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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初修史的指导思想（史官功能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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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是儒家的传统，设馆修史是唐代的创举。唐初高祖采纳儒臣的建议，准备修撰前代各朝历史，以总结历史兴亡经验，以为为政借鉴，终未竟工。于是太宗委派重臣房玄龄、魏征等，成立史馆，倾数年之功，修成五代史志，方始完成这一重任。史馆职司自此遂按儒家记事记言的原则定为制度，嗣后历朝的《实录》以及《贞观政要》等史书，都是由专职史臣完成。这也是为了适应政治大一统以及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实际需要，必须而且必然产生的结果。为确保政治统一乃至政治清明的局面，必须要有历史作为镜鉴和警戒，以期收到约束君主言行，使之能够少犯或改正错误，随时拨正方向的效果。这对历朝君主，尤为重要。唐初设馆修史，即是以儒家的历史观为指导，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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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修史宗旨：孔子修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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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和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修史行为及其思想对古代史家文化的影响尤大，孔子修史思想对后代史家的修史作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在后世史家的修史之笔法、修辞和立意上都有明确体现。主要包括实录直书、不褒美不隐恶，微言大义与皮里阳秋，(1)王侯将相成为史家审美的聚焦点，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等儒家修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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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编定并讲授“六经”，既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继承和抉择总结，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传播社会功能的追求或运用。(2)这在中国古代，属于社会评价系统，称之为“名教”，具有褒贬善恶、评鉴是非的客观权威性。“六经”中，《乐》经已失传，《礼》经也已非原貌，《书》经经过六国纷争及秦火的焚坑，已非孔子原编百篇旧貌。但是，探寻孔子的历史观和修史思想，还须从现存的五经，特别是《易传》、《诗论》和《春秋》中去探究。孔子编著《春秋》，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不遵周礼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以挽救“礼崩乐坏”，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维护当时应有的社会秩序。《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显然，孔子作《春秋》是将忠臣义士的忠肝义胆、乱臣贼子的丑恶暴行一一加以记述，蕴涵了不虚美，不隐恶的思想和动机。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4)。总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5)。《春秋》是以道义明辨是非，制定法则，形诸文治以推行其教诫。其力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这一是非分明的思想意识与褒贬善恶的思想力量，与古代史家不畏权势奋笔直书的传统相结合，遂形成足以使违背天心民意的统治者胆寒，而使忠良义士名标青史的古代史家实录真相的修史风格，与不虚美、不隐恶以真为美的审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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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通过修订《春秋》，将自己的遵循周制、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志在拨乱反正等思想倾向或鲜明政治意图表达出来，便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6)看来，阐明和表彰儒家的王道政治，以为天下仪表，是史书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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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曾揭示《春秋》“微言大义”的笔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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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後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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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土”为春秋郑地名。鲁僖公二十八年五月，诸侯结盟于践土。据《左传》：这次会盟，晋文公竟然召请周襄王参加。孔子认为，以臣子的身份竟然召请天子，实在不足以垂为典则，故而经文上写为：“天王狩于河阳。”《春秋》本是一部编年史，孔子在编纂中隐喻褒贬，在客观叙述的形式下，表明自己的政见和理想（后世称为“微言大义”或“皮里阳秋”），以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孔子对社会评价系统（即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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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孔子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的“史笔”法。作者的看法并不直接表述强加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隐含微言大义。一切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表面上似乎并没有直接褒贬，但每一表述都饱含着褒贬的巨大力量，传达着明确的正义观，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正如孔子自己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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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正史，其实质是国家的历史，而能影响国家历史方向的力量，惟有掌控国家与社会权力的王侯将相，因之历代的王侯将相便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社会精英，并左右着历史的前进方向。至于平民乃至奴隶中的精英人物，也只能在有机会成为将相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其治国理民的聪明才略，展现其历史的作用，从而进入历史的记载当中。庶民百姓的力量与意志，也只能通过体恤民情的帝王将相得到体现。因此古代史家审视历史的眼光聚焦于王侯将相，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一修史做法虽非源于孔子，但其评价标准，却是直接取则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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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审美取向大概肇始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因为其时发言起事者皆为君王将相，《尚书》中专记尧舜契稷乃至商周诸王及其辅弼言论的篇章即可为证。到周代，朝廷有了专业的史官。《史记》所言“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9)即指这一情况。但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和做法仍然来自孔子。