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0286
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盛唐时期的儒学及其在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1702050287
1702050288
唐代历史发展至开元盛世，无论是疆域的辽阔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繁荣兴盛，都展现了空前未有景况，达到世界的高峰，成为世界的中心，故而史称这一历史时期为“盛唐”。盛唐时期所展现的文化风貌被称之为盛唐气象，这一时期所发出的声音，被称之为盛唐之音。盛唐气象，因之成为中国文化历史至高点的重要标识，而其奠基与发端却肇始于初唐的贞观之治。
1702050289
1702050290
盛唐气象是盛世文明全方位的展现，其最直观的突出表现，便是李杜王孟等“光焰万丈”，与日月争辉的动人歌诗和张说、苏颋以“燕许大手笔”驰誉文坛，雍容华贵，气势雄浑的高文典册；以及沉雄浑厚，风神整峻，素有“颜筋柳骨”之誉的颜柳书法，(1)堪与“曹衣出水”媲美，具有“吴带当风”神韵的吴道子绘画，各个领域均呈现出登峰造极、精妙入微而又恢廓大度的艺术风格，因以汇统归之曰“盛唐气象”。然而愚以为“气象”也者，乃是其生存状态、文化根基、艺术修养、思想内蕴之外在展现，一种艺术风神的养成及其发皇光大，必有其浸成社会整体风貌的所以然在。故曰“盛唐气象”的呈现，有其更为深厚的社会根基与深远的历史原因，非突如其来，一朝一夕之故也。于现实而言，实赖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的相互激荡、支撑而后可；于历史而言，则唐初诸帝，特别是贞观朝太宗君臣在平定战乱，恢复经济的同时，迅速确立以民为本，胡汉一体的立国方针；以儒为主，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撰修八朝史志，引为施政借鉴；整合汉魏六朝经学，撰著《五经正义》，确立思想主旨；以及兴复礼乐，制定法度，莫不是亘古罕见的大匠手笔。卒用软硬结合，虚实相应诸举措，使一个疮痍满目，人心浮动的国家迅速地步入国富兵强，民心安定的儒治社会，史称贞观之治。欧阳修《新唐书·太宗本纪》赞扬太宗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2)其文治武功，所展现的恢弘气度、博大胸怀与进取精神，说明“盛唐气象”之精髓早已孕育肇端于贞观之世。
1702050291
1702050292
唐玄宗平乱登基之后，尽复太宗遗规，奉行初唐制定的基本国策，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致力于富国强兵，繁荣经济的同时，扩大儒学教育，开科取士，亲撰《孝经》和《老子》注疏，修定《开元礼》，编纂《大唐六典》，于中国礼法社会的确立，良风美俗的养成，做出杰出贡献。
1702050293
1702050294
开元之治的各项举措，表现了更加开放的文化心态，而且莫不合于天心民意（所谓天心者，事物发展之客观规律也）。儒治之下的富国强兵，主张协和万邦；儒治之下的礼法制度，旨在建立发展的秩序；儒治之下的开科取士，更为士子进取开辟了广阔的进身之路，社会于是愈加安定，经济于是愈加繁荣，文化亦于是愈加昌盛，这使朝野上下，无不充满着强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愈加激发了儒家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拯世济民，致君尧舜的信念，更是不以顺逆险夷而易其初心。以主人公的姿态讴歌盛世，抨击现实，睥睨一世，雄视百代，发而为歌诗，抒而为文章，挥洒翰墨而为书法绘画，焉有不雄浑沉郁、汪洋恣肆者乎！动既如此，静亦如之，心灵的安宁，境遇的闲适，如身心之自由，如草木之逢时，莫不奔赴笔端，发而为歌诗绘事之极致，此亦当是盛世气象题内应有之义。如此看来，富有包容雅量的儒治精神和礼法社会，不惟是“盛唐气象”实质的精髓内蕴，且亦是“盛唐之音”存续的社会根本保障。因述盛唐儒学与其在制度层面的建设落实，对中国礼教（实为礼法之教）社会之形成，所起的模范决定作用。
1702050295
1702050296
1702050297
1702050298
1702050300
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唐玄宗的崇经（孝经注）及其影响
1702050301
1702050302
一、唐玄宗与开元、天宝之治
1702050303
1702050304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睿宗李旦第三子。《旧唐书》称其“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新唐书》亦称其“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始封楚王，累迁卫尉少卿、潞州别驾。居籓邸时，属“王室多故，上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3)。看来玄宗不但具有英武果断的秉赋，且早畜平定政乱的志向。
1702050305
1702050306
