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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代儒学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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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学术史、思想史著作通常都将宋儒赵复被俘北上视为北方儒学复兴的开端，如《元史·赵复传》即说：“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复始”，【1】黄百家云：“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2】全祖望对整个金代儒学都持否定意见：“建炎南渡，学统与之俱迁，完颜一代遂无人焉。元裕之曰国初经术祖金陵之余波，概可知已。”【3】实际上，金儒不仅知道程朱之学，且能对其提出商榷。如果我们同意道学并不就是儒学的唯一合法形式，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金代儒学也是儒学之一种，而不能像全祖望那样将有金一代视为儒学发展的空白。金代士人并没有放弃对道的追寻与承负，只不过他们对道的理解较之宋儒有所不同而已。元初名儒大多是亡金儒士，故金儒对道学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元代儒学的底色。就此而言，了解金末儒学对于认识元代儒学就决非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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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总结辽、金灭亡教训时曾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之说。【4】对于金，这并不符合史实，对此，前人辩之甚悉。【5】不过，儒学在金朝受到优待却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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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初进曲阜，谩骂孔子，放火烧毁孔庙。及至熙宗，开始尊孔。熙宗在上京立孔庙，亲自拜祭，又封孔子后裔孔璠为衍圣公。海陵王时，国子监于天德三年（1151）大量刊印《易》、《书》、《诗》、《礼记》、《周礼》、《孝经》、《左传》等等，并指定用这些经籍自汉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注疏本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金世宗更加尊孔崇儒，他修立孔墓，立“宣圣庙碑”。世宗朝还设立译经所，用女真语翻译儒家经书。大定五年（1165）译成《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大定六年又译《史记》、《汉书》。大定十五年，世宗再次下诏翻译经史。大定二十二年，译经所进呈《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以及《新唐书》的女真字译本。世宗还对朝臣说，他之所以命令翻译五经，是要女真人知道仁义道德之所在。大定二十六年，他下诏规定，女真贵族如不能读女真字经书，不得承袭猛安、谋克等贵族身份。章宗即位前，即已熟读《尚书》、《孟子》，认为是“圣贤纯正之道”。即位后，下特旨修孔庙，廊庑用碧瓦，石柱雕龙纹，修建厅堂、庙宇等四百多间，并下诏各州建孔庙，避孔子名讳。章宗还下诏命令三十五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须读《孝经》和《论语》。世宗、章宗朝还广置官学，以《论语》、《孝经》为必读课本。文人学子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金史·艺议传》说：“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世宗在位期间，每次录取的进士人数都在五百人以上，最多时达九百余人。因为推崇儒学，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金世宗甚至被誉为“小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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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与宋同时，但金朝儒学有着与后者不同的特色，那就是道学或理学在金朝并未得到像在宋朝那样充分的发展。以科举为例，金代科举折中王安石、司马光的考试办法，不考《仪礼》与《春秋》公羊、穀梁二传，而将十七史、《孝经》及《老子》、《荀子》、《扬子》纳入考试范围。科举设词赋与经义两科，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已说”。有金一代，对词赋重视非常，这使儒学在金朝的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阻碍。海陵王天德三年甚至罢经义、策试二科，专以词赋取士，直到世宗大定二十八年，经义科才得恢复，而重词赋、轻经义之风不稍减弱。明昌、承安间（1190—1200），士大夫依然非赋不谈。大定、明昌间（1161—1200），名士蔡珪、王寂、党怀英、王庭筠等，皆以诗文、书画为擅场，儒学造诣则乏善可陈。泰和、大安间（1201—1210），局面亦无改观，时人曾感叹：“士大夫以种学积文为进取之计，幹办者称良吏，趋时者为通贤，而不知治心养性之术。间有明仁义之实，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者，必怪怒骂笑以为狂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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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祐南渡（1214），金国势日衰，而儒学稍有起色，以南宋使节往往携书来北，士大夫闻之兴起：“金源氏之衰，其书（按指理学书籍）浸淫而北。