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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一章 汉末官方儒学的衰败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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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对汉末社会动荡的原因分析，几乎集中在东汉多幼主、豪族兴盛、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等层面。如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据史书而梳理出“两汉外戚之祸”、“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四世三公”、“东汉宦官之害民”、“汉末诸臣劾治宦官”等条目，证说汉末之乱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境况。在这些因素之外，诸如自然灾害及其持续影响，光武建国多依豪族，儒学及其功能衰败等原因也不容忽视。史学研究表明，东汉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在公元100年以后。(1)进一步地，由天灾带来的“人祸”，最直接的便是民生凋敝、流民增加，终而引发叛乱；间接的则是贫民变成奴婢与佃客，同时豪强也因应对这些变故而会相互提携或斗争，并与中央和地方权力层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2)最终，一统的东汉帝国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打击下，滑入分崩离析的深渊，儒学因此也衰而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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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清、浊二流的斗争与官方儒学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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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的历史演进表明：西汉的三公九卿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帝国的有序运行，即便是宣帝前中期霍光专权时，作为帝国管理核心层的九卿和郡守却是整个汉代表现最优秀的。而自西汉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窃权干政，东汉光武帝过度优待功臣后，帝国的权力核心层就开始慢慢发生重大变异。再经过近百年的演变，终于引发皇帝、外戚、宦官、豪族、士人都参与其中的绵延不断的权力争夺。在此过程中，东汉中后期社会政治层面逐步形成潜在的清流和浊流的分野。(3)大致而言，浊流以外戚、宦官为主体，皇帝和部分豪族附着其中；清流以儒生为主体，少数外戚和部分豪族也参与其中。浊流以争权贪利为事，清流以救弊匡世为务。而就官方儒学而言，当国家和社会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时，清流因为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其言行的重心不得不转向政治斗争，清流中的儒者因此也不可能像明帝、章帝时期的儒者那样，致力于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又因为“党锢”使得“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4)则原来那些担负着儒学传播和发展重任的儒者，要么惨遭废锢，要么退隐，要么与浊流同污，官方儒学因此也失去了支撑的基础，其衰败则是自然而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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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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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汉帝国而言，西汉何以强盛，东汉所以衰败，除了经济因素外，制度和社会力量因素也颇为重要，贺昌群在审视汉唐经济发展(5)和政治制度演变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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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治之隆，多由政治机构之优良，中央权在三公，尤尊宰相，地方则重太守，而整饬官邪，分别黑白所凭藉之法制，则有时以经义之判断代替之，盖两汉去古未远，制度风俗于经义为近，故颇近于王道。提高监司之权以督察之，故汉法严，近于霸道。内外相维，大小相统，其九卿制度，复能异官通职，此汉代政制之特色也。然天下之纲纪，非徒以其名，其实在，其名虽易，纲纪存焉。名数易而权数移，移之有得有失，而论者举而归其功过于名，夫岂其名哉！操之者之失其实，则末由治矣。大抵此种特色之维系，由于西汉上多英断之主，下多刚毅之臣，迄于东汉，虽不乏继体守文之君，然皆小心谨畏，蒙业而安，加以权臣阉官之势日张，虽无暴君，但有庸主，故终不能维系之不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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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东汉状况，即是指东汉帝国权力阶层的名不副实。先看最高权力——皇权的演变情形，列表（表十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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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东汉中后期皇帝即位、死亡年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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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表数据综合《后汉书》各帝纪及《二十二史劄记》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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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显现的即是史家所说的东汉多幼主。参诸史籍，有以下史实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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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皇位更替时，继位者多非前皇帝的嫡子，即“外藩入继”。此种情形在西汉末已显现，即“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7)到了东汉，皇后多未生子，明帝九子、章帝八子皆非皇后所生。