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4158
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隋代儒学源流概貌
1702044159
1702044160
一、隋代儒学的渊源
1702044161
1702044162
隋代的统一天下，也带来了南北学术的融合；而南北学术的形成，也正是由于政治的分裂。永嘉之乱后，中原自魏晋以来形成的主流文化，随着大批士族南渡，遂兴盛于江左；汉儒经学则得以在北方一枝独秀，发荣光畅，北方基本上成为儒学的天下。淝水之战，奠定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儒学遂亦形成南学与北学，亦即皮锡瑞所谓“经学分立”的时代。学界普遍认为，南学主要承袭魏晋玄风的传统，重义理和文辞，学风偏重于清通简要。北朝主要承袭东汉之遗风，重名物训诂，学风偏重于朴实深芜。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南朝多新人，北朝多旧派，前者继玄学之系统，后者继汉人之学风。”(51)而当时留在北方的士族，主要集中于河北一带。河北学术遂成为北学形成的主要源头。唐长孺先生曾精辟地论断：“北学即是河北之学。”(52)河北之学源头一直可以上溯至东汉末年，河北世族崔琰与卢植。崔琰与集汉学之大成的郑玄同出马融门下，曾请郑玄来河北长期讲学，卢植又出郑玄门下。当南北隔绝之际，郑学遂遍传北方。形成王粲所云“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53)，独尊郑学的局面。这一学派重视礼学，谨守礼法，未受荆州学派的影响，又与曹魏的王肃学派形成尖锐的对立。
1702044163
1702044164
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说：“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54)
1702044165
1702044166
北魏时期，北方这些儒门家学世族如崔浩、卢玄等，都是当时名儒。所传经学虽不无发展变化，但其学风仍然是以郑学为主流的汉儒风格。由于北魏掩有西凉诸州，原先避永嘉之乱而流亡至河西的的士族，亦被迁至平城，曾经转移并在凉州得以保存发扬的学术文化，此时亦被一并迁回（当时魏都平城随后迁洛阳）。代表人物如李冲、索敞、常爽、程骏，应该还有关朗等人；此后又复加入南方学术的元素，如“平齐民”（北魏趁刘宋政权内乱之机，获取河表七州所内迁的士族和人民）中的刘芳、崔光和自南朝避祸来奔的士人如王通的四代祖王虬及王肃等，得以在中原相遇，并相与论辨学术，在北方学术文化产生的形成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所谓北学，便是由这几方面学术因素的会合而奠定基础。
1702044167
1702044168
至于北学所传习之经传，也与南学明显不同，诚如《北史·儒林传序》所叙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这里的“河、洛”即指北朝，所传习之经传，除服虔的《左传解》以外，“《周易》、《尚书》、《诗经》、《三礼》皆宗郑氏”(55)。其实，《左传》服注亦同于郑注。据《世说新语·文学》载，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偶遇服虔，听服说已注传意，多与已同，乃尽以所注与之，世遂有服氏注。(56)是郑、服《左传》之学原本一家，宗服即宗郑，故北学实是郑学。
1702044169
1702044170
北朝儒学自北魏奠基之后，迄于北齐、北周，出现不少名儒，传述郑学的名家，至魏、齐之际，最负盛名的是徐遵明，遵明治郑氏《易》，传卢景裕、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后之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
1702044171
1702044172
遵明亦治郑氏《尚书》，授李周仁、张文敬、李铉、权会，自此言《尚书》者咸宗郑学；通《毛诗》者始于刘献之，献之作《毛诗序义》以授李周仁，周仁传程归则，归则传刘轨思。周仁又传李铉，铉作《毛诗义疏》。又刘焯、刘炫皆从轨思受《诗》，炫作《毛诗述议》。还有刘芳、沈重、乐逊、鲁世达亦治《毛诗》，崇郑学。徐遵明还传《左传》服注，作《春秋章义》，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刘昼等。李铉、刘焯咸宗服注。时杜注亦在齐地传行，两派学者转相辩难，如姚文安即宗杜以排斥服注，李献之复申服义以难之。北周乐逊作《左氏序义》亦申服排杜。刘炫、张仲皆与杜注立异。
1702044173
1702044174
郑玄《三礼注》盛行于河北，徐遵明以郑学教授，同时治《礼》者有刘献之、沈重、刘芳，从遵明受业者有李铉等，铉作《三礼义疏》。李铉复传郑氏《礼》于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崎、刘昼、熊安生。李铉、乐逊、樊深亦治《孝经》，皆崇郑学。北齐以降，立《孝经》于学官，即用郑注。可见北朝学者转相授受的《五经》注疏之学，主要还是郑玄的今文经学系统，其间虽不免搀杂谶纬之学和佛道的影响，但在基本路数上还是谨守郑学师法，未能越出樊篱一步。