赵承旨秉文、麻征君九畴始闻而知之，于是自称为道学门弟子。”【7】不过，现知最早在金国公开刊行并造成广泛影响的不是程朱的著作，而是被朱熹认为理学异端的张九成的《道学发源》。是书辑录《大学》、《中庸》以及刘子翚《圣传论》、张载《东铭》《西铭》等著作而加以己注。金尚书省诸生傅起等得之以为宝，请当时名士赵秉文、王若虚分别撰写前、后序加以刊布。王若虚《道学发源后序》说：“国家承平既久，……而鸣道之说亦未甚行，三数年来其传乃始浸广，好事者往往闻风而悦之。今省庭诸君尤为致力，慨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且将与未知者共之。”【8】终金一代，朱熹所建构的道统谱系都未能得到响应，被朱熹排除于道统谱系之外的那些人物（如王安石、苏氏父子）在金的孔庙里却享受配祀的殊荣。而在金代儒坛活跃的也是赵秉文、李纯甫这些被批评者认为佞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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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赵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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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滏阳人，自号闲闲老人，因做过礼部尚书，故世人又称赵礼部。秉文自述其“七岁知读书，十有七举进士，二十有七与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9】历官应奉翰林文字、户部主事、翰林撰修、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礼部尚书、翰林学士。贞祐初（1213），上书建言三事：迁都、导河、封建。哀宗即位（1224），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天兴改元（1232），金廷危急，撰赦文大安人心。是年五月卒，终年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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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好问所撰碑铭，赵秉文生平著述甚丰，所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资暇录》十五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生平文章人《滏水集》。【10】据《滏水集》卷十五所收诸“引”，赵氏还著有《法言微旨》、《笺太玄赞》、《中说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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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秉文著作的目录来看，他涉猎甚广，除了对《易》、《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家传统经典有所研究，还对扬雄、王通之学下过功夫，此外对《庄子》、《列子》等道家文献也做过注释。但除了文集《滏水集》，其他著述多佚。《滏水集》是今人研究其思想的主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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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滏水集》的卷数，《四库全书》所收为二十卷，卷首杨云翼原序亦称二十卷，但为赵秉文作碑铭的元好问则称有三十卷：“生平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11】“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12】四库馆臣在为《滏水集》撰写提要时注意到这个问题：“史称秉文所著诗文三十卷，此本乃二十卷，与史互异。然篇目完具，不似有所佚脱。考《中州集》称秉文‘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13】《提要》作者采用刘祁《归潜志》的说法对此做了解释：“刘祁《归潜志》曰：‘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顾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则《滏水集》本二十卷，别有十卷为《外集》，本传合而计之，故为三十卷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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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说见《归潜志》卷九，包括三个要点，一是认为二十卷的《滏水集》是赵秉文将其有关佛老的文字删除后的结果；二是认为赵秉文这样做的原因是迫于外界压力以及为博得“扶教传古之名”；三是提出赵秉文将自己为佛老二家所作文及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使少林寺长老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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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祁的这些说法来看，《滏水集》的卷数问题与赵秉文的思想属性问题纠缠在一起。