孔子的《春秋》以鲁国国君的递嬗为史纲，沿隐、桓、庄、愍、僖等诸公顺序排列，将其时国之大事和天下大事系于鲁君之下，记录开篇均以“王正月”为则。史家将审美目光集中于王侯将相的情况更为普遍：《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虽记录范围有所扩展，但其叙事记人的归结点和关系点仍在王侯将相。这一传统更被《史记》发扬，从而成为固定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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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语怪、力、乱、神，是为修史的一条重要原则。《论语·述而》章称“子不语怪、力、乱、神”(10)。意即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这句叙述孔子思想与言谈作风的话语，因为表现了孔子的世界观，而被后人奉为言谈写作的圭臬，更被史家遵为修史原则。因此，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正统史家都在撰述中自觉地抛弃怪、力、乱、神成分，而将“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及谶纬迷信的史书，称之为“无足称者”，弃之如敝屣，如隋朝王劭所著《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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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修史事的过程中，对于没有见过的超自然现象和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事物，孔子从不提及。如《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11)据《公羊传》讲，鲁春秋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12)。即陨星下落如雨，离地一尺而又返回。由于事涉怪诞，故孔子编辑时不予记载，而将“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改为“星陨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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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编修《春秋》的实践中，体现了多闻阙疑、无征不信、排斥虚妄的编辑原则，表现出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所谓多闻阙疑，是指在编辑古籍过程中，对阙文切忌独断妄改。如《春秋》是鲁国史书，记事时不书月、不书日的地方很多。由于无确凿材料订正，因而孔子整理时，凡阙误之处都一仍其旧，决不轻改，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所谓无征不信，是指注重考据，切忌随意下笔。《论语·八佾》就说：“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也，足，则吾能征之也。”(13)杞国是夏之后，宋国是殷之后。孔子认为：夏、殷两代的礼，虽然还能说一点，但因文献不足，所以难于验证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注重考证的精神。能言还必需足征，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再自信也不能随意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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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初修史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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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史学之发达，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盛况空前的高潮，从而确立了其于史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共修撰纪传体“正史”八部，其中《晋书》130卷、《梁书》56卷、《陈书》36卷、《北齐书》50卷、《北周书》50卷、《隋书》85卷、《南史》80卷、《北史》100卷。“正史”之外，还有纪传体国史和编年体实录问世。国史如贞观时，姚思廉撰纪传体《唐史》30卷，高宗显庆年间，由令狐德棻续成80卷，易名为《武德贞观二朝史》，至龙朔年间，又由许敬宗等续成100卷。实录则有房玄龄、敬播等撰《高祖实录》20卷，房玄龄监修《太宗实录》20卷，长孙无忌监修《贞观实录》20卷等。初唐之修史，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抑或修史的远见卓识与魄力，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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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馆的渊源与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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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是唐代官方设置的最重要的修史机构。史馆的源头，多认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兰台、东观，原因是当时政府的一些修史活动就在此举行，名著《东观汉记》即修成于其中。但实际上二者与后来的史馆并不一样，兰台系“掌图籍秘书”之所，东观则是藏书之地，都非专供修史所设。当时于此修史，是因为藏书丰富，有取用之便。(14)史馆一词，最早见于北齐，时人邢劭作有《酬魏收〈冬夜直史馆〉》一诗。《北齐书》、《北史》也屡次提及北齐的史馆或史阁，大概是记录皇帝起居、撰修国史的所在，然不见于正式记录，不知是泛称还是实有其建置。上述情况，至隋及唐初没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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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正式设立于贞观三年（629年），主要负责编修实录和国史。长期以来，国史修撰都是由秘书省著作局负责的，前人一般都将著作局称作“史馆”或“史阁”，可见以前著作局的主要职责就是撰修国史。太宗即位后，为加强对修史工作的管理，单独组建史馆，从而使史馆从秘书省下分离出来，提高了建制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文馆。“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15)这实际上指的是史馆建立以后，著作局本身不再以修史为主要任务，修史工作由原来的著作郎负责转移到由史馆派遣史官担任，同时还以宰相监修，此后宰相领衔修史延续成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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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馆的撰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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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馆的活动，史书没有明确具体的记载，但从有关史料来看，主要有以下两项：一是修撰国史，一是修撰实录。修撰国史，即修撰纪传体本朝史；修撰实录，即修撰有关现任或前任皇帝的编年体史书。唐代国史的修撰始于贞观初年，唐代修撰实录则始于太宗执政时期，《贞观政要·文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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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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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就是唐朝最早的两部实录。太宗之后，修撰实录遂成为唐代史馆以及历朝史制的一个重要传统，几乎每朝各代皇帝在位时都要委派官员修撰，即使遭逢颓运季世亦无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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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馆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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