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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八章 白虎观经学会议与《白虎通》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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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与西汉由黄老到儒家的治国方略不同，东汉光武帝立国“退功臣而进文吏”，(1)光武本人即是太学生，“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2)而帮他登基立业的“中兴”二十八将，近半数有经术文化的背景。这样的情形，使得刘秀在政权稳固后自述其治理策略时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3)因此，东汉政治可以说是自觉与儒学匹合的政治，儒生们也当然乐意在这样的政权中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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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第四子明帝刘庄，十岁便通《春秋》，又从经学大师桓荣学《尚书》，其为政虽然深于法度，但对当世大儒却秉持儒家之仪。桓荣八十多岁，年老多病，明帝多次亲至其家问候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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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章帝刘炟的时候，他“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简”，并且“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5)其实，章帝本人有极好的经学素养，当时很多今古文经学名儒都曾为其讲授各自所长。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帝对古文大师贾逵恩信有加，以致“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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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汉武帝尊儒到光武崇儒的近两百年间，作为经学载体的章句，也发展至繁琐不堪。于是，皇帝和儒者们又不得不为减省章句而劳精费神。王莽时期，“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7)光武帝和明帝两朝都有减省章句以“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的企图。(8)同时，谶纬在社会政治运作中越来越有影响地发生效用，今古文经学合流也渐成大势。所有这些，使得章帝政权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保证经典和经术本身的纯正性和权威性。于是，汉帝国第三次儒学会议——白虎观会议就应运而生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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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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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建初四年（79），贾逵、班固等人上表，认为正在坐狱的杨终深通《春秋》，不宜久拘，杨终同时也上表自辩无罪。于是，杨终不仅出狱，还做了议郎。不久，他便上疏章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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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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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即位后的前二年，天灾不断，叛乱迭出，而当时“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11)到了第三年，叛乱被平定之后，班超也击溃了匈奴，章帝立窦贵人为皇后。第四年立太子，并重新任命三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章帝之初的社会政治渐趋平稳。而在皇太后马氏崩后，没有多少因素可以妨碍章帝自主作为一番。于是，章帝可以做光武帝和明帝都没有好好做的事——整饬经学，为后世立则。在此大背景下，杨终上表，正中章帝之怀。于是，章帝下诏说明要召开精英会议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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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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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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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的意思很明白：一是继承前两位皇帝的遗志，要为后世立则；二是由于儒学师承太多，章句混乱，不利于学者为学成人。故以孔子为依据，正经义，为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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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议本身的状况看，会议仿照石渠阁会议的形式，主题是议论五经同异、减省章句，参与者是当时的知识和行政精英。会议有两个重要的秘书——魏应和淳于恭，前者负责传达皇帝等提出的问题，后者整理会议记录，而后报告给皇帝。与石渠阁会议不同，白虎观会议没有评委，那些会上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都得由皇帝裁决（“帝亲称制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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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诸史料，可知白虎观会议参与者的概况，可考的共有十三人。皇室成员有两位：一是章帝本人，素有今古文素养，但偏好古文；(13)另一位是章帝的兄弟，博涉经书的西平王刘羡。(14)今文派的学者有：明《春秋》的议郎杨终，习鲁《诗》的鲁恭、魏应，精欧阳《尚书》的鲁阳乡侯丁鸿（桓荣弟子）、屯骑校尉桓郁（桓荣之子），前者由于学识渊博，辩答聪敏，时人谓之“殿中无双丁孝公”，后者为章帝、和帝师；长于《公羊春秋》的博士李育，善解《严氏春秋》的太常楼望，为明帝师。属古文派的是卫士令贾逵（贾谊的九世孙）和校书郎班固。(15)无派别的是精通《老子》的侍中淳于恭。大概由于淳于恭不沾今古文两边，又是清静之人，(16)章帝才派他做会议记录。另有少府成封，史记其人，未见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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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考详同异，连月乃罢”。(17)而在章帝时期，还曾“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18)由此可见，参加会议的今文家虽多，而古文家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况且，章帝自己也倾向于古文。所有这些，都与《白虎通》的最后成书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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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如石渠阁会议的文本称“议奏”一样，淳于恭所做的会议记录，总谓之《白虎议奏》。按照近人刘师培《白虎通义源流考》一文所论，会议最初的文本，“必条列众说，兼及辩词，临决之后，则有诏制，从违之词，按条分缀。”(19)此即《议奏》最初的可能情态。但为何后人以“通义”名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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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刘师培所论，《议奏》作为会议的初始文本，在东汉是一直存在的。而班固按照章帝“撰集其事”的命令，依据《白虎议奏》整理而成的《白虎通义》，“所有之文，均《议奏》所已著，《通义》之于《议奏》，采择全帙，亦非割裂数卷，裁篇别出。”今见的《白虎通义》，“盖就帝制所可者笔于书，并存之说，援类附著，以礼名为纲，不以经义为区。”之所以名之为“通义”，是因为石渠阁和白虎观会议都是为了“通经释义”，二者均有《通义》之书。又因为《白虎议奏》泯灭，《白虎通义》流传，加上《班固传》中又有“撰集”其书之说，以致后世“歧名孳生”，以《通义》代《议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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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由于《后汉书·班固传》中说：“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20)后人遂以《白虎通德论》为《白虎通义》的别名。刘师培认为这又是一误。在他看来，在《议奏》和《通义》之外，尚有对白虎观会议之事的纪实赞誉之篇，其名为《白虎功德论》，此即《班固传》所言。他说：“建初讲议，汉为殊典，既备称制临决之盛，宜有令德记功之书，故《通义》著其说，《功德论》志其事。”从作者的角度看，“《通义》非一人所成，著《论》乃孟坚之笔。”(21)刘氏之论，虽难以确证，却也不可以之为诬。此特存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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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见的《白虎通义》，共四十四篇（实存四十三，另一篇有辑文），每篇一个主题，一主题下又有若干子问题，共计三百一十四子题，几乎涵盖了整个汉代的思想、社会、政治、礼俗等层面。其编纂方式是：每一问题均主一说（多为今文之说），而后以“一曰”、“或曰”的形式录列他说。(22)清人陈立的《白虎通疏证》，校引详密，是了解《白虎通义》的佳作。本书依陈立《疏证》，以《白虎通》为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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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白虎通》对汉代思想和制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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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立《白虎通疏证》中所校引疏通的情况可知，《白虎通》征引诸经的情况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尚书》有伏生、欧阳、夏侯三家，《诗》主鲁、齐、韩三家，也采《韩诗》和《毛诗》，《春秋》主公羊，也采穀梁、左氏，《礼》采二戴、《周礼》，加上汉人特别重视的《论语》和《孝经》，可谓搜罗殆尽。当然，其中也有大量谶纬内容，且不少是直接引纬书之说为据。在此意义上，用学术的眼光看，《白虎通》是对汉代思想整合的结果；从知识的角度看，它可视为汉代儒学的百科全书；而从社会政治的层面看，它是东汉的“宪法”。下面，我们对其思想面目作大概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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