关于赵秉文的思想属性，现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刘祁这里所说的是其中一种，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赵是阳儒阴释，此说对后世影响较大。《金史》赵秉文本传亦称其与佛禅有染：“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15】全祖望对赵秉文的学术评价甚低：“垂晚始得滏水。予初读其论学诸篇，所得虽浅，然所趋向，盖因文见道者，其亦韩、欧之徒欤？及读其论米芾临终事而疑之，则仍然佞佛人也。”他基本接受了刘祁《归潜志》之说，“迨取《归潜志》考之，乃知滏水本学佛，而袭以儒，其视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16】此外，如前揭，四库馆臣在为《滏水集》写提要时亦引了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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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看法则是将赵推为金季儒宗，此说由杨云翼【17】与元好问主之。杨云翼于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十一月为赵秉文《滏水集》作序，称赵为“斯文主盟”，认为“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学以儒为正，不纯乎儒，非学也。文以理为主，不根于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为学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异端，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夸辞，君子病诸。今礼部赵公实为斯文主盟。近自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过以见示。予披而读之，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主，尽在是矣。天下学者景附风靡，知所适从，虽有狂澜横流障而东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18】元好问为赵秉文作碑铭，在对辽宋至金几百年来文学废兴以及金朝开国以来名士做了一番考察后，对赵推崇备至，认为：“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词赋，有明经。柳、穆、欧、苏诸人斩伐俗学，力半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者，又复见于宣、政之季矣。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剽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没世不复，亦无以议为也。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睱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19】铭之曰：“道统中绝，力任权御。一判藩篱，倒置冠屦。公起河朔，天以经付。挺身颓波，为世砥柱”。【20】直将赵氏视为接续道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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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究竟是儒还是阳儒阴释，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对赵氏本人思想的定位，也影响到对整个金代儒学面貌的认识，值得认真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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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说的主要支撑是《闲闲外集》与《滏水集》并行于世一事，其余多属推测之辞。然《外集》者，世不见传，难知其详，无从核实。又，此事不见于元好问所作《碑铭》，亦称蹊跷。考《归潜志》所载赵秉文传，记多与史不合，四库馆臣已加辨证，如《志》云：“（秉文）因言事忤旨，外补后再入馆为修撰。待制，转礼部郎中，出典岢岚、平定、宁边三郡”，四库馆臣按曰：“《金史》本传：秉文以言事由翰林修撰出典平定、宁边二郡，未尝出典岢岚。其同知岢岚州军事犹在未召入为修撰之前。元好问《中州集》传亦与本传同，与此互异。”【21】又云“天兴改元，夏四月，卒，年七十三”，四库馆臣按曰：“《金史》本传：天兴改元之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与此志异。”【22】在谈到赵秉文的著作目录时，《归潜志》的说法也与元《碑》及《金史》本传不同：“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华指要》、《滏水集》、《外集》，无虑数十万言”，【23】遗漏了《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文中子类说》、《列子补注》、《资暇录》等书，还添加了《老子解》一书。由此可见，作为研究赵秉文的史料，刘《志》的可靠程度当逊于元《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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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滏水集》为赵氏自选集的看法，前引杨云翼“《滏水集》序”已经提到：“（赵）自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不过，杨云翼并没有明确说明赵秉文是如何选择的。