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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75 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陈独秀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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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77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县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小受过封建教育，读过“四书”、“五经”，十七岁考中秀才，1902年去日本，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组织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不久被遣送回国。后又两度赴日。1915年夏再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于是《新青年》也改在北京发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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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79 陈独秀在他的一生中，在中国现代史上做出了两件有重大历史意义或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事情：一是创办了《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一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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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81 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后因为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上海青年》（月报）同名，后者提出批评，所以，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正式改为《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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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83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期100页，六号为一卷。初期编辑部设在上海，从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第三卷的第一号发行于1917年（民国六年）3月1日。其时陈已在北京，他是1917年1月进京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家住东城箭杆胡同9号（今20号），他的家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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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85 从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起，《新青年》由陈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由七人构成：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据沈尹默回忆）。并规定由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编委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于是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虽为同人刊物，而陈仍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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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87 从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又由陈一人主编。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到上海。1920年8月，陈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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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89 之所以要在此介绍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关系，实在是因为《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内批判儒家思想传统、批判封建礼教的主要阵地，陈独秀、吴虞的批孔文章绝大部分便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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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91 可以说，陈独秀的一生都是反孔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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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93 他反孔教的最早一篇文章是《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最后一篇为《孔子与中国》。第一篇发表在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最后一篇发表于1937年10月1日的《东方杂志》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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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95 在此，我们必须尤其要注意的是，陈独秀之所以激烈地抨击孔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这就使他的批判带有强烈的现实的政治性质，同时也使他的批判不免附有了某种情感色彩。他自己说道：“孔子生于二千年前君主之世，自本于君政立言，恶得以其不合于后世共和政制而短之耶？曰：是诚然也；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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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97 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均以孔教相号召，鼓舞舆论，当时国内“孔教会”、“尊孔会”等林立于中国各地。这种政治形势迫使陈独秀不得已而拿起笔连续写下了大量的批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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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99 尤其是康有为的《致总统总理书》更激起了陈独秀的批孔教的热情。在这之前，陈独秀虽有批孔教的言论，但还未有专论出现。如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对孔教就有所批评，但此文主体还是介绍、引入一种新的人生论。但康有为的《致总统总理书》出笼后，陈独秀的批孔热情随之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短短的时间内陆续撰写和发表了如下的批孔文章：《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袁世凯复活》（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此文虽主要批判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但依然揭露了帝制活动的思想资源仍是礼教或孔教），《答常乃德（古文与孔教）》（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答吴又陵（孔教）》（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此文虽讨论文学革命，但也涉及孔教问题），《再答常乃德（古文与孔教）》（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答傅桂馨（孔教）》（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三答常乃德（儒教与家庭）》（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答佩剑青年（孔教）》（1917年3月1日《独秀文存》卷三），《四答常乃德（孔教与家庭）》（1917年4月前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答刘竞父（孔教）》（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再答俞颂华（孔教）》（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答〈新青年〉爱读者（孔教）》（1917年7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再答吴又陵（孔教）》（1917年7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复辟与尊孔》（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驳康有为〈共和平议〉》（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答张寿朋（文学改良与孔教）》（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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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01 在短短的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内，陈独秀竟写下了二十一篇批判孔教的文章，其中还不包括他在这一期间的几次演讲中对孔教所作的批判在内。可以看出，自1916年10月直至1918年的12月，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已经成为了这一时期内陈独秀思考和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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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03 细读陈独秀的上述批孔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文章所批判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也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康有为帝制复辟运动的思想言论及实践活动。上述所列文章《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等七篇是陈独秀批孔的主要文章，而其他十四篇则是上述七篇文章发表后就读者的疑问所作的答疑。因此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批孔立场，这七篇文章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七篇文章虽总名为批孔文章，但其实际所批判的真正对象则不是孔子，而是康有为。陈独秀批判康有为假借孔子、假借儒家思想传统为其封建帝制的复辟活动张目、造舆论。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这也是陈独秀批孔的思想及其活动不同于吴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陈独秀的批孔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有着极其明确的针对性。而吴虞的批孔则不一样，他那些后来被《新青年》采纳而发表的批孔文章绝大部分是在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之前已写就的，所以缺乏现实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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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05 与吴虞批孔不同的另一点则是，吴虞批孔主要针对的是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封建礼教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而陈独秀的则不同，他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的是康有为及其他在当时现实生活中企图以孔子为傀儡而实施的尊孔复辟思想立场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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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07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陈独秀是强烈反对假借孔教而实施复辟帝制的任何活动。所以他本人并不反对孔子，他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又说：他之不得已批判孔子，不是“因孔子之道之不适合于今世”，而是因为“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30)吴虞虽然也对孔子本人的思想与后来的封建礼教做了一定程度的区别，但不容否认，他批判的直接对象还是孔子、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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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09 陈独秀认为孔子思想有其本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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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11 在他看来，孔子思想的价值明确表现在他对宗教迷信所持的理性态度。陈独秀指出，自上古以至于东周，先民关于宗教神话的传说，在诸子书及纬书中多得几乎“不可殚述”。孔子却将这些宗教神话传说一概弃而勿论。孔子教学生注重的唯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中诸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等等，不一而足。可见，孔子教人重人事而远鬼神，与墨子根本不同。(31)陈独秀指出，宗教实质，重在灵魂的救赎，是出世之宗教。孔子的思想却并非如此，不事鬼神、不知死，以文行忠信教，这就表明儒学思想是入世之教，是哲学，而不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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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13 陈独秀为什么要肯定孔子的这一思想立场呢？根据他本人的看法，人类社会进步在于两大动力，一是民主，一是科学。“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32)以科学来反对宗教的思想立场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宗教与科学各走一路，分属不同的领域。但是当时的陈独秀对于科学的态度颇坚，他是要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的。他如斯说道：“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或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决，决疑释忧，厥为宗教。余则以为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吾人未可以今日之科学自画，谓为终难决疑。反之，宗教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解决，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为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则不达而已’！”(33)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科学万能的思想、科学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在新思想界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独秀就是这一思想的积极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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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15 他指出，科学思想追求明确、清晰，而反对持论笼统。当时那些积极鼓吹孔教的人就是由于他们不明科学，仍旧沿袭传统的持论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称儒家思想为“孔教”，因此使得孔教的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他认为，孔子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也，所以儒家思想不能称之为“孔教”。“夫孔教之名词既不能成立，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讵非妄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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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17 陈独秀指出，孔子这种非宗教迷信的态度不但在当时社会有其价值，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有自己的价值。陈独秀赞同孔子对待宗教的理性态度，因为陈独秀本人对待宗教持守的也是同样的理性态度，批判一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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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19 他认为，孔子的价值还表现在，他在历史上建立了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尽管也曾“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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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21 孔子与礼教的关系，在尊孔派与反孔派那里也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比如尊孔者在此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礼教为孔子所确立。另一派则指出，三纲五常出于纬书，而由宋儒极力提倡，于是在历史上逐渐酿成君权万能之流弊，此与原始儒家，特别是与孔子没有任何瓜葛。所以他们认为，原始孔教是民间化的真孔教。三纲五常，属于伪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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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523 陈独秀在此一问题上赞同尊孔派的前一种看法，即认为是孔子奠立了礼教的基础，从此礼教一直延续至今。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说：“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则不可争之事实也。”并又进一步指出：“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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