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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二章 汉代儒学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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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末期，与儒学对社会影响的减弱形成对比，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开始增强。其实汉代文化本来就带有浓重的巫术和方技色彩，不过在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不登大雅之堂而已。事实上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民众，对于儒家所排斥的怪力乱神都颇为认同。因此一旦儒学势力衰微，潜伏于民间的传统信仰和西域传来的佛教信仰便蓬勃兴起，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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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精确时间不易确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在汉末佛教已经形成相当影响。在汉代佛教曾被当作黄老神仙崇拜的一个分支，如楚王刘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汉桓帝刘志也是“浮图、老子”并祠。(2)但随后佛、道教之间就产生分歧，以致出现了纷争。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真正需要融合的，其实是儒家学说，因为毕竟儒家学说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所以在早期佛教进行本土化论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吸收了不少儒家伦理思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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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不同，道教的诸多元素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但是它演变为组织化宗教团体的时间恰好与佛教在中土兴起同时。道教在吸收各种民间方术的同时，也试图获得来自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它接纳了很多儒家固有的仁义伦理等观念，同先秦道家如老庄等激烈反对仁义的立场颇为不同。这些对仁义伦常的尊重，体现在它的早期典籍之中，确立了道教信仰同官方伦理系统相协调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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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太平经》中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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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成书于汉末，来源较为复杂。《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硃介青首硃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3)《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的前身，虽说是宫崇所授，但显然经过于吉修订。总体看来，《太平经》是燕齐一带方士秘密流传之道书的集合。所以《太平经》包含了诸多的思想流派，诸如黄老、神仙、儒术、方术、医术和艺术等。但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以“道”为本体的系统性信仰。其中所包含道教之外的思想和技术，都是围绕道教的核心观念所展开的辅助性说明。在此我们特地抽取出它同儒家思想相关的部分，来分析汉朝末年儒家同道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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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负”观念与家族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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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负”观念在《太平经》中被用来解释福祸报应的原理，在整个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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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承负”的概念解释道：“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绝者复起。”所谓“承”指前代的作为，而“负”是前代作为对后代的影响。前代作为积聚众多，便会对后代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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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承负诀》中更详细地解释道：“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畜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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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因果轮回观念传入之前，中土所采用的祸福报应理论当首推天人感应学说，但董仲舒之后天人感应说集中于帝王而与平民无涉；后来汉末王充等曾经持有福祸报应偶然论，但显然偶然论无法支持稳定的社会信念。于是《太平经》借鉴了《易传》当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传统信念，并将其系统化为“承负”观念以解释福祸报应的现象。承负的基本原理是“父债子还”，先人的功德或者罪业能影响到后代的祸福：“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畜大功，来流及此人也。”但是后代个人的努力也可以反过来冲销前辈的影响：“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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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太平经》提出的承负关联并不局限于亲族血缘关系之中。承负关系可能发生在天人之间、前后时代之间等。如《五事解承负法》中讲到：“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无收，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5)自然失调的后果，由人来承担，是天人之间的承负。再者，“今一师说，教十弟子，其师说邪不实，十弟子复行各为十人说，已百人伪说矣；百人复行各为十人说，已千人邪说矣；千人各教十人，万人邪说矣；万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说。又言者大众，多传相征，不可反也，因以为常说。此本由一人失说实，乃反都使此凡人失说实核，以乱天正文，因而移风易俗，天下以为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后者剧，此即承负之厄也，非后人之过明矣。”(6)前代邪说被后世所接受而受害，其因在前代而果报在当今，这是后世承担了前代的承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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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承负说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依然是家族。经中以父子相承来解说承负关系：“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过于邻里，后生其子孙反为邻里所害，是即明承负之责也。”(7)诸如先天疾病的成因与前辈过患有关：“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负先人之过。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气不悦也。多五内疾者，是五行气战也。多病四肢者，四时气不和也。