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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隋代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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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隋代儒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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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的旋兴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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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是承袭北周建立起来的王朝，隋文帝在建国之初，颇有揽辔澄清，革故鼎新之志；移风易俗，兴复礼仪之举。尽革北朝敝政，恢复汉官威仪。在大兴土木，营建新都之后，文教制度方面，亦思去故谋新，凡百改创。如在总结前朝学制的基础上，设立太学、国子学、四门学(1)；另外还创立了书学、算学和律学，此三学之设即为历史上有专科教育之始。太学、国子、四门及书、算两学隶属国子监，设祭酒、主簿、录事各一人，专掌教育事业，此又为历史上专设教育行政部门及教育长官之始。惟有律学由大理寺直接领导。各学设有博士、助教以及生员，各有定额。博士和助教于“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于“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2)。可见当时中央官学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教育的振兴，造成了文化学术独步一时的空前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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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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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教事业还没有在整个北方展开，争强斗狠，风俗浇弊的状况还没有多少改变。开皇三年，潞州刺史柳昂，见天下承平，正可在各地劝学行礼，因上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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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帝王受命，建学制礼，故能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浇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时，则儒雅之道，经礼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轨物由兹而坏。（陛下）君临四海。择万古之典，无善不为；改百王之弊，无恶不尽。至若因情缘义，为其节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献，尚未尽行。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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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览而善之，因俯允其请，下《劝学行礼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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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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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遂于天下州县皆设学置博士讲学习礼。由此看见隋文帝初年对文教事业还是有着清醒的的认识，自京师以至州县设置学校，劝学行礼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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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朝，与兴复教育相应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隋立国之后，由于国家统一，中央政府确立，亟需大批胸怀经世之策，谙习“政事之方”的治国人才，委以政务。隋文帝登基伊始，即锐意罗致人才，“诏举贤良”之士。废除自汉魏以来“察举取士”的九品中正制，以制举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彻底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官局面。开皇三年下诏曰：“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5)又于开皇七年诏“制诸州岁贡三人”。进而明确制举的科目，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其“清平干济”科，当即当时推行的“州举秀才”。此后又陆续下诏公卿士庶，“见善必进，有才必举”，要求“内外官各举所知”。诏令甚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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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励俗，遗弃于草野，堙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身僮仆之伍。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穷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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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文帝初期向往政清治平，求贤若渴的至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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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元年，炀帝继位之初，即在其改元大赦诏中提出“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不久又颁布兴学举贤之诏，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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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廕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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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三年，炀帝正式颁布科举之诏，诏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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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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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为：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仪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在其后的诏书中，炀帝又提出“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8)的条目。范文澜先生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9)如此说来，其中的“学业优敏”、“经术登仕”，当即后来的明经科；而其余诸科也都可以在后世的科举中找到近似的科目，如唐宋普遍举行的秀才、明法、明算、吏治、将帅等常设科目和贤良忠直、志烈秋霜等特科。说明科举制在隋时已经全面推行，只是在当时还不怎么规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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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文学传论》说：“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10)是就“秀异之贡”的秀才科而言，以其他科目“射策甲科”、“擢第甲科”、“射策高第”者，当亦不在少数。有些是因《隋书》无传，如王通；有些是因事迹主要在唐代，传记载于唐史，如王绩、房玄龄、窦威、孔颖达等。观文帝开皇九年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语，是知隋代科举于开皇年间即有“明经”之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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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大兴文教的第二个措施，是于开皇之初，采纳秘书监牛弘的建议，征集天下图书。据《牛弘传》载：“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牛弘以为自孔子纂修诗书以来，历代鸿生巨儒所撰著的篇籍图书，经过秦汉以迄南北朝，“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几乎扫地以尽，但是秘牒缣帛，每藏民间，“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只要朝廷决意敦尚儒术，诚心征求，学艺之士，仍会“怀经负帙，不远斯至”。于是牛弘最后在奏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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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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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嘉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11)一二年间，篇籍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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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九年平陈之后，文帝颇有偃文息武，兴复礼教之念，于是下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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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跼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12)明确指出：希望通过“隆兹儒训”，作育人才；提倡“推诚切谏”，以改革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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