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6584
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唐太宗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1702046585
1702046586
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颓衰谷底的儒学，至隋代几致复兴的希望，又随着文帝的佞佛和炀帝的虐政而瞬即破灭。至唐才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唐太宗对儒学的弘扬起到了关键作用。大兴文教，扩展教育领域，正式颁行科举制度，以经术与文才取士选官；诏令儒臣撰成《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疏，确立了儒学文化的主导地位；修订礼制与律令，开始了儒家思想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落实。为唐代社会走向中国历史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位的贞观年间，虚怀纳谏，君臣共治，终于造成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时盛世，史称“贞观之治”，被誉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唐人曾对唐太宗极尽赞誉之辞：“《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49)。唐太宗尊儒崇经，“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50)，因此，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其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正是渊源于儒家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1702046587
1702046588
一、唐太宗与儒学
1702046589
1702046590
唐太宗在为秦王时，即认真总结前代的败亡教训，诚心接纳儒士能臣，招入幕府参谋军机与政务，如薛收与房玄龄等；即位之后，更是虚怀若谷，任贤纳谏，如李靖、魏征与王珪等。君臣共治，致力太平，终于训致贞观盛世，太宗因之也称为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赋诗《帝京篇》十首以明志，其序曰：
1702046591
1702046592
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偏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于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1702046593
1702046594
表示欲以舜禹为法，而以秦皇汉武为鉴，其余庸主暴君则不足齿及矣。奉行修文右武（右者，辅佑也。以佑民即济民为宗旨的军事行动为右武。非仅次之于左也）、开明节俭的政治方针，避免“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的举措；采取“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的现实人生态度。以“中和”节制“淫逸”，认为“忠良”胜于“神仙”，也是古代帝王所少见的。其诗则曰：
1702046595
1702046596
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玉匣启龙图，金绳披鸟篆。
1702046597
1702046598
韦编断方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乃忘忧，欹案观坟典。
1702046599
1702046600
可以想见皇帝于政务之余，到崇文馆与十八学士讨论经籍，披览坟典，乐此不疲聊以遣忧的情景，跃然纸上，宛如一幅儒士读书图画。其第十首有曰：
1702046601
1702046602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
1702046603
1702046604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1702046605
1702046606
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1702046607
1702046608
一个统御六合，君临八方的封建帝王，于登临游览之余，毫无志满之意、骄矜之态，想的是居高思危，纳谏慎刑，施惠于民，期待着“淳化”文教民风的广敷天下。在此顺便解释一下与“临民”对举的“奉天”句意，“奉天”与“事天”同义，都是奉天之道与事（从事）天之行的意思，全句意为竭尽诚敬地按照天道行事。释为“侍奉上天”是误会是曲解。帝王所有的祭天活动，名义上是向上天汇报自己遵照天道天意行事的成绩或谋划，实则不过是昭告天下；所谓的祈天保佑，也不过是企望民众的信从而已。诗中“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两句，是指《易经》的训诫。易卦重爻位，以二五爻为中为正，“六五”之六指阴爻、五指君位，是以谦德而居君位，有阴柔之美，若五六两爻皆为阳刚（六又指第六爻），则恐有“亢龙之悔”，故曰“难继”；“四三”是四、三两爻，三爻过中，四爻“多惧”，执政者能够持守中和、临事而惧的境界实难企及，故曰“非易仰”。说明太宗颇亦通晓易理，此当得益于群儒。帝王能如此导民理政，焉有不训至太平盛世者乎！还有一首小诗，颇可表明太宗的政治倾向，索性一并引之：
1702046609
1702046610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1702046611
1702046612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赐萧瑀）(51)
1702046613
1702046614
萧瑀于隋朝谏炀帝几致贬死，太宗毫不以为嫌，终以其智勇为唐朝开国做出不朽贡献。从中也可看出太宗识人的标准和倾向。一代圣明君主之所以能够创建三百年基业，首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是有其思想与人格基础的。
