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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白虎通》对汉代思想和制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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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立《白虎通疏证》中所校引疏通的情况可知，《白虎通》征引诸经的情况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尚书》有伏生、欧阳、夏侯三家，《诗》主鲁、齐、韩三家，也采《韩诗》和《毛诗》，《春秋》主公羊，也采穀梁、左氏，《礼》采二戴、《周礼》，加上汉人特别重视的《论语》和《孝经》，可谓搜罗殆尽。当然，其中也有大量谶纬内容，且不少是直接引纬书之说为据。在此意义上，用学术的眼光看，《白虎通》是对汉代思想整合的结果；从知识的角度看，它可视为汉代儒学的百科全书；而从社会政治的层面看，它是东汉的“宪法”。下面，我们对其思想面目作大概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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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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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秉承古老的五行学说，结合汉代兴起的《公羊》学理论和灾异学说，并大量引用谶纬学说，对天人关系做了综合性的解释，认为五行与人世有密切关联，天人关系在社会政治层面是以祥瑞和灾异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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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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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思想中，天尊地卑是近乎古人的常识，且“天”大多被认为是一种有序的具有规律性的终极权威，董仲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权威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申发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天人感应之说。《白虎通》深得其意，结合古老的“易”说，对天地人做出了新理解。《天地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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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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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不仅有统理之义，也有“正”之义。“天”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物象，相对于地上的万物而言，它的“居高”性既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然的。这种自然而必然的空间特征，经由人经验意识的过滤和反思，自然时空关系中的“高”，变成了天人关系中的“镇”（正）之“理”，而这样居高而“镇”的“理”，即是人道的终极根据。地作为覆载万物的存在，其能覆载的原因在于，它是“元气之所生”。而在“生”的意义上，万物都各有其“生”，即万物都有其“生”的变易过程。终而，“地”被赋予“易”的特质，并成为化育万物的力量源泉。在宇宙发生论上，《天地篇》又引证《易纬·乾凿度》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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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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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在此把《周易》的“生生”之义进一步具象化。在《周易》那里，太极阴阳并不具有形象性。《白虎通》依据《乾凿度》中有关太初、太始、太素不可见闻的“混沌”之义（参见第五章），以清清者为天、浊重者为地的分别之后，乃有在“天”的日月星“三光”，以及组成万物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人作为万物之一，其情性也由五行生出，虽然此间的“汁中”今人已不知其意，但天地人的序列在此明确生成了。按照《白虎通》这里的逻辑，“清浊”是宇宙可分判的“形兆”，则宇宙由此可渐次分别为具有“形兆”之物（包括万物和人类）。这样，有了人，情性、神明、道德、文章自然也随之而有了，世界因此变成了有文化和伦理意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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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行篇》中，《白虎通》构建了一个五行、阴阳、四季、四方、四色、五音、五帝、五神相配的宇宙体系。(25)这样的宇宙不仅有意义，还有了生命力，有了意志，它是人类伦常的参照系。如：“长幼何法？法四时有孟仲季也。”(26)这一表述在《姓名》篇中被明晰化，即：“称号所以有四何？法四时用事先后，长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时长幼曰伯仲叔季也。”凡此之类，都可见天人之学在《白虎通》中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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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行与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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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虎通》的内容看，《五行》篇是其中最为复杂的一篇。《五行》一开篇，即对先秦的五行学说作了自己的解释。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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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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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把“行”解释为“为天行气”，可视为《白虎通》对先秦阴阳五行说的一种理解，但以人事的尊卑来反证五行尊天的逻辑，看起来总是不合常理的。这样的看似“不合常理”正是谶纬学说的思维方式。由于人世一切的终极之“理”都在天，但对于无边无际的“天”的直接认知，对古人来说往往无从开始。这样，从贴近自身的“人道”来反推“天道”，倒不失为认知天道的简要方式。所以，人世有尊卑之分，天道必然也有尊卑之理。所应注意的是，这看起来是循环论证的思维方式里，暗含了一个预设前提——天能“镇”（正）人，则人必可知天。否则，人何以调适自己去遵循天道呢？的确，这是一种循环论证的方法。这种天人关系的神秘处大概也就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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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五行》篇继续论证五行与四方的关系是五行配四方。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而万物始生；火在南方，南方者阳气用事而万物变化；金在西方，阴始起而万物禁止；土在中央主吐含万物。(28)《五行》篇认为，这样的关系逻辑基于一种自然的也是经验的认知，即《乐记》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土之所以居于中央，是因为它有无私孕育万物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一直是以“土德”自况，《易纬·乾凿度》又以“土”为“智”，统领“仁义礼信”，(29)这可能是《白虎通》以“土”居中央的思想渊源之一。故其引《春秋纬·元命苞》说：“土五位而道在，故大一不兴化，人主不任部职。”(30)很显然，这是为君主之尊贵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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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五行是否有性质上的不同，它们与人世的关系如何呢？《五行》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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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阳也，尊，故上；水者，阴也，卑，故下；木者少阳，金者少阴，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从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不嫌清浊为万物。(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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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热的，与阳有意义关联；水是凉的，与阴有相通之义；木可曲直，金可锻造，它们有中和之性，可以为人所用而为器；土者孕育万物而不辞清浊，有容乃大。就这样，《白虎通》通过直观经验，赋予五行以阴、阳、中和、孕育万物的内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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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五行》篇对五行的相互关系展开论证。承续先秦思想中的五行相生逻辑，《五行》篇认为五行“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32)五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另一方面，《五行》篇认为，与众胜寡、精胜坚、刚胜柔、专胜散、实胜虚的“天地之性”相匹配的是，五行也有相害（相胜）的一面，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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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天人”相应的逻辑，《白虎通》依据阴阳盛衰之理，认为五行之性及其相互关系，与人世间的情境有着相通处。比如，火阳是君之象，水阴是臣之义，则臣所以胜其君是因为君是无道之君，必然要被众臣所害，纣王的下场即是证明；再如，善善及子孙与春生待夏复长的道理相通，恶恶止其身与秋煞不待冬的道理一样，至于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则更是地顺天之理的人伦折射。最终，《白虎通》说，明王先赏而后罚的儒家治国方略，与大自然中四时先生而后煞的“道”是息息相通的。此即“明王先赏后罚何法？法四时先生后煞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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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白虎通》通过经验直观的方式，把五行及其相生相克之理与人世间的种种关系之理联系起来了。五行因此不仅是自然之道，更是人世之理。在此意义上，五行学说是《白虎通》天人关系思想的基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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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白虎通》中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最终是以“质文”之说来体现的。《三正》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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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质性，后乃有文章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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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真正能够治理好人世的君主，必须先通天道，而后通过各种途径慢慢化育它，最终以各种“文”（礼制等规范系统）呈现于人世，并以此作为治理人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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