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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初唐儒学与反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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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初（唐高祖、太宗两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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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公元566—635年），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出身于汉名将李广，西凉王李暠，西魏、北周以来的官宦贵族世家。祖父李虎系北周开国功臣，八柱国大将军之一，卒后追封唐国公；父李昺为北安州（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七岁时袭爵唐国公。李渊又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外甥，备受恩宠，先后任州刺史、郡太守、中央卫尉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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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7年）任军事重镇太原留守。时属炀帝奢侈、腐化、大兴土木，对内实行暴政，对外不断发动战争，使得国困民穷，士庶离心，终于引发全国范围大规模农民起义。李渊父子趁机起兵反隋。大业十三年（617）末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次年（618年）杨侑逊位，李渊即皇帝位，国号为唐，建元武德。进而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比汉王朝还要强盛的大唐帝国。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他禅位太子李世民，自为太上皇。贞观九年（635）病逝，终年71岁。卒后议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又称武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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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渊的谋略与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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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高祖为人，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渊为人“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1)。是位一向颇得人望的人物。王通的弟子温大雅及两弟早在李渊幕府，随侍左右，参议所有的政治活动与谋划，以致李渊取得政权后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2)其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李渊的为人及其政治军事行动则更为翔实可信。《起居注》曰：“帝性简质，大度豁如，前代自矜远嫌之事，皆以恕实行之，不为欺绐，自然反经合义，妙尽机权，类皆如此。”(3)而且“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4)不仅天资仁厚，动合经权，而且胸怀远略，足智多谋。史臣于两《唐书》李渊起兵太原及攻取关中平定天下事迹与谋略，多所删略，以突出太宗世民的功绩，以致高祖李渊的功业多被隐没，后世史籍亦皆从其说。卒赖《大唐创业起居注》之存，方使后世得窥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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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致功先生著《李渊建唐史略》，(5)始对李渊的历史活动作了较中肯的评价。阐明太原起兵之前，李渊虽得隋炀帝信任，而实受猜忌。因当时有“李氏当兴”谶谣，乃于朝中诛戮“诸李殆尽”(6)。又由于“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7)。谶谣和声望都成为致命的危机，李渊的地位乃至性命皆已岌岌可危，于是为自全计，而有相机起事之念。曾多次分别与左右亲疏二三近臣密议谋划，而臣僚之间彼此并未公开，所以互相并不知情，一切由高祖李渊居中全盘掌控，待时而动。当群雄竞起亡隋之际，“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秦）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表面仍然忠于隋室，而时时处处假借各种名义为将来起事，做着充分的准备。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渊起事的蛛丝马迹还是被其下属马邑郡丞李靖察觉，于是靖乃潜赴长安“上变”（下属告发上司或主人谋反谓之“上变”）。因兵乱阻于途而未能成功。李渊入长安获李靖，将斩之，幸赖世民救护得免。其后李渊亦用之不疑。平定江陵萧铣时，靖为宗室李孝恭副帅，“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军之任，一以委靖”(8)。卒为唐室建立不世之丰功伟烈。时太宗世民少年英特，颇有乃父之风，亦早有反隋之意，倾心接纳儒士招揽英雄，暗中潜为准备。一旦向其父披露心迹，遂得以参预其事。加之随侍李渊身边，成为李渊依重的主谋之一。当时海内最主要的几支强敌也多仗李世民率军削平，其年虽未弱冠，已表现出一代领袖的素质与风范。所以后来高祖李渊曾对秦王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9)至如《资治通鉴》所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又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10)否定李渊制订战略、指纵全局，平定天下，奠基唐政的功业，则有武断失考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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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创业之始，由于战略部署得当，战局指纵得法，信用将帅除个别如齐王李元吉等一二人外，尽皆称职。加之人心所向，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然其安天下之智谋亦甚可观，察其之待李密也，先推之以为盟主以安其心，使之牵制隋军及山东群雄；及密兵败来投，置之闲冗之位，“非扬之，又非抑之”，在于可退可进之间，以观其是否有诚意。