着子路有关士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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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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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集注》引胡氏曰：“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怡怡，和悦也。”子路好勇，故孔子以其所不足且可以成就之者言之，于朋友诚恳，于兄弟和乐，则可以为士。应该指出的是，这显然不是关于士的定义，而是孔子因材施教，随处成就的例证。但其论士偏重在德行，却是一贯的。这在《论语》中所记一些有关“士”的文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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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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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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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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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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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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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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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例子可知，“士”的内涵确实是孔子及其弟子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论语》中，士已经不仅仅是表示外在身份的一个名词，我们尤其通过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可以了解到，儒家力图把士和一般的从政者区别开来，这显然与士作为潜在的从政者的角色有关。从整体上来说，儒家希望塑造一个道德的政治，士的重新理解就是此种道德政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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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对于君子意义的讨论是孔门更加热心的内容。狄百瑞甚至认为这就是《论语》的中心。虽然《论语》作为一部语录和轶事的集子看起来缺乏系统的结构，叙述也颇为游离，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具备自身的焦点——君子。从君子入手十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论语》。《论语》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在于它阐释了一套哲学或者思想体系，而是在于它通过孔子展现了一个动人的君子形象。(12)如学者们普遍承认的，在春秋时代以前，君子主要是一个表达身份和地位的称呼，基本上是指贵族而言。但在孔门之中，它却主要从道德的方面进行了理解。此词在《论语》中共出现106次，贯穿于全书的始终。(13)关于该书使用君子一词的意义，朱熹曾经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君子，成德之名”(14)。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学者们几乎都承认，正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促成了“君子”意义从身份到成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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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词汇主要是小人。《论语》中多有君子与小人对举的例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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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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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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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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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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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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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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