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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隋唐经学成就及其对儒学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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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刘焯、刘炫的经学思想与隋唐儒家经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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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朝至隋唐经学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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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学，主要是指解释经典的传疏之学。中国上古时代，自虞夏商周以来，记载政治事件、朝章制度、帝王言行、歌咏风俗以及认知自然，以利民生的几部历史、哲学著作，经过孔子的整理、讲授，被后世的儒家奉为经典。所谓经典，经训常、恒，法、度，谓恒常不变之法度；典，诂训多与经通，本训书册，合而言之，即记载恒常法度的高文大册，引伸而有准则之义。这些经典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谓之六经，《乐》至汉失传，成为五经。孔子以《六经》为弟子所作的讲解，即是首次为经典所作的传注，并亲自为《易经》作有十个“大传”，谓之《易传》，由弟子所记录者，则谓之《记》。后学者沿着孔子的道路，继续注释讲解。于是，就产生了传、章句、注、解等释经文体，一般而言，初次诠释经义者，谓之《传》，多产生于先秦及汉初；诠解《传》义者，谓之注，产生于两汉之际；为《注》所作之诠解，则谓之《疏》。至此释经之文体已经大备，自刘炫于《疏》后加《议》，则又出现孔颖达的《正义》，《正义》亦《疏》之一体，唯其可以纠前疏之失，而发挥新解，是其所长，故为后世学者所习用。但两汉经学的章句师法之学，割裂经义，破碎大道，沉浸于章句训释的泥潭之中，白首难于通一经，更无论通习五经，把握儒学精神了。魏晋学风一反其弊，引进道家思想方法，专务约取经文大义，而且注重天人之学的哲理阐述。吸取佛教讲疏的形式，新创一种诠释性的文体，谓之疏或义疏。“传须遵经，注宜从传，疏不破注”，传统儒学就是通过注疏之学的形式得到发展与普及。在中国，儒学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五经（包括传、记，后增《论》、《孟》、《孝经》与《尔雅》，成为十三经），是儒学的元典。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则是儒学的基石与核心，而且也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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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经学是承袭汉魏南北朝经学而来，由于政治的隔绝，南北文化逐渐产生差异，自然也影响到经学的发展变化，使之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北学继承两汉注重名物制度的训诂传统，保持质朴深邃的特色；南学则沿着魏晋玄学方向，崇尚清通简要和华美的风格。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化已经发生交流的与相互影响，北方学者对南朝经学吸收尤多。不仅因为南朝的义理之学与华赡文风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或吸引力，实亦因为南朝在北方学者的心目中，为“中国礼仪正朔所在”而致。所以自隋文帝恢复汉族政权，统一南北之后，南北经学的会通与统一的进程便正式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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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儒学的分野延至隋朝，南、北学者各持己见，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开皇初年，“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河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其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1)经义注疏如此混乱造成并日益加深儒者之间的矛盾，如《隋书·刘焯传》记载：刘焯“后因国子释奠，与（刘）炫论义，深挫诸儒，咸怀炉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2)类此事例在《隋书·元善传》中亦有记载。这更铸成儒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障碍：“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转疏，无复师资之法。学不心解，专以浮华相尚，豫造杂难，拟为雒对，遂有芟角、反对、互从等诸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浇浇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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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南北学风迥异会造成思想观念的歧见，这与统一王朝所要求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不相符合。隋统一南北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更是要求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的统一，于是南北学风的合流成为势所必然。隋朝虽短，但文帝和炀帝对经学进行了两轮大的整治，经学出现了两期繁荣。当时隋朝政府出面组织学术论辩，经常“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4)，展开争鸣。辩论内容多为领略经义短长，考定经本，争论时由“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5)，通过辩论讲论得失，求同存异，这对于统一歧义滋生的南北经学，效果极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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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元年，炀帝继位之初，即在其《改元大赦诏》中提出“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的诏令。儒臣许善心任礼部侍郎，奏荐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6)这是一次比较盛大的征召，南北儒生“远近毕至”。而许善心所荐举的五人，全都来自于南方，属于南学系统。“文远所讲释，多立新义，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听者忘倦。”尝谓大儒沈重讲论“悉是纸上语耳，仆皆先已诵得之。至于奥赜之境，翻似未见”。沈重因呼与议论，“甚叹服之”。文远习经所追求的“奥境”，是指经传的义理深意，可见其对章句训释的不满。至“武德六年，高祖幸国学，观释奠，遣文远发《春秋》题，诸儒设难蜂起，随方占对，皆莫能屈”(7)。陆德明“与鲁（世）达、孔褒俱会门下省，共相交难，无出其右者”(8)，“辉（褚徽）博辩，无能屈者”(9)，事后五人都被授予国子、太学的博士、助教，在京洛一带聚徒讲授。说明在当时的学术辩论中，南学儒士表现突出，往往在论难中胜出，虽不能说明南北学术的优劣，却至少说明南学治学方法更利于启发思路、解放思想。其后南方学者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南学遂亦普及北方。“时人称文远之《左传》、褚徽之《礼》、鲁（世）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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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三年，炀帝正式颁布科举之诏，并在诏书中明确提出十科举人。其后又颁诏，特别强调了“经术”的重要性，曰：“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11)为了引导仕子对经书的研习，文帝曾诏令要求：功臣“家门子侄，各守一经”；“生徒受业”，则要“灼然明经高第”(12)；炀帝曾一度对不愿出仕而又“耽悦典坟”，“研精经术”的隐逸之士，也给予奖励。“量准给禄。”目的在于“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13)文炀两帝鼓励研习儒家经典的召诰，未始不在本有游学之风的仕子中，再次激起研习经典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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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代五经传注的盛衰情况，颇能看出经学风气的移易：《尚书》“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周易》“王注盛行，郑学浸微”；《春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诗》则惟传“《毛诗·郑笺》”，“韩诗虽传，无传之者”；《礼》则“《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惟郑注立于国学”；《孝经》除郑注之外，复得《孔传》，刘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论语》则“何（晏《集解》）、郑（玄《注》）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皆存世。隋世禁绝图谶纬书，“自是无复其学”，魏征曾“录其见存”，“以备异闻”(14)而已。即隋代经学盛行的是南学杜预、孔安国古文学及王弼诸家，并北学少数郑注，余与服虔诸家皆式微不显。