及其无恒之心显露而后除之。所以史家多有评其善于玩弄阴谋权数者，而王夫之以为不然。其评高祖而有论“权”之语曰：“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11)所以高祖之对待降俘，或杀或留，权衡利弊，皆以天下之安为重，不可徒以仁义道德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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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在位期间，除偶尔“政刑纰缪”，听信谗言，误杀功臣刘文静之外，其余所为尚无失德秽政，仍不失其为一代雄才伟略大有作为的明君。虽然太宗世民在责斥裴寂时说：“武德之政，间或弛紊，职公为之。”(12)实际上也委婉地透露了太宗对其父为政之失的批评。而且太宗也曾明确肯定高祖开国立基的功业，史载：“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又“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上寿曰：“‘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极夜方罢。”(13)因此没有理由否定高祖李渊为大唐开国立基，在政治、经济、刑法、外交、礼乐、教育、乃至文化等制度及政策诸方面，所确定的改革方向及具体立法所立下的不朽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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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在攻取长安的过程中，高张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旗帜，所至“示宣行惠，知绥抚以德。使远者知有征无战。”为减少敌我双方将士的伤亡，对主张用武力强行攻城的将士说：“有征无战，是谓义师”(14)，杀人得城，如何可用。“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的战争观，既符合救民水火，代天伐罪的儒家思想，又是兵家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最早是由诸葛亮提出。诸葛亮在《为后帝伐魏诏》中说：“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15)在整个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李唐的将帅严格执行李渊的这一军事策略，皆能取得事半功倍，所至克捷的良好效果。在军旅之中，李渊能够身同士卒，櫛风沐雨，辛苦备尝，亲阅军务，宽以驭众。尝谓建成、世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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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阅，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无所尤，庶愚者悦我宽容。智者惭而改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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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称帝后，仍能时刻以隋之暴政倾覆为鉴，深知民心向背决定国之兴亡。因此，而在逐鹿中原，驰骋江南，安辑西南，讨平西北乃至平息边患等众多战役中，所下但诛首恶，余皆不问；而首重安抚民心，推行仁政。凡经征战残破之地，皆予给复曲赦，减免徭役赋税。并多次颁行大赦，虑囚减刑，严禁苛法暴政。武德二年，即颁定租、庸、调法，推行与民休养生息之方略，轻徭薄税，诏禁屠杀耕牛，又置社仓，以防止囤积米粟，平抑粮价；多方招徕流亡，课劝农桑，以发展经济。使一个在隋末暴政导致“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17)的残破中原，迅速恢复生产，百业肇兴。李渊又随时以炀帝穷奢极欲为诫，奉行节俭政治，废除行宫，放还宫女，厉禁臣僚贡奉异兽奇禽。为笼络士人，为隋室蒙冤屈死之功臣良将平反昭雪，追复官爵，以安抚其子孙；令州县官府收葬因战乱、饥馑毙于道路荒野的尸骨。表现了其为一代天下君主以恻隐之心，厚德临民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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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李渊之用人，亦能倾诚招纳贤才良将，对各地款附之隋朝官员、义军首领，皆能用之不疑；奖掖军功不限身份。勋司按照前代旧律，于徒隶之有功者授赏致疑，李渊于是下《教》令（李渊称帝前自定宣旨称“教”）曰：“义兵取人，山藏海纳，逮乎徒隶，亦无弃者。及著功绩，所司致疑，览其所请，可为太息。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功，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妨也。赏宜从重，吾其与之。”(18)完全废除了魏晋以来部曲徒隶等级身份限制。有人以授官过高为谏，高祖曰：“不吝爵赏，汉室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义无独饷。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后乎？皇隋败坏，各归于此，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惟加小尉。所以士无斗志，将有堕心。版荡分崩，至于今日。覆车明鉴，谁敢效尤。”正是因为具有如此这种法古鉴今的意识和与人共享的胸怀，所以能赢得天下归心，将士效命，迅速攻取长安，统一寰宇。登基以后，则一方面诏令整修武备，一方面诏令诸州总管刺史荐举贤良。其《诏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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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弘风阐教，设官分职，惟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义自搜扬，理宜精擢。是以贡士有道，爰致加锡之隆，无益於时，必贻贬黜之咎。末叶浇伪，名实相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职於是隳废。朕膺图驭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常典。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赏罚之科，并依别格。所司颁下，详加搜别，务在奖纳，称朕意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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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一向颇为亲近儒士，登基以后更能委儒臣以重任，并虚心采纳其励精图治，振兴文教的建议。