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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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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导言 明代初年国家的儒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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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几年的战争，翦除了元末农民军诸部，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相号召，推翻了蒙古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建立了明帝国。明代处于中国历史的晚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特别是经过“仁宣圣世”相对平静的发展之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都市，原有的大城市的工商业活动愈益繁荣，形成了市民阶层，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活动，远比它以前的朝代发达。工商业所带来的文化形态在明朝表现得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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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高度的皇权专制和持续的党争。【1】明代初期，政治体制沿袭元朝：中央有中书省，下统六部，掌行政；大都督府，掌兵事；御史台，掌监察。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一省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各地的行中书省，将原行中书省的职掌一分为三，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互不统辖，受中央垂直领导。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借胡惟庸谋反案，撤中书省，升六部；撤大都督府，其职掌分于五军都督府，六部和五军都督府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乾纲独断”、“事皆亲决”的局面。为防止后代子孙变乱此格局，朱元璋在祖训中明确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2】朱元璋这种加强皇权、不设丞相的措施，对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重大影响。明代皇权之集中，各种专制措施之强势，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皇帝亲自处理庶政，势不得不设内阁票拟，不得不设司礼监批红。内阁与宦官之间的权力制衡，宦官与外廷结纳植党，为争阁臣而有的庭臣之间的倾轧和争斗，皆势不可免。这些都对明代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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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宽猛相济的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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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度的皇权专制相适应，在吏治上，明代初年采取严刑峻法的措施。朱元璋鉴于元朝对汉人实行民族高压政策，而蒙古人之间却法禁宽弛的教训，转以刚猛纠治。他曾对刘基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3】明代初年，法制甚严，官吏贪墨者多受酷刑，朱元璋编纂的《大诰》中涉及官吏犯罪的条目有一百多条，其中有关贪赃科敛害民和乱政坏法渎职的条目最多。《大诰》还允许使用抽筋、刖足、剁指、断手、黥面、阉割、剕劓等刑法，甚至以人皮实草悬于公堂以警戒官吏犯法。【4】朱元璋也几次兴起大狱清洗不法官吏，最有名的如洪武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桓贪污案，每次诛杀都达数千人，多者至二万人。这种“重典治吏”不仅当时发生了明显效果，对后世影响亦十分深远。《明史·循吏传》序谓：“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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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虽在整个文化思想上呈现三教会通的趋势，但儒家思想始终处于主流地位，这与南宋理宗以来表彰朱子学和元朝奉行儒学有关。朱元璋起自布衣，但受宋元以来政治思想的影响，深知欲国家长治久安，须用礼乐文教治国。在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即下令各地荐举儒学人才，亦常与幕僚中的儒士讲论儒家治国的道理，并于洪武三年开科取士。【6】考试内容据宋元以来成法而有所损益：“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7】洪武四年会试，中式举人一百二十名。因元末战乱，官吏缺员较多，朱元璋下令连试三年，并令各地举人俱免会试，赴京起用。《明史·儒林传》序谓：“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8】此语虽不无溢美谀颂之处，但有明一代崇儒右文，明确了以儒学治天下的宏规，却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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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受宋元以来崇儒的影响，自起兵以来，注意征辟儒士中有治平之策者，叩问治本。如元至正十八年（1358）攻下金陵，即辟儒士范祖幹、叶仪，问以治平之道，《太祖实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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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至，祖幹持《大学》以进。上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上命祖幹剖析其义，祖幹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上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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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婺州后，召儒士许元、胡翰，逐日讲论经史治道。攻下处州，又征召儒士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至建康，创礼贤馆居之。【10】在登基称帝后的洪武元年（1368）即下诏征天下贤才为守令等官，诏书中说：“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11】又遣魏观、文原吉等儒臣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并令各地举荐耆儒，委以尚书、侍郎及太学祭酒等显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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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令礼部颁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试各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四书》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沈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各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第五道，俱三百字以上。次年会试，所考文字与乡试同。【12】同时对应试者作了规定：应乡试者，国子监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太学及各州府县申举。罢官之人、倡优之人、居父母丧者不准应试。洪武四年（1371）即已下令：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朱元璋制定的这些规章，明代各朝皆遵行。虽小有因革损益，如进士名额等，其大纲目，则贯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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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国子学和地方儒学训导诸生、作养人才的功能非常重视，在明朝建立之前，于戎马倥偬之时，仍不忘建立学校。如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命令宁越知府开郡学，延请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置学正、训导等。