自武则天末年，还政其子，而中宗、睿宗迭经废立。唐廷政局益加动荡，吏治败坏，民生凋弊，险象环生，已经危及政权的存亡。景云元年，欲效法武则天的韦皇后，弑杀中宗，临朝称制。且将不利于睿宗，于是，玄宗乃与太平公主联合，定计削灭政乱。当此之际，有人曾提议应先事报请居藩的睿宗，“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遂夜入禁苑，尽诛韦党。仍拥立睿宗复即皇帝位。由于太平公主不惟揽权干政，且欲阴谋篡位，继承其母武后的大统。睿宗乃及时禅位于太子李隆基。玄宗于继位的次年，除去这一隐患，改元为开元。在一系列事变中，表现了一代明主临事英断果决的风范。玄宗亲临大政之后，立即召同州刺史姚崇入朝主政，与张说同为宰相。君臣共治，开启了拨乱反正，励精图治，重振军威，再兴儒学的开元之治。
1702050307
1702050308
文治方面，“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4)自高宗武后以来，太学释奠，废散已久，陈子昂曾上疏武后专论官学废弃的情况：“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并再三恳言：“天子立太学，可以聚天下英贤，为政教之首”，“是以天子得贤臣，由此道也。今则荒废，委而不论，而欲睦人伦，兴礼让，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岂可得哉？”(5)。中宗虽然一度恢复国学，但由于政局动荡，终至不振。玄宗秉政，方立志整顿，敕令兴学，并亲临释奠。其《将行释奠礼令》云：
1702050309
1702050310
夫谈讲之务，贵於名理，所以解疑辩惑，凿瞽开聋，使听者闻所未闻，视者见所未见。爰自近代，此道渐微。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啬夫利口，可以骧首先鸣；太元俊才，自当俛首垂翅。舍兹确实，竞彼浮华，取悦无知，见嗤有识。假令曹张重出，马郑再生，终亦藏锋匿锐，闭关却扫者矣。寡人今既亲行齿胄，躬诣讲筵，思闻启沃之谈，庶叶温文之德。其侍讲等，有问难释疑，不得别构虚言，用相凌忽。如有违者，所司量事纠弹。(6)
1702050311
1702050312
对太学讲经论学提出严格的要求，要能“解疑辩惑，凿瞽开聋”。改变并无实学，哗众取宠，“取悦无知，见嗤有识”的讲学颓风。希望能够听到启沃心灵，增益道德的讲论。并对讲筵纪律做出规定：问难释疑之际，既不得回避问题，也不可互相攻讦，如有违犯，量事纠弹。对时代良好学风的树立，起到规范作用。
1702050313
1702050314
开元十三年，玄宗与“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7)。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院。兼具藏书、修撰、侍读三大功能。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8)故《新唐书》谓：“褚无量、马怀素等劝讲禁中，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汇群书至六万卷，经籍大备，又称开元焉。”(9)即是说其藏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1702050315
1702050316
玄宗有《命张说等与两省侍臣讲读制》言及儒臣侍讲及其意义，以见其求治之切：
1702050317
1702050318
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国齐家；必由於学矣。朕往在储宫，旁求儒雅，则张说、褚无量等为朕侍读。咸能发挥启迪，执经尊道，以微言匡菲德者，朕甚休之。自虔奉圣训，祗膺大宝，冀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实获我心。登於近侍，复欲勉听虚伫，论思献纳。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岂食而不知其旨，耕而不知其耨，将何以因於义，求於善，补朕之阙，诲人罔倦哉？宜令守中书令燕国公张说、右常侍崇文馆学士兼国子祭酒舒国公褚元量等，公务之暇，於中书与两省侍臣讲读，其有昌言至诚，可体要经远者，仍令行黄门侍郎昭文馆学士李乂、中书侍郎兼知制诰苏颋与左右起居随事编录，朕将亲览，庶施乎海内，始自京师。(10)
1702050319
1702050320
不仅鼓励坐而论道，而且准备起而施行，通过讲读，收集“体要经远”的至诚昌言（有益的建议），向全国推行。并希冀“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因义求善，以补自己为政阙失，可见其“执经尊道”之诚。也为开元之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储备了人才。
1702050321
1702050322
玄宗即位后，求治甚切。重用“欲复贞观之政”(11)的姚崇、宋璟、张嘉贞等人为相，作为“救时之相”的姚崇，初闻拜命，并未立即接受，而是向玄宗献以十事，“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其一，先仁义后刑法；其二，不贪求边功；其三，中官不预公事；其四，停罢斜封等官；其五，近幸犯法必纠；其六，租庸调外之征敛悉予罢停；其七，停建佛寺道观；其八，尊礼大臣；其九，容忍犯颜直谏；其十，外戚当政引为殷鉴。致治之要，一尽于此。玄宗一一应允，且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12)自此，朝廷整饬吏治，杜请谒之路，除密奏之风；沙汰僧道，禁抑奢縻；政宽人和，君臣戮力，果然不久即训致太平，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而其后的安史之乱，盛极而衰，正是玄宗违背了其中重要的施政原则。