一方面搜集散佚的经籍群书，删定礼仪，兴复学校，制订律令；一方面注意总结前代历史经验，撰修历代史书。据《唐会要·经籍》载：“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至贞观二年，秘書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粲然毕备。”(20)同年又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乃正式颁布修史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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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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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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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在这篇《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文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重视并撰述历史，本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主张和表现，因而历代皆有史书的撰修，然自汉晋以后，几乎没有官方正式颁定的史书，多为私家撰著，缺乏考订，且没有如唐高祖那样符合儒家思想的修史观，故不为士人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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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高祖始诏令重修晋代及宋、齐、梁、陈、隋及北魏各朝历史。其事虽绵历数载，不就而罢，最终由太宗成立专门史馆，方始完成。其事足以说明编定史书之难，以及唐初两帝对历史经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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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处理军机国政，亦能广开言路，勇于纳谏，集思广益，择善是从。进军霍邑时，谍报刘武周联合突厥袭击太原，乃下令回师。经次子世民分析班师将会造成敌军前后夹击，军心离散的危险形势。于是毅然收回成命。此类采纳群下建议，改图良策的事例甚多。曾下《令陈直言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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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雠，尝无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县犹有余粮。遂使聚敛无厌，穷兵不已，忠良屏迹，邪伪当涂，庆妖怪为祯祥，称希旨为奉法。至於亡灭，上莫之知。静言其事，可为太息者也。朕恭膺宝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兹在兹。起军以来，於今期月，军书羽檄，日有百数，一言一事，皆亲览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虑一理之有屈。但四方州镇，习俗未惩，表疏因循，尚多迂诞。申请盗贼，不肯至言，论民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托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於体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伫於一言，万机凑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处断。不知此者，谓我何哉？宜颁告远近，知朕至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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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地诫斥了当时犹承前朝表疏虚滥，曲意奉迎，因循迂诞的政风与文风。按此诏旨，亦可视为有唐一代倡导质实文风之始。为了让群臣有所效法，还专门下达《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孙伏伽原本隋朝地方小官吏，武德初年，针对亡隋的教训，孙伏伽向唐高祖李渊进谏三事：其一曰：“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天下”。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是“不闻其过”，因此劝告皇帝虚怀纳谏，“开不讳之路”，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炀帝贪图享乐，淫风四起，实为王朝灭亡的征象。劝告武皇不要沉迷于声色犬马，要用雅正之声，引导社会风气。其三引《书》云：“与治同道罔弗兴，与乱同事罔弗亡”。前朝灭亡的原因多由帝王近臣误导所致。因此，劝告皇帝慎选皇太子及诸王师傅僚佐，防止奸佞浸润误国。孙伏伽指陈利弊，无所隐忌，至诚慷慨，使唐高祖深受感动。于是下诏将谏疏一并颁示群臣，以使臣僚知所向风。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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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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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丰厚赏赐与不次拔擢。于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伏伽屡奏请改革，高祖都给予采纳。在唐朝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唐高祖曾多次颁布大赦令。但是不久后，高祖又要处罚义军将领。孙伏伽进谏说：“王者无戏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往昔攻取天下时，可以随机应变，现在四方已定，应该制定法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惟有诚信执法，天下百姓才肯信服而敬畏。“自为无信”，怎么可能使民信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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