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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早期儒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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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孔子弟子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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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的分化于孔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这种分化和各自不同的气质及偏好有关，或者也和所闻于夫子者不同有关。但由于孔子的存在，这种分化还不是那么突出。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为之服丧三年，儒者团体仍然在对老师的哀思中保持着它的存在，但是其凝聚力显然在降低。大概是为了维护这个团体的需要，子游等曾经提出奉有子为师的主张，却遭到曾子等的反对。《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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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对，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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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熹的解释，所谓有若似圣人，是指“言行气象有似之者”（《孟子集注·滕文公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有若“状似孔子”，大概不仅指相貌而言。《论语》首篇在记载孔子之言后，第二章就是有子的话，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不知道是否有表明身份的意义。其后又有两章记载有子的话，其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一段非常著名。此外，《论语》中所记有子的言行并不多，《颜渊》篇有如下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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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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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哀公之言可谓掷地有声，确能够体现儒者的精神。后来孟子对有子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可，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并引有若的话来证明其“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的说法。《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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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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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看来是很得要旨的，因此他在孔门晚期弟子中确具有比较大的威信。因此，为了维持儒者团体的存在，奉之为师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史记·弟子列传》云：“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曾子提到的理由当然也是可以成立的，弟子中没有人可以和孔子分庭抗礼，这是包括有若在内的所有人的共识。但关键不在这里，对于子游们来说，他们需要的也许是一个凝聚的标志。但曾子等的反对让这个想法无法继续实行，有子很快就丧失了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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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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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颇有些戏剧化的内容，不大像是历史的真实，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明确的，那就是儒者团体无法接受孔子之外的任何一个人作为他们的领袖。这样的结果就是儒家内部分化的加剧。其实，在孔子诸弟子中，曾子和有子的冲突是有据可察的。《礼记·檀弓上》曾经有如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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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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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参也鲁”的评价来看，曾子并不是弟子中聪明秀出的人。这段话似乎也能证明此点，曾子不能够辨别夫子所说的乃是有为之言，不足以为通论。有子很确定地说曾子所闻于孔子的话非君子之言，子游也明确地支持有子，并且说“有子之言似夫子”。这种记载也许显示着儒者团体内部不同的思想倾向，最低限度则是某种人际关系亲疏的反映。《檀弓下》还有一段有关曾子和有子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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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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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晏子是否知礼的问题，曾子和有子也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认识。这样的一些资料足以说明曾子和有子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这很可能是曾子不能接受有子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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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孔子死后弟子分散在不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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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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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很多居鲁的弟子没有被提到。弟子的分散客观上加速了儒者的分化，形成了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后来的墨家，就离为三派。《韩非子·显学》篇记载：“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篇也提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法家内部也形成了重法的商鞅、重术的申不害以及重势的慎到三派。在我们归之于道家的学者中，《庄子·天下》篇也区分出不同的派别，一派是彭蒙、田骈和慎到，一派是关尹、老聃，另一派是庄周。战国末年的韩非总结儒家的分化，有“儒分为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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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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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八派的说法需要做些补充的说明，首先，八派并非是共时性的关系，而是包括了春秋末期到战国后期几百年间的儒者，如其中子张、颜氏（回）、漆雕氏都属于孔子弟子，子思则是孔子之孙，孟氏指孟子，孙氏则指荀子。其次，在孟子和荀子中提到的有很大影响的子游氏之儒和子夏氏之儒并没有被提到，此外，在后来的道统说中有重要地位的曾子，以及荀子非常推崇的子弓也付诸阙如。所以，儒分为八的说法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儒家内部的分化和丰富性，但对此说却不必过分地执著，以为儒家只有这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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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曾子及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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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名参，孔子弟子”，可知曾子或曾子的学派有著作传世。《隋志》、《旧唐志》、《新唐志》中都记载有《曾子》一书，作二卷，《隋志》中还提到有《目》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曾子》二卷共十篇，从这来看，《隋志》等所记和《汉志》提到的《曾子》应该有所不同。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出现重新编辑的情形，导致篇卷数目的差异，甚至内容的某些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如大家熟知的《孟子》就是如此。《汉志》中记载《孟子》十一篇，到了《隋志》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孟子》有赵岐注的十四卷本，还有郑玄和刘熙注的七卷本，很明显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孟子》七篇的规模。《曾子》大概也是同样的情形。与《孟子》不同的是，学者一般肯定《孟子》七篇是孟子和弟子所作，如司马迁所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对于《曾子》，则无法确定其与曾子本人的关系，甚至无法确定其具体的内容。今传《大戴礼记》中有与曾子有关的十篇，宋王应麟和高似孙说就是《曾子》十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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