如章帝母为贾贵人，和帝母为梁贵人。安帝的阴后和邓后均未生子女，顺帝母李贵人又被阎后毒死。顺帝的梁后也未生子，其独子即位不久又被梁冀毒杀。质帝、桓帝无子，灵帝长子辩在位不久为董卓所弑，次子协即献帝。这种最高权力的无序更迭，必然引发帝国权力核心层的频繁变动，政局不稳自是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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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皇位更替时，继位者的选择权多在外戚手中，即外戚僭政。范晔对此议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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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按李贤注：四帝，安、质、桓、灵也。六后，窦、邓、阎、梁、窦、何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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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后汉书》中的纪、传可知，这些外戚分别来自南阳新野（阴氏、邓氏）、西北扶风茂陵（马氏、梁氏）和平陵（窦氏），他们或为地方豪强，或是前代世家。在公元168年前，东汉的十一名皇后中有九位出自他们之中，而六名大将军中他们也占了五名。(9)值得指出的是，质帝被梁冀毒死后，后继的桓帝为梁氏所立。建和元年（147），桓帝封梁冀之弟梁不疑、梁蒙以及梁冀之子梁胤为侯，各食邑万户。而梁冀妹妹梁女莹被立为皇后，梁妻孙寿也被封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于是，梁冀“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更有甚者，梁冀“每朝会，与三公绝席”，而“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就这样，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以“跋扈将军”梁冀为代表的梁氏专权近三十年之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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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宦官在皇位更替和巩固皇位斗争中的作用，即宦官专权。这是更为复杂的情形，以致范晔作《后汉书》时不得不另立《宦者列传》。综合《后汉书》纪、传的记载，宦官看似依附皇帝，实际上是操纵着皇帝。其争权的对立面，一是外戚，一是以儒生为主体的士大夫。东汉宦官与外戚的争权，自和帝到献帝，大的冲突有六次。第一次发生在和帝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助和帝成功谋诛大将军窦宪后被封侯，这标志着宦官在制度层面取得了与外戚或世族豪强同等的社会身份。第二次是建光元年（121）宦官李润、江京诬邓氏谋反，助邓太后死后的安帝亲政。结果是邓骘自杀，邓氏皆免官。第三次在安、顺帝之际的124—125年，先是江京等诬废太子刘保，逼太尉杨震自杀，后因安帝死后，安帝阎后与其兄弟阎显、阎景谋立殇帝刘隆以窃权，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迎立刘保，诛杀阎氏兄弟。结果是宦官十九人封侯，势力大盛。第四次在延熹二年（159），桓帝的梁后死，宦官单超等五人谋诛梁冀成功，结果是单超等封侯，其“宗族宾客，虐遍天下”。(11)第一次党锢之祸随后而起。第五次在桓、灵间的168—169年，中常侍曹节、侯览等幽禁窦太后，杀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酿成第二次党锢之祸。第六次在灵帝中平六年（189），宦官张让杀大将军何进，袁绍进兵诛杀全部宦官二千多人，结果是宦官干政结束，豪强争权开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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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外戚以权力作为自己争斗的唯一目标时，在有着强烈的“刘家”天下的汉代政治传统中，他们无法为自己建立起正当而合理的夺权逻辑，只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宦官无论是为了效忠皇帝，还是为在倾轧中自我保存，他们的身份决定了自己只能站在皇帝一边。但东汉那些或年幼或软弱或无经验的皇帝，并不能给他们多少实质性的保护，他们只能通过操纵皇帝，依靠皇权这个已经极度脆弱的平台来侵权和夺权。而这在浸习儒学几百年的汉代士人眼里，不仅是危险的，更是不道德的。在此背景下，清流反抗浊流、浊流镇压清流的“清浊之争”，贯穿于整个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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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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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对汉末浊世中的清流颇有研究。他认为，清流势力由志在匡世救弊的士大夫，以及部分豪族和逸民人士等组成，其权力表现形态主要是一些在朝士大夫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在野的乡里舆论等。另一方面，东汉士大夫基于原始儒家的传统，把国家理解成天命在地上的一种秩序化证明，在汉末的动荡情形中，这种理念被当时士大夫中的清流势力所强化，以致他们对那种歪曲君主权力，扰乱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的浊流势力，采取断然的反对立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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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汉末清流的抗争最初是个体化的，至党锢祸起才演变成具有自觉的群体抗争。但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斗争的焦点都逐步由同时针对外戚和宦官转变为专门针对宦官。据《后汉书》和《后汉纪》记载，清流对浊流的斗争最初表现为来自帝国权力核心层的高级官僚的议政活动。在党锢之祸发生三十多年前，清流人士对外戚和宦官的危害就早有认识，如司徒李郃之子李固针对外戚贵盛、宦官权力滋长的情况，于阳嘉二年（133）对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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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封阿母，恩赏太过，常侍近臣，威权太重。臣案图书，灾异之发，亦以为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纳方直，令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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