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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章 南朝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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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思想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其主要表现于玄学思潮归于沉寂，而佛教思想大为流行。东晋张湛《列子注》的出现，标志玄学走向没落。而佛教经过东晋的大量译经，至南北朝时期则普遍地开花结果，并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出现了所谓“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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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一些佛教的上层僧侣，与当权的统治者相互援结，自由出入宫廷，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在经济上，由于出家者人数不断增加，“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一方面造成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同时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广修庙宇，供养僧尼。宋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尹萧摩之上疏说：“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始尽，材竹铜，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1)至南朝梁武帝时，佛教的发展有增无减，仅建康一地，就有大小寺庙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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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发展和兴盛，一方面对儒学提出严峻挑战，遂使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第一次儒佛之争的高潮；同时，由于佛教在社会、文化各层面的渗透和急速膨胀，使原来的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东晋时期的老庄玄学转向了佛教，出现了一批反佛思想家如何承天、周朗、郭祖深、范缜、荀济等，他们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批评佛教，而很少再批评道家和玄学。不但很少批评，反而常常孔老并提，援引道家思想以对抗佛教。这即是说，出于反佛的需要，至南北朝时期，儒道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在范缜、刘峻、朱世卿等人的反佛言论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老庄玄学本体论思想及道家的自然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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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佛关系方面，固然出现儒佛之争的高潮，但有许多信奉佛法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不但不排斥儒学，反而援佛入儒或援儒入佛，认为佛教的许多戒律和观念都有助于儒家教化的推行和民风的敦厚，力图调和皈依佛教，但在思想深处，仍以儒学为标的。沈约著《难范缜神灭论》批评范缜的反佛观点，但自己却又主张“以华礼兴教”，并著《均圣论》，以为“内圣外圣，义均理一”。即主张孔子、释迦牟尼都是圣人，儒学与佛教在理义上，有许多共同点，故虽提倡佛教而不反儒学。刘勰早年便投身禅门，后又入仕。他对于儒、道、佛三者的关系，常以高下别佛道，而以内外别释儒。与沈约一样，虽推崇佛教，但不反儒学，其所著《文心雕龙》，亦以儒家六经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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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看来，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南朝，儒学的发展呈现出与魏晋之际及两晋时期的儒学不同的面貌。此时期的儒学，已经吸取了魏晋的名法和两晋的道玄，并且通过儒佛之争，在一部分学者身上，体现了儒家对佛教的融合和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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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南朝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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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起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而建宋。之后，在长江流域以南继宋又先后出现齐、梁、陈共四个朝代，凡一百六十七年。期间刘宋政权（420—479）统治近60年；南齐（480—502）统治22年；梁（503—557）统治54年；陈（558—589）统治31年。在南朝四个朝代交替统治的近一百七十年间，虽然政权更迭频繁，思想、文化变迁急剧，但儒学的制度化与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却始终如一，从未间断。其主要表现是儒学的制礼作乐、改定历法、撰史修文、开馆兴学等，始终都与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在思想、文化及观念形态上，有儒、玄、佛、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对于各朝政权来说，儒家思想仍占主流和主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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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宋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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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刘裕代晋称孤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制礼作乐。礼乐是儒学的专业，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它的本意在于以礼乐化民成俗，以维护和推动文化的统一。但中国历代政权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逐渐把它演变为帝王登基和封建专制的缘饰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朝仪制度。对此，宋主当然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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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初元年（420），即宋武帝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年七月，有司便奏请设雅乐以应皇朝庙祀。“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2)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歌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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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初二年，黄门侍郎王淮之上疏，建议以郑玄礼注为准，统一丧礼。“先王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郑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4)帝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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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初三年正月，宋武帝又亲自下诏兴学，其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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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三事可见，宋初建国伊始，便很注重儒学。史家对武、文二帝多微辞，尤其以为不注重子弟的教育，遂使宗室猜忌、刀光血影、杀戮不穷。实际上帝王宗室内部的残杀，决非教育所能克免，观武、文二帝，未尝不注意教育，且有宋一朝，历时六十年，前三十年有“元嘉之治”的美称，治乱相较，各占其半，这在魏晋南北朝杀伐频仍的时代也堪称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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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嘉年间，天下稍安，宋文帝刘义隆与群臣讨论新撰礼论，并屡次下诏兴学。元嘉十五年（438），“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6)宋所立四学之中，有“玄学”一项，由何尚之主领。此“玄学”非魏晋之玄学。何尚之是刘宋重臣，主张亲民举贤，“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深有儒臣之风。可知其主领之玄学，非玄虚之学也。次如朱膺之、庾蔚之、何承天等，亦皆以儒学经术立世。朱、庾是礼学专家，雷次宗虽服膺佛典，但精通丧礼，其于鸡笼山开馆讲学，盖以讲“丧服”为主。由此可知，宋所立四学，实以儒学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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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十九年正月，宋立国子学，文帝下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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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圣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遘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又宁，戎夏慕向，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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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何承天领国子博士，与颜延之同为皇太子执经。皇太子讲《孝经》通，自是“胄子始集，学业方兴。“同年十二月，文帝又下《崇孔圣诏》，诏令营造孔祠，修葺鲁郡学舍，祭孔尊学，表彰儒学。其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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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採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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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尊孔如此，其崇尚儒学亦由此可知。元嘉末，文帝又令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通经学士。刘宋王朝，至文帝后，屡遭篡弑之祸。二十几年中，诸王之乱迭起，前后更换五个皇帝，但修葺庠序，编撰国史，兴儒立学，改制礼乐，却历代不绝，足证儒学对政权之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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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萧齐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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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顺帝昇明三年（479），太傅萧道成进位相国，封齐公，旋又进爵为齐王。四月迎顺帝下诏禅位，是为齐太祖高皇帝，至此宋灭而齐兴。萧齐一朝之事迹，几与刘宋孝建以后无殊。齐自高帝篡宋至和帝禅位于梁，凡七主二十三年。前十三年，可谓治世，后十年则篡弑横生。十年中更换五帝，改元七次，可谓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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