多病聋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热者，阴阳气忿争也。多病愦乱者，万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灵怒也。多病温而死者，太阳气杀也。多病寒死者，太阴气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气太急也。多病气胀或少气者，八节乖错也。”(8)夭折者是承受先人之过错，而其他疾病位置与天人五行感应说相对应。而作为家族血统延续之环节的个体成员，自然具有担当后世承负果报的责任：“为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当为后生者计，可毋使子孙有承负之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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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本身的承负说相当复杂而且不够清晰，但是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简明扼要，集中于业报在家族中的传递。即便是后来中土文化接受了佛教因果观念，《太平经》所提出的承负观念也没有消失，而是同佛教因果观共同构成社会伦常的基础。民间劝善书中对于因果最通行的解释是“近报在身，远报子孙”，其中就结合了佛教的因果观念和《太平经》中的承负学说。而承负学说之所以能被广为接受，就在于它能够同儒家为主导的家族伦理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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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平经》中的孝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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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经》虽然试图创建一种组织化的宗教，但是却没有试图像佛教那样完全脱离社会和家族关联。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太平经》中将孝道作为评判道德的最重要标准。这种注重孝道的思想风格，既吸收了汉代通行的伦理规则，又是对儒家思想的融合与借鉴。与此同时，《太平经》还对孝道也注入了新的宗教性内涵，使得孝道观念成为贯通传统伦常与新兴宗教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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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学已经将孝道作为重要内容，在《论语》中有经典性解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虽说孝悌俱为仁之本，但显然侧重的是孝，可以说孝道是儒家构建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体系的基础。后来在传统五经之外加入《孝经》，更表明了以孝为本观念的确立。《孝经》讲述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道逐渐发展成为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共同基础。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廉各一名，使得孝廉成为察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科目。汉顺帝时期将孝廉的地方举荐与中央会试结合起来，使得以孝进仕成为成熟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注重以孝廉举荐，其根据在于“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10)因此传统上形成“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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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太平经》将施行孝道放到了非常显要的位置：“天地最以不孝不顺为怨，不复赦之也。”(11)“学问何者为急？故陈列二事，分明士意失得之象。自开辟以来，行有二急，其余欲知之亦可，不知之亦可。天地与圣明所务，当推行而大得者，寿孝为急。寿者，乃与天地同优也。孝者，与天地同力也。故寿者长生，与天同精。孝者，下承顺其上，与地同声。此二事者，得天地之意，凶害自去。深思此意，太平之理也，长寿之要也。”(12)经中指出，最为紧要的两种事务为寿与孝。寿者与天地同德，而孝与天地同功。寿象征着天之品性，而孝则继承了地的品性。如能得此两事，则凶害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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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太平经》还指出了孝道所蕴含的心性内涵：“慈孝者，思从内出，思以藏发，不学能得之，自然之术。行与天心同，意与地和。上有益帝王，下为民间昌率，能致和气，为人为先法。其行如丹青，故使第一。”(13)经中此处提出了孝慈“思从内出，思以藏发，不学能得之，自然之术”，显然借鉴了思孟学派良知良能的观念，认为孝道并非完全来自外在社会的规范，其根本有内在本然心性的源头。同时《太平经》也将孝道融汇于老庄，以自然来解说本然良知。慈孝之重要，不仅在于家族之内，而是上合天心、下同地意、中益帝王民众，而同致四时之和气。借助汉代天人感应模式，《太平经》将孝之心性、社会、自然和宗教层面予以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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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太平经》采纳了汉代社会以孝致禄的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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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人，天为治之。剧于目前，是为可知。欲知善之为善也，知孝之为孝也，苦不能相效也。是出自然。天与善籍，善孝自相得传，相胜举，亦何有极心。善孝之人，人自从崇之，亦不犯克人。流闻八远，州郡县长吏有空缺相补。豫知善孝之家，县中荐举；长吏以人情欲闻其孝善，遣吏劳来。又有用心者，以身往来候之，知闻行意荐之。岁岁被荣，高德佩带，子孙相承，名为传孝之家，无恶人也。不但自孝于家，并及内外。为吏皆孝于君，益其忠诚，常在高职，孝于朝廷。郡县出奇伪之物，自以家财市之，取善不烦于民，无所役。郡县皆慈孝，五谷为丰熟，无中夭之民。天为其调和风雨，使时节。是天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灾害，人民师化，皆食养有顺之心，天不逆意也。是善尤善，孝忠尤孝，遂成之，使天下不孝之人相效，为设孝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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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孝道者，能得到县中荐举，从而由“州郡县长吏有空缺相补”进入仕途。因为行孝者“不但自孝于家，并及内外。为吏皆孝于君，益其忠诚，常在高职，孝于朝廷”。孝者入仕的原因在于他能够孝于朝廷君主，孝成为忠的前提，孝子成为忠臣廉吏的候补。但《太平经》认为孝子入仕不仅有社会层面的原因，还有来自天人之间的感应。孝子当政，则“天为其调和风雨，使时节。是天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灾害，人民师化，皆食养，有顺之心，天不逆意也”。由无形之天对孝的感应，《太平经》逐渐过渡为人格天神对孝道的直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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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人民，少能善孝者。身为之，独寿考，复得尊官，皆行孝所致。不但祐言，故出此书，以示生民。其欲法则者，天复令寿可传，子孙相保。书出必当行孝，度世孝者，其次复望官爵。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人所不及。积功累行，前后相承，无有所失。名复生之人，得承父母之恩，复见孝顺之文。天定其录籍，使在不死之中，是孝之家也。亦复得增度，上天行天上之事，复书忠孝诸所敬，为天领职，荣宠日见。天上名之为孝善神人，皆为神所敬。有求美之食先上，遗其孝行，如是无有双人。其寿无极，精光日增。上见无极之天，下见无极之地，傍行见无极之境。复知未然之事，诸神皆随其教令，不逆其意，共荐举白。太上之君见其孝行无辈，著其亲近内外，神益敬重之。故言天所爱者，诸神敬之；天所憎者，诸神危之。是为可知，余者各自用意，自择其便，从其所宜。书辞小息，且念其后，得善复出，不令遗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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