当时战乱方殷，学校久废，始听弦诵之声，无不喜悦。次年，设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命世子受经学。后三年，设国子学，以元朝的集庆路学为址，设博士、助教、学正等职。洪武元年登基之后，就议定国子学官制，定祭酒为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以许存仁为第一任国学祭酒。【13】洪武二年（1369），因原国子学狭小，朱元璋下令拨款增建，并在给中书省臣的谕旨中申明国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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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敝之余，首建太学，招徕师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有司增益学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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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喻中书省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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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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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下后，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人。后各都司、卫，直至宣慰、安抚等土司，皆设儒学。【16】后又在洪武十五年（1382）新建太学落成之际，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学舍分六堂，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朱元璋因新太学落成幸国子监谒先师孔子，行释菜礼，礼成后谕祭酒吴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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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之道无逾于儒。上古圣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实儒。后世儒之名立，虽有儒名或无其实。……卿等为师表，正当以孔子之道为教，使诸生咸趋于正，则朝廷得人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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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亲为太学生讲说《尚书》的《大禹谟》、《皋陶谟》、《洪范》诸篇。听讲者莫不惊悦。惊者太祖起布衣，未闻其有学，竟能讲论儒家经典。悦者太祖亲授儒家经典，其崇儒学、礼儒生、以儒学礼乐教化为治国基础的意图已表露无遗，学官安得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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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对儒学的尊崇，在即位之初，朱元璋就优礼孔子后裔，如在洪武元年（1368），召孔子五十五代孙孔克坚至京师，待以上宾之礼，给俸禄而不使视事。又诏孔克坚之子孔希学袭封衍圣公，赐资善大夫正二品。每入朝，班次侔于上卿。又赐给祭田，使置礼器、乐器、乐舞工，并为之置属官。洪武六年，命翰林学士詹同、乐韶凤等定《释奠先师乐章》。【18】洪武十七年（1384），孔讷袭封衍圣公，命礼部以乐导送至国子监，学官帅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这时已罢丞相，朝班立于文臣之首，优礼可谓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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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朱元璋于战乱后还注意收集、保存、修补甚至新印儒学经典，颁赐各地特别是北方各学。早在即位之前二年，朱元璋就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为鼓励书籍之印制流通，又下令免除书籍税。洪武六年（1373），召国子博士赵俶等谕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慎勿杂苏秦、张仪纵横之言。”【19】并从赵俶之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屏《战国策》及谶纬、占卜诸书勿列学宫。元季战乱，学校多废坏，书籍散失，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次年，又令诸儒考补国子监所藏经书印版。洪武二十四年又颁子史等书籍于北方学校。在编印新书方面，洪武二年下令修礼书，诏天下举博通古今，精研礼学，又时务练达之士礼送京师。当时名儒曾鲁、梁寅、宋讷、徐一夔、刘于、周子谅、胡行简等皆在选中。次年书成，赐名《大明集礼》。其书包括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等凡五十卷。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20】又命儒臣编辑《大明志书》、《昭鉴录》、《皇明宝训》、《相鉴》、《精诚录》、《书传会选》等大型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有关明朝地理形胜、政治措施，历代诸王、大臣宗戚及宦官应取为鉴戒者，还有古圣先贤立言垂教之纲领，经书之注释标准等，所涉甚杂，但皆关乎治教大体。朱元璋在关于《精诚录》的编纂大旨中曾敕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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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经传，未易会其要领。尔等其以圣贤所言三事，以类编辑，庶便观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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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成，朱元璋赐名《精诚录》。书凡三卷，内容杂取五经、《四书》、《孝经》等。可以看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注意兴学校，阐教化，扶植儒学。在长期治理国政之中，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其纲领，首在敬天、忠君、孝亲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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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也注重民间的礼乐教化，在明廷建立之前，就敕谕中书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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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勤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也？有仁义为之本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今天下纷纭，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巧之私，而戕贼于民者，岂复知有仁义哉？卿等职居枢要，所以辅吾者，舍是则无以为治国之本也。卿等勉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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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这一指导思想贯彻于民众，并借以宣传朝廷法律及对百姓的各种申明、戒谕，以造成褒崇儒学的民风，朱元璋下令全国乡村行乡饮酒礼。《大明会典》载：“洪武初，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使民岁时宴会，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遂为定制。”【23】本来乡饮酒礼只是乡先生（以致仕在乡之中大夫、士为讲师）宴请乡学毕业升入高一级学校之学生的典礼，参与者除乡先生、学生外，还有乡中年高德劭之人。郑玄谓：“名曰《乡饮酒义》者，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尊贤养老之义。”【24】行乡饮酒之礼，目的在“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25】明代则多借此耆老毕集，乡中大会的时机，宣讲律法，饬戒条规。可谓“善假时令”矣。洪武五年，诏行天下行乡饮酒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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