1702050323
1702050324
通过开元初年的“伏豪强、劝农桑、擢才用”，选贤任能，整肃纪纲，拨乱反正，刷新政治，括户均田，改革兵制，兴修水利，务农固本。迅速稳定了政局，荡涤了武后以来相互倾轧的恶劣政风，缓解了社会重重矛盾，挽救了唐朝政治经济的严重危机，这既是开元之治产生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开元之治主要的施政内容。
1702050325
1702050326
玄宗既欲依贞观故事，复贞观之政，首要的任务，就是贯彻儒治立国的基本国策。为达到“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不仅注意经籍的搜集，而且关注经籍的传播。一改只是诏奖献书的旧习，于开元七年五月，“降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同年九月，再次下诏：“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及整比四部书成，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13)
1702050327
1702050328
玄宗尊崇孔子，曾下诏敕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孰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已来，未有如夫子者”，认为孔子之学，“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14)。因而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立庙释奠行王者礼。同时追赠孔子弟子六十七人，以示崇儒重教。又欲继贞观考定《五经文字》，撰定《五经正义》之后，对其他数部经典做同样的校定疏理。开元七年（719）三月，玄宗下《令诸儒质定孝经尚书古文诏》，敕令群儒质定《尚书》、《孝经》今、古文本和郑注、孔传的异同优劣。(15)并屡次下诏裁定诸儒争论，由于对前儒注疏殊难满意，乃于开元十年，“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16)至天宝二年（743），玄宗重注《孝经》并亲自作序。天宝五年，玄宗因元行冲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因此“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予以一并重修。天宝二年五月，重注本颁于天下。次年十二月，诏天下民间家藏户备。四年（745）九月，将重修本《御注孝经》刊石立于太学，是为石台《孝经》。天宝五年重修《义疏》“颁示中外”。至此，玄宗历时近三十年，倾注大量心血，正定注疏《孝经》，以弘扬儒家孝道教诲的工作基本告成。说明玄宗在其前期执政生涯中，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整理与传播，每常读书有间，便改正经文，如读《尚书·洪范》“至无颇，以声不协韵，改颇为陂”，“仍宣示国学”。又改《礼记》月令为时令等。玄宗御注《孝经》，非仅是学术研究，而是将之作为一项移风美俗的政治举措来对待的。《旧唐书·玄宗本纪下》有一段论赞文曰：
1702050329
1702050330
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17)
1702050331
1702050332
论述了开元之治的措施及成就。其中“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一语，即是表彰玄宗御注《孝经》的目的及其效果。亦且为其“长辔远驭，志在升平”的政治目的服务。所谓“开元盛世”，应该说即是开元经济社会成就与一朝复振的贞观学风相互交融的总和。
1702050333
1702050334
开元之盛，还在于臣贤主明，史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所置辅佐，皆得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18)。然自开元末年，玄宗陶醉于盛世的颂声之中，特别是在姚崇、宋璟、张说等没世之后，玄宗骄逸之心渐起，不再乐听谏诤之言。开元二十年后，相继罢免韩休、张九龄相位，专意依重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口蜜腹剑的阴险小人，史称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19)李林甫“妒贤疾能，举无比者”(20)，尤难容不附于己者，而且“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21)。独掌相权之后，引牛仙客为助，而将李适之、严挺之等贤能之臣排挤出朝，或迫害致死，或废锢终身。为了固权，不惜连兴大狱，残害忠良，株连无辜，灭族达百余家。
[
上一页 ]
[ :1.70205028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