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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11 中国儒学史 [:1702022506]
1702081012 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龚自珍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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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14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道光进士。清思想家、文学家。曾从常州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探求经书之“微言大义”。倡“通经致用”之学。有《定盦文集》行世,今人编有《龚自珍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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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16 第一节 “中西关系”已进入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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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18 要在“中国近代儒学史”上占一地位,第一要件就是处理儒学与西学之关系,或曰儒西关系。处理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也可以有高低不同,但必须把此要件总是提到自己思想的中心,至少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方能获得所谓“近代性”。这是近代中国之学术大势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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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20 “西人”已进入龚自珍的视野。道光初年撰《农宗》,指明鸦片之危害,主张严办鸦片种植与吸食者:“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则天下之本不浊,本清而法峻,诛种艺食妖辣地膏者,枭其头于陇,没其三族为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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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23 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撰《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又论及中西关系:“自儒生薄夫艺事,泰西之客其虚,古籍霾于中秘,智计之士屏弗见。于是测步之器,中西同实而异名,巧捷之用,西人攘中以成法。”〔2〕又提到“番舶之粟,平居贾于粤市”,以及“嘉庆之初,海氛方炽,大为逋逃之渊薮”。〔3〕指出洋人确有侵略之企图:“倚剽掠以赡孱邦,倾丑类以弄巨艇,久肆寇攘,渐图窥伺。”〔4〕并谓:“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备戒不虞,绸缪未雨,深忧秘计,世不尽闻。”〔5〕英人侵华,已使清廷处于两难之境地,这是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年就看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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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25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梁章钜赴广西巡抚任,龚自珍撰《送广西巡抚梁公序》,建议梁杜禁当地吸食鸦片之风:“公有俭德,被服儒者,广西近广东,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习以丰其聚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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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27 道光十八年冬林则徐领钦差大臣命,驰赴广州办禁烟事,龚自珍特撰《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极言鸦片之害:“汉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变。鸦片烟则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7〕并言:“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8〕建议梁划定洋人之活动范围:“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9〕并建议严惩生产、吸食鸦片者:“其食者宜环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兵丁食宜刎脰诛。此决定义,更无疑义。”〔10〕严惩之外,提醒林则徐做好战争准备:“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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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29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查毁英商鸦片二万余箱,禁英人贸易。林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是年龚自珍“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辞京官南下,途中深切关注林则徐之禁烟,赋诗曰:“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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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31 道光二十年,英军陷舟山,侵宁波,鸦片战争起,林则徐坐谪。时龚自珍正于丹阳云阳书院执教习。道光二十一年战斗正酣之时,龚自珍致信江苏巡抚梁章钜(驻守上海),表示愿辞教习之职赴上海,与梁共谋抗英事。〔13〕时年龚五十岁,亦是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八月十二日,暴疾捐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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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33 第二节 “西学”未进入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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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35 除了提及“测步之器,中西同实而异名”外,龚自珍对于西学并未有根本性的涉及。是否因西学于当时尚未传入中国呢?是又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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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37 “西学”之传入中国,早在明末就开始了。按钱穆先生之说法,中国之接触“西方文化”似乎是由近及远的,最早接触者为较近之“西方文化”(印度),其次接触者为较远之“西方文化”(波斯、阿拉伯等),最后接触者为最远之“西方文化”(欧、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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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39 “西方文化”(欧洲文化)之传入中国,始自明末。