1702044175
1702044176
熊安生影响力不逊遵明。其通五经，尤精“三礼”，曾为北齐国子博士，为公卿释讲诸经。所作《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并行于世。其《三礼》之学，尤为北朝所崇。门下弟子多达千余人。其治经不拘一格，广征博采，所著《礼记义疏》除据郑玄注义外，还广引《春秋》、《谷梁》、《尚书》，《大戴礼》、《周易》等书，并且还援引《老子》之义疏通《礼记》。这对于混同南北学风，促进南北经学的统一，具有积极的影响。刘焯、刘炫并受《礼》于熊安生，焯、炫遍习群经，初亦皆治郑学。后复融会南北，遂成为一代卓有成就的经学家。
1702044177
170204417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饱学之士，绝大多数出身自所谓草野间的平民，鲜有出自世族的士大夫。如北魏儒臣高允就曾劝秘书监游雅说：“君朝望具瞻，何为与野儒辩简牍章句！”究其原因，还由于魏、齐政权的轻视儒学。据《北史·儒林传》载：儒学自北魏一度兴盛之后，东魏、北齐以来，“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见其人。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焉。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久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开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57)。
1702044179
1702044180
历史上，每逢这种不利学术发展的政治情势，学术的传承便都由民间讲习承担起来。汉魏以来的高门望族，其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维持不衰的原由，不仅仅是凭借其特殊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也由于其严谨的礼法家风和代代传承博通经史、谙习礼制的家学传统。然而自北朝以来，这种民间讲习，又有了新的变化，学术进一步下移，民间私学更在村野平民间传播开来，从而造成民间学术的普及。徐遵明、张吾贵、刘兰、熊安生等大儒都无显赫家世可言，或“门族寒陋”，或“家世贫贱”，授业者既不是名门显贵，生徒也非富家子弟，这些“负籍从宦之徒”的问学之状是“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58)。学生为了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徐遵明就先后师事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李铉也是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受《礼记》，从常山房受《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灵虬受《左传》。往往同授一经，因经师所讲不合心意而转投他师，唯以经明义通为鹄的；甚而有转益相师的良好风气。如魏末大儒李谧，“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故时人有谚云：“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59)自此以后，学无常师的求学方式便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汉魏经学那种严格传递的家法和师法，已经被彻底抛弃。
1702044181
1702044182
然而这部分经师与儒生大多出身草野，眼界有限，不能博通经史，洞达时务，因此难免孤陋寡闻，迂腐可笑。即使如徐遵明、熊安生这样的大儒亦不能免。因之表现于其所传习之经传，亦大多墨守郑学的成说，缺乏新的内容。专在章句和细微枝节上下功夫，使章句训诂越来越艰深烦琐。而且所重惟有今文经学，对王弼、王肃、杜预经传一概排斥。因此隋代的王劭批评说：
1702044183
1702044184
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专经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然则郑、服之外，皆雠矣(60)。
1702044185
1702044186
这种状况，一直到北周建立，才开始有了新的气象。史称：
1702044187
1702044188
周文受命，雅重经典。于时西都板荡，戎马生郊。先生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于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
1702044189
1702044190
卢景宣学通群艺，修五礼之缺；长孙绍远才称洽闻，正六乐之坏。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明皇纂历，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员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