刘祁则认为赵的选择原则是“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元好问所证实：“又，其徒（按佛老之徒）乐从公（按赵秉文）游，公亦尝为之作文章，若碑、志、诗、颂甚多。晚年，录生平诗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存也。”【24】不过，元好问没有进一步指出赵为什么要删去与佛老二家有关的文字。从行文语气来看，元好问似乎认为赵是觉得自己出于应酬而为佛老之徒所作的那些文字没有保存的价值。而刘祁则认定赵秉文是因为“顾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而删佛老之文，并据此非议赵的为人：“余尝与王从之（按王若虚）言：‘公（按赵秉文）既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使后人何以处之？’王文曰：‘此老所谓藏头露尾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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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刘说属实，读者也可以做出与之不同的解读，像全祖望即对赵删文的行径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秉文）喜观佛老之说，以穷其旨归，然晚年自编诗文，凡涉二家者概不存录，而以中、和、诚诸说冠之集首，以拟退之明道，则犹有扶教传古之意焉”，【26】认为赵与李屏山相比终究略胜一筹：“虽然，犹知畏名教之闲，则终不可与屏山同例论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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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刘祁说赵秉文编《滏水集》时“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这一点亦不符合事实。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卷二十《题米元章修静语录引后》一文。赵在文中说：“不肖诗书不及元章（按米芾）远甚，至于他日临行一着预尅死期，则未肯多让。”所谓临行一着，是指米芾知淮阴时预知死期，以香木为棺置黄堂上，饮食起居时在其间，及期，召吏民所亲厚者与之别，索纸书云：“来从众香国中来，去当众香国中去。”掷笔而化。【28】在正统儒家眼里，米芾的这个做法带有强烈的佛教徒色彩，而赵秉文在这上面表示“当仁不让”，其属异端无疑。如上所揭，全祖望就是根据这篇文字判断赵为佞佛者的：“及读其论米芾临终事而疑之，则仍然佞佛人也。”【29】详覆《滏水集》，与僧道唱和之作并不鲜见，如《送墨李道士元老》（卷三）、《会灵观即事二首》（卷四）、《度水僧二首》（卷五）、《和寄全椒道士》（卷五）、《赠茅先生》（卷六），单是卷六所收诗作就提到佛寺多所，如镇国寺、七金山寺、灵感寺、兰若院、金河寺等。另外，诗文中用佛老典故说理者比比皆是，如卷二《反小山赋》云：“子以心为物役，智为众缘，不知无尘桎梏于一峰之玄也。空花误大夫之梦，庭柏证祖师之禅。无一物之非我，君其问诸屏山之散仙。”《攓蓬赋》云：“逍遥乎无为之业，游戏乎寂灭之场。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与彭殇。……乱曰：是身虚空以为量兮，坚固不坏如金刚兮，孰为夭寿孰否藏兮。翠竹真如非青黄兮，枯木龙吟非宫商兮，眼如鼻口道乃将兮。”《游悬泉赋》云：“归语同僚曰：此殆维摩诘也。觉而赋之，但见山高水深，风清月白。”《无尽藏赋》云：“客曰：自俗观之，有代有谢；自道观之，无成无毁。君亦知夫物无常时无心乎？自有观成则有成，自未有观成则成亦坏矣。自今望昔则有昔，以来望今则今亦昔矣。由是观之，方成方虧，方生方死。虽然，此犹有心于去来见在也。若其无心则无此矣。且夫水不与风期，风来而水波；山不与月期，月照而山白。庸知夫性空真风、性空真月是尚有极耶？然则，声色有尽，所以声声者无尽也；色尘有尽，所以色色者无尽也。主人喜曰：今而后知乾坤一亭，万物一藏，吾庐尚无恙也。”《拙轩赋》云：“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短；巧者自巧，吾不知其长。或善宦而九卿，或白首而潜郎。以俗观之，有窳有良；以道观之，孰否孰臧。较荣枯于瞬息，等一梦于黄粱。……达人大观，物我两忘；纵心浩然，与道翱翔。”《心静天地之鉴赋》云：“及其至也，超入圆通之智海。”卷三《送李按察十首》其九云：“本心入水镜，功名时翳之。少焉尘累尽，万象复在兹。”卷四《和渊明归田园居送潘清容六首》之五云：“归来掩关卧，尚恨为物役。四论喜僧肇，玄文笺陆绩。会当投绝学，缮性终何益。”卷五《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云：“昔我谢事时，曾造老衲境。谓言方闲去，如醉不得醒。至要无多言，退步心自领。一朝桶底脱，露出囊中颖。有如暗室中，照耀赖烛炳。”《拟咏声》云：“万籁静中起，犹是生灭因。隐几以眼听，非根亦非尘。”等等。可见，赵秉文在《滏水集》中并不以出现与佛老有关之文字为忌。推其缘由，当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语涉佛老就一定有违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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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好问说，赵氏对佛老之说曾做过深入探究，强调“说”（哲学性的义理）与“教”（具有社会、政治、伦理意义的宗教实践）的区分：“究观佛老之说而皆极其旨归，尝著论以为，害于世者，其教耳。”【30】换言之，他对佛老之说虽不无欣赏，但并不因此就认同佛老二教。就其不认同佛老二教这一点而言，赵秉文的儒家身份是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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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还曾经跟人谈到学佛老不影响一个人成为儒家式君子：“尝谓余曰：‘学佛老与不学佛老，不害其为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为小人；贺知章好道教，不害为君子；元徽之好道教，不害为小人。