然明末传入者,究竟是技术、科学还是哲学?杨东莼先生定起自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迄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之西学输入为“西学东渐的第一期”,他以为此期传入中国者以“技术”为主,少见“社会科学”,更无“哲学”。如以《几何原本》、《历书》等为代表的天文历算之学,以《奇器图说》、《诸器图说》等为代表的力艺之学,以《万国全图》、《乾坤体义》、《职方外纪》等为代表的舆地测绘之学,以《农政全书》、《泰西水法》等到为代表的农田水利之学,均属“技术”领域,少量涉及“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是完全没有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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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41 何兆武先生对此有不同解读。他以为中世纪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总共有三次,分别为唐代、元代与明末。明末一次已经涉及“思想”之输入:“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17〕输入“基督教”之内容,何先生以为主要是“正统经院哲学”,包括:(1)传统的形而上学,如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等等;(2)基督教神话,如创世纪、乐园放逐、受难与复活、天堂与地狱、最后审判等等;(3)灵修,如教父问答、祈祷文、日课、崇修与礼节等等。〔18〕这些内容已超出杨东莼所谓“技术”甚至“科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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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43 耶稣会传教士在输入“正统经院哲学”的同时,更“夹带”输入了“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是我们应特别关注的。利玛窦之《天主实义》(1595—1601)已输入西方哲学的“实体—属性”学说、“形式—质料”学说、“四因”学说、“物质”学说、“人类中心论”等;艾儒略之《三山论学记》(1625)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造物”学说等;汤若望之《主制群征》(1629或1636)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实体—属性”学说,“本体论”学说、“实在论”学说等;孙璋之《性理真诠》(1753)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人类中心论”等。总之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的主体思想,已在明末(至迟清初)输入中国思想界。尽管它还是“夹带”的而非“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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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45 这已完全不是“技术”的输入、“科学”的输入,而是“思想”的输入、“哲学”的输入。换言之,“西学”已在明末进入中国思想家的视野,并广泛影响到当时中国的诸多思想家,如冯应京、李之藻、叶向高、曹学佺、段袭等。可以说,西洋哲学中带根本性的“本体论思维”、“形式逻辑思维”、“实在论思维”等,已在中国明末清初的学术界确立起来,并被广泛运用到批评中国本土哲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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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47 如此则龚自珍不论及“西学”,就不是因为客观形势所限,而是因为不具备“开创近代”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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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49 第三节 儒、西关系未成为其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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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51 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儒、西关系或儒学与西学之关系,也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处理,据何兆武先生考察,耶稣会会士来华传教时处理耶、儒关系的方式,不外“合儒”、“补儒”、“益儒”、“超儒”等几种,同样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中国原有哲学进行“新的解释或改造”,是“企图以一种更彻底经院哲学来代替中国原有的经院哲学”〔19〕。中国原来有没有“经院哲学”,此处不论,至少何先生已经发现,儒、西关系在明末清初不仅已得到关注,而且已出现不同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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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53 何先生提到了四种方式:(一)把儒教之“天”改造成天主教之上帝;(二)以西洋哲学的“形式—质料”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之“理—气”学说;(三)以希腊哲学中之“潜能”与“现实”释读中国哲学中之“性”与“德”;(四)糅合中国传统政治社会道德观念与天主教中古政治社会道德观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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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55 第二、三种做法最具学理性。如利玛窦《天主实义》说:“试论物之所以然有四焉(物之所以然有四)。四者维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质者,有为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为物也;模者状其物,置之于本伦,别之于他类也;质者物之本来体质,所以受模者也;为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21〕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学说、“四因”学说的一个完整介绍。又说:“试以物之所以然观之,既谓之空无,则不能为物之作者、模者、质者、为者,此于物尚有何着欤?”〔22〕这是以亚里士多德之“形式—质料”学说、“四因”学说否定中国哲学中之“空无”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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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57 孙璋《性理真诠》说:“后儒恐其乱靡底止,执定理气以为造化之根原,……不知理也者,乃依赖之品,非自立之体,所谓规矩法度者是也。至于气,更属顽然,并无知觉。试问有何灵明,有何自主,而能肇造乾坤人物,主人生死,赏善罚恶,毫发不爽耶?”〔23〕这是以西洋哲学中之“形式—质科”、“实体—属性”等学说,释读中国哲学中之“理—气”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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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059 除了何先生提到的四种方式外,明末清初处理儒、西关系的方式还有如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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