皮锡瑞认为，“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喜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因下结论说：“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亦统一，有南学而无北学”(15)。隋人所作经书义疏，据魏征《隋书经籍志》所载，则有《周易太义》二卷陆德明撰、《乐要》一卷何妥撰、以及刘炫所撰《尚书义疏》七卷、《尚书述义》二十卷、《毛诗义疏》二十八卷、《毛诗述义》四十卷、《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论语述义》十卷。这个目录肯定是不全的，因为唐初孔颖达传疏《五经正义》所据的刘焯著作，如《五经述义》等，一本也未见著录。可能是魏征任秘书监时，散佚于隋末战火的著述，尚未收辑齐全；当然，亦可能孔颖达等人所引据，只是其所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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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召集南北儒士论学于东都。南北经学相会，以南方经学的学术新风最受欢迎。学贯南北成为隋初硕学鸿儒的普遍特征。然而最出名的经学大师却又都是北人而通南学者。例如，房晖远、张文诩都是出身北方的学者而淹贯南北之学。在经学史上颇有声誉的隋朝大儒刘焯、刘炫也是北学弟子而兼通南学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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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刘的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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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虽然短促，但仍然出现一批如刘焯、刘炫、房晖远等淹贯南北，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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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刘炫齐名，皆为隋代最负盛名的经学家。刘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经学、天文、历学、数学皆有独到的研究，经学成就尤著，其天文律历之学，彪炳史册，而实乃其经学之余事，前已论及，兹不重述。《五经述义》等注经诸书，当时流行于世，后来多佚于兵燹。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仅辑得《尚书刘氏义疏》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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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学识不亚于刘焯，其天文律历之学，虽无著作，然有关议论，较集中者，收入《新唐书律历志》中，余则散见于诸《议疏》中，以此足见这也是经学所必备的学问。其所疏群经，亦能综贯古今，兼容南北，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南北学风之融会贯通。刘炫著述宏富，所著《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乃至《论语》、《孝经孔传》诸《议疏》为唐修《五经正义》奠定了基础。清人陈熙晋将其与郑玄相比拟，称郑玄集两汉之大成，而刘炫集六朝之大成，“窃谓集两汉之大成者康成也，集六朝之大成者光伯也”，“古来注家注经之多未有过于康成者，疏家疏注之多未有过于光伯者”(16)。刘炫虽恃才傲物，“多自矜伐”，固不可取，其经学成就及治经特色应该得到详细总结及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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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与刘焯自幼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问《礼》于阜城熊安生”(17)，但由于天资聪明，皆提前卒业，辞师而去。因访得“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正是由于如此卓绝的刻苦努力，才成就了两人一世盛名，成为隋代经学大师。魏征即认为“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18)两人虽先后秀才中举，但仕途并不畅达，还数度罢官回乡，以授徒教书为生。然而皆能穷不失志，遍注群经，兼采经今古文学说，注重经义的阐发，“文而又儒”，兼具南北学术之长，对前儒注疏的失误与学风流弊多所纠正，所作《五经》义疏，多为孔颖达所采纳，成为唐代《五经正义》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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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焯的经学著作统名之为《五经述义》，而刘炫的讲经著作，据《本传》及今传《孝经孔传述议》，似应统名之为《述议》。“述议”应该比“述义”，更便于直接发挥著者的见解，也与刘炫为人为学的风格切近或相符。《隋书》则已《义》与《议》两名互见，必有一误。学者每于失察，以致至今犹误。今观《孝经述议》，每于“述义”之后，再加“议曰”一大段辨析议论文字，为一般义疏所无，实为创举，可知应以《述议》为是。两人著作隋时并行于世，唐后多已不传。然其中精义，已被吸收至唐代官修的《五经正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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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刘经学与《五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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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孔颖达撰修的《五经正义》与“二刘”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切的渊源关系。近人黄焯在其《诗疏平议·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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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中，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二刘疏义，并迥绝前世，孔氏据以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远明姬汉，下被宋清，后有新疏，盖无得而逾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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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撰修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于隋代二刘的《五经》义疏经说尤多采撷，甚至依之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者，因为已有前代通儒的心血在内，经过两代大师的搜罗筢疏，因之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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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五经正义》主要是在南北朝以来《五经》义疏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周易正义》采用王弼注，据“江南义疏”删定；《尚书正义》采用孔安国传，及刘焯《尚书义疏》、刘炫《尚书述议》删定；《毛诗正义》据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议》删定；《礼记正义》据梁皇侃和北周熊安生两部《礼记义疏》删定；《左传正义》据刘炫《左传述议》、梁沈文阿《春秋义略》删定。当然，删定旧疏之际，孔颖达等唐儒不仅于旧疏有所改易去取，进行总结，且亦能申发己说，形成了自身特色，是对两汉晋魏南北朝隋代经学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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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编纂的目的，在于统一、总结历代儒学对经学的解释；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同时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实不可没。在古书大多散佚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其所保存的汉晋经说，得窥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武库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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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经学，特别是唐初修订与颁布的《五经正义》，不仅具有经学统一的学术意义，而且结束了一个经学纷争，无所取正，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时代，还具有实现思想主流大体一统的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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