1702044191
1702044192
周文帝亲临太学，礼待儒生，其后又“命輶轩而致玉帛，征沈重于南荆。及定山东，降至尊而劳万乘，待熊安生以殊礼”(61)。儒学再次走向兴盛之期。
1702044193
1702044194
北朝至魏齐并峙时，南北之学已随着南北使节的礼聘开始交汇。至周平江陵，尽征其文儒之士北迁，经师受到很高的礼遇。如梁朝五经博士沈重，周武帝仰慕其才，特派柳裘至梁征聘，殷勤致意，邀至北周京师。沈重之学本属典型的南学，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无不通涉”。至周后“诏令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中，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重辞义优洽，枢机明辩，凡所解释，咸为诸儒所推”。“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62)。其学亦即南学在北朝产生极大影响。
1702044195
1702044196
是以天下慕向，文教远覃。衣儒者之服，挟先王之道，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励从师之志，守专门炎业，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虽通儒盛业，不逮魏、晋之臣，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63)
1702044197
1702044198
民间的讲学之风自此更为兴盛。本来民间儒生设坛讲学已成风气，经学名家的学生动辄千百人，以至于还须配置助教，名曰“都讲”。如北齐鲍季详“少时，恒为李宝鼎都讲，后亦自有徒众，诸儒称之”(64)。
1702044199
1702044200
当世局扰攘战火纷飞之际，乃至统治者轻视文化儒学受到抑制时，求学之风不见衰弱，反而较往代为盛，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原因大较有二：一为学术的下移，失去官学和世家讲坛的经师，在山野乡间设坛立教，公开讲学，大批庶族平民子弟，得以从师远游，执疑问难，激发了庶族平民学习经典的热情，为学术在民间的普及提供了机会。二是为了寻求经国安邦之道，使斫杀纷争的世界重新归于安定。当时留在北方的汉族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像冉闵那样，称兵对抗，以暴制暴，但是这样的英雄与时机毕竟少之又少；二是像王猛一样，遵循儒家“以夏变夷”的春秋大义，用礼义去说服异族的豪酋统治者，能较心悦诚服地接受和采纳汉族社会的制度和文化。
1702044201
1702044202
总体上看，北朝儒学及经学的复兴，是以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学为基始的，其中既包括中州地区的河洛私学，也包括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私学。从学风和经学传接上说，北朝经学更多地继承了汉儒训诂之学的传统，郑玄等人的经学受到重视，甚至独尊。走向深芜艰深一途，但古代的名物制度也因之赖以详明。
1702044203
1702044204
然北学亦不尽为郑学的一统天下，亦有兼综汉晋经学，独出新意心纾甚至教外别传的学说出于其间。如曾为河北之学领袖的崔浩，以及河西之学的翘楚关朗等。北魏著作令史闵湛见崔浩所注《诗》、《书》、《论语》及《易》，甚至认为“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65)。由于他的遇害，书亦被禁，而未得以流传。又有河北人陈奇，“爱玩经典，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终因辩论经典得罪于人，竟被陷害以致灭族。“所注《论语》，未能行于世。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66)。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或以占筭示人而不求宦达。魏太和末并州刺史王虬荐之于孝文帝。“帝问《老》、《易》，子明寄言玄宗，实陈王道，讽帝以慈俭，清静为本，而餙之以刑政礼乐。翌日，帝谓王虬曰：‘卿诚知人，关朗，管、乐之器，岂占筭而已。’”曾与王虬合著《疑筮论》数十篇。后讲学临汾山，“授门人《春秋》、《老》、《易》，号关先生学”(67)。王通家传易学，主要是传自关朗。王夫之曾评价南北之学时说：
1702044205
1702044206
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教，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68)
[
上一页 ]
[ :1.7020441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