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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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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新人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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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包括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这两大内容。文学革命是以白话文运动为主，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和意义。而思想革命的内容是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人生论，可以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标。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种新人生论最着力、也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领袖人物便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在于以转变人的基本思想来促进文化改革，特别是道德改革。如果没有牢固的文化基础，社会和政治改革便不能成功，也不能持久。这就是所谓的思想文化改革必须优先的信念。因此新文化运动最迫切、最根本的变化乃是“根本思想”的转变，而根本思想是指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或人生价值论。从知识分子着眼，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全面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生活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他们的基本信念是，思想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而实现思想变革的最好途经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念，即改变人的世界观，提倡一种新的人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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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这一看法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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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中国近代、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由于西方文化与哲学引进之后而导致的中西文化与哲学思想冲突所形成的结果。这一过程是从明朝中叶开始的，其后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新旧的矛盾和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对西学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细看去，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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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在明朝中叶，西教西著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信之者仅一二人而已。第二期为清初，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第三期在清朝中叶，鸦片战争以后，西洋武力震惊中土，于是提倡西洋机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为当时人所热衷的新名词。第四期在清末，甲午之战，军破国削，康梁乘势变法，变法虽未成功，但是新思想拓宽了领地，于是由行政问题折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年，当时新旧之所争，康梁提倡，只在行政制度优良否，尚未涉及政治根本问题。但在民国初年，一部分有识之士有了政治为根本问题的觉悟，于是进而有了民主共和和君主立宪的讨论。辛亥革命后，共和告成。第六期即辛亥之后的四五年，由于备受专制政治的痛苦，于是人们渐渐厌恶专制，而倾向共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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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六期中西冲突中，中国人最初学习接受的是西洋的器物，其后是政治。之后，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中国人的觉悟，越来越提高，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未在这六期中得到解决。于是陈独秀指出：“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所谓的“最后之觉悟”分为两个方面，即“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所谓的“政治觉悟”有这样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要知国家为人们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而中国人尚没有这样的觉悟。第二步觉悟是，抉择优良政体，现在的潮流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他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第三步觉悟是，“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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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尤重“伦理的觉悟”。他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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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所说的伦理觉悟就是要确立自由、平等、个人独立的思想与原则，他认为共和立宪，要以独立、平等、个人自由为其原则，只有多数国民确立起了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共和立宪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可以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又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可见，陈把伦理看得比政治、经济更为根本。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实质所指的就是一种新的人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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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1915年9月15日）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便提出了这种新人生论纲要。其内容有这样的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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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每人各有自主权，他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他认为，儒家的忠孝节义是奴隶的道德。尼采说，道德有两类，一是贵族的道德，一是奴隶的道德。所谓贵族的道德是听命于自己，以自己来取舍。而奴隶的道德则相反，唯他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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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化为宇宙之根本大法，不进则退。陈认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不适用于今世，他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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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陈认为，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他指出，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而不是什么高人出世之行。所以，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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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万邦并立，动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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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陈认为，“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但是“周礼崇尚虚文”。周以后，名教流行，与现实社会生活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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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他族者，在于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我们要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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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又说：“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将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但要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又会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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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这种新人生论显然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人生论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在上述的六点中，他都竭力将中国的或在他看来是旧的人生论拿来与西洋的或在他看来是新的人生论进行比较。这种新人生论在上世纪初对于广大青年有着十分巨大的启蒙作用。特别是他在其中提出的“科学”、“人权”（后改为民主）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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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敬告青年》中所提出的这种新人生论还只是一个大纲或框架，还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阐发。在《新青年》四卷二号（1918年2月15日）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真义》的文章，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他关于人生意义的看法。顾名思义，人生真义是要讨论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重大而根本的问题。关于人生意义的理论相当繁多，所以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前，陈独秀也清楚地意识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种种人生论。他指出，佛教的、基督教的、孔孟的、墨子的、杨朱的、老庄的人生思想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批评上述几家的人生理论之后，他提出了自己关于人生的理论。他说道：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见人生真义，可以明白了。今略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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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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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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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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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连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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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的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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