亦不可专以学二家者为非也。’”【31】这段话典型地反映了他对学佛老的开放心态。更准确地说，赵秉文是对反对学佛老的反对。为什么学不学佛老不害为君子或小人？这是因为，赵所理解的学佛老是对佛老之说的有选择吸收而非全盘接受，更不是要用佛老取代儒家学说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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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祁《归潜志》卷九还收录了好几条赵秉文好佛的轶事。其一：“又深戒杀生，中年断荤腥，谓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与人何异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断荤腥，临终闭目逝。少顷，复开目曰，我见数人担肉数担过去，盖吾命中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戏曰：‘死则死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尝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生前是赵抃阅道。’盖阅道亦奉神也。”其二：“已而，余亦归淮阳，公又与余书曰：‘慎不可轻毁佛老二教，堕大地狱则无及矣。闻此必大笑，但足下未知大圣人作为耳。’”其三：“舒穆噜嵩企隆亦从公游，学佛，公甚爱之。尝于慧林院谒长老，公亲教企隆持香炉三棹脚作礼，因与户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坏了人家子弟耶？’士林传以为笑。”其四：“公既致仕，苦人求书，大书榜于门。有一僧求公作化疏，以钉钉其手于公门。公闻，遽出礼之，为作疏，且为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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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材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条轶事是说赵氏断荤腥，在不杀生这一点上认同佛教（“吾生前是一僧”、“吾生前是赵抃阅道”云云），但这属于个人饮食习惯，并不涉及儒佛之辨的根本；第二条轶事则反映赵氏相信地狱之说，但地狱之说在古代属于民众一般信仰的一个部分，非佛教所独有；第三条轶事说赵氏教人礼佛，但其事出于对方自愿，且其本人没有皈依佛门；第四条轶事说赵氏为僧徒破例，但这只能说明赵氏心地慈善，不忍见僧人自残。总之，刘祁记载的这些轶事（姑且认为它们都是事实），没有一条显示赵秉文在儒佛之辨上站在佛教一边，至多只能说他对佛教的某些理论表示赞同，不拒绝与佛教徒有所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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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对佛教的同情甚至好感当是事实，这一点，即使是为他写碑铭多有美言的元好问也不否认，但这并不代表他游移于儒佛之间，更不能证明他阳儒阴释。赵对佛老的批评，对儒家的认同大量体现在他的论说中，按其文集可知。无视这些文字，而只盯住他的若干言行，是无法对其思想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的。不能不说，刘祁为了突出他个人在儒佛之辨上的坚决，对赵的好佛之行实际做了不无渲染的描绘。刘一直认为，赵秉文虽然待他们父子不薄却终因他们父子不学佛老意有所谦：“然公以吾父子不学佛，议小不可，且屡诱余，余亦不能从也。尝谓余曰：‘学佛老与不学佛老，不害其为君子。……’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学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论。已而，余亦归淮阳，公又与余书曰：‘慎不可轻毁佛老二教，……’余答书曰：‘若二教，岂可轻毁之？自非当韩欧之任，岂可横取谤议哉？自非有韩欧之智，岂可漫浪为哉？君子者但知其反身则以诚，处事则以义，若所谓地狱，则不知也。’然公终于余有所恨。”【32】刘的描述充满了他个人的心理感受，让人难以分辨究竟有多少属于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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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儒佛之辨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赵秉文作为儒家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事实上，大多数金代士人并不像刘祁那样斤斤于儒佛异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正是金代儒学的特色。如前所述，由于各种原因，金代儒学自有别于两宋道学。当理学书籍自南而来，金儒如赵秉文、麻九畴等人给予了热烈的欢迎，自称“道学门弟子”。但金儒对两宋道学并不是通盘照抄，而是有所反思有所批判。赵秉文即说：“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蔽至于以世教为俗学。而道学之弊，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姓，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以不知也。”【33】尽管全祖望对赵氏之学不以为然，但对这段话却表示欣赏，谓“此章最断得平允，尽宋人之得失”。【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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