1702046615
1702046616
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并载太宗幼时，有书生语李渊曰：是子长成，“必能济世安民”，遂以命名。《新唐书》但谓“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没有语及少年学习的经历。后来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自述曰：
1702046617
1702046618
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52)
1702046619
1702046620
据《唐会要·修撰》载：“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征撰《群书治要》上之。”随文注曰：“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迄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征与虞世南、储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诸王各赐一本。”(53)这可视为太宗对古代经史及“先王之道”的一次集中学习。实际上唐太宗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孝经》、《论语》、《文选》、《五经》，并曾师从名儒张后胤治学《春秋左氏传》，及即位之后，谓后胤曰“朕昔受大谊于君，今尚记之”。(54)是接受过儒家经典的熏陶，而且颇知大义的。其谓“不精学业”者，只是学而未精之意，尤其于“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亦即对儒学的微言大义，不得要领。然据史书所载，太宗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已屈节纳士，“锐情经术”，与群儒讨论天下大势了。于武德四年（621）开文学馆，召十八学士入馆，时人谓之登瀛洲，成为一时佳话。即位后，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55)。《贞观政要》记载房玄龄曰：陛下“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此又文过于古也”(56)。以武功平定寰宇，以文治治理天下，建树超迈前古的功业，也与其屈节纳士稽古好学的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宋儒真德秀曰：“后世人主之好学者，莫如唐太宗。当战攻未息之余，已留情于经术，召名儒学士以讲磨之。此三代以下之无有也。”(57)隋末战乱，书籍散佚，太宗乃锐意求书，以魏征、颜师古等统其事，公府藏书，粲然大备。这些史实都足以说明太宗对儒术的推重和扶持。从前引“如鸟有翼，如鱼依水”的比喻中，可以看出他的崇儒的倾向是如何地深切。
1702046621
1702046622
唐统一中国之初，其时南学方炽，而儒学荒废。太宗想振兴儒学，必须从根本做起。贞观四年，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颜师古、房玄龄等考订五经，颁定于天下。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58)。他提出的方案，一是文字的订正，即文献学的重建；二是章句繁杂的删刈，即今古文与南北学之争的平息。所以宋代史学家范祖禹曰：“唐之儒学，惟贞观﹑开元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59)。这些大规模的经学整理工作，都是依靠籍籍群儒在短短十数年间完成的，不可不谓神速。这是太宗对儒学的一大贡献。《新唐书·儒学传》载：
1702046623
1702046624
太宗身橐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訚訚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帝又雠正《五经》缪阙，颁天下示学者，与诸儒稡章句为义疏，俾久其传。因诏前代通儒梁皇偘、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宁不其然。(60)
1702046625
1702046626
不仅自己“锐情经术”，还敦促诸子修习经史；广置学官，科举选士，表彰历代名儒，“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肯定地认为唐之盛世与其崇敬儒学、信任儒臣有绝大关系。观其文教之盛及所颁定的礼乐政法制度，即使称其为儒治社会亦不为过。
1702046627
1702046628
儒家的政教礼治思想博大精深，体用兼举，源流并重。尤其重视作为权力之原的帝王自身修养。其中对唐太宗影响较深的主要有：“正人先正己”的权力约束思想以及“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的伦理制度、仁义教化思想及“穷本极变”的礼乐思想等。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孔子所提倡的仁礼教化思想，经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通、二程、朱熹等人与时更革的发展变化，与封建纲常礼教融为一体，从西汉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在国家的政治伦理法律思想领域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而将儒学全面落实到制度层面、广被渗透至各个领域者，却始于唐太宗。
1702046629
1702046630
二、唐太宗的政治思想
1702046631
1702046632
唐太宗身后留下的著作不多，这与他生前不主张臣工编他的文集有关。但从现有的著作及记载他言行的两《唐书·本纪》，尤其在史官吴兢编修《贞观政要》中，其思想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
上一页 ]
[ :1.7020465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