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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由佛入儒、儒佛并重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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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2—1988），父济，字巨川，在清王朝内阁任职，民国七年（1918），旧历十月十日，在其六十寿辰前三天的凌晨，一人出门，在积水潭投水，殉清而死，临死前撰文《敬告世人书》。梁父殉清而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此事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过文章讨论此事。社会上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殉清不足道，但以身殉道的精神，不应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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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从小受过传统教育，也进过新式学堂，终其一生未进过大学，也未出洋留学，只是个中学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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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他的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可以说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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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个性极强，思想行为却极其认真，他总想在思想上、在个人的生命上要有个安顿之处，乃能生活下去，不似一般人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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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由于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梁漱溟认为，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就是在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的过程中度过的。于是问题也就在究竟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他反复思索后得出的看法是，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即在主观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人生的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有限的人生根本不可能满足此无限的欲望。这样的思考引导他得出如下的看法：人生基本是苦的。既然生命的苦与乐都出在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否定人生。当时的梁漱溟指出，其余的思想流派纷纷向外追逐以求解决人生问题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只有佛家是正确的。因此其思想自然折向佛家一路。他是经过自己的百般计较、苦苦思索才寻到了这一看法，然后再去寻觅佛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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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佛学书大致有两个时期：一是十四五岁，辛亥革命之前。一是民国以后不当记者，在进北大之前，在家闲居二年多，专攻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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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读佛学的结果：第一，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他订婚，并从十九岁开始吃素，一度想出家为僧。第二，通过自学佛学书籍，大大增进了自学的能力。他原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以后教书，做学问，办教育，靠的都是自学而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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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梁年仅二十四岁，受蔡元培邀请，在北大哲学门教印度哲学。蔡邀梁是因为1916年冬蔡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时，梁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蔡抵京后，梁经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介绍，带着这篇文章，慕名去见蔡先生。当梁拿出文章时，蔡即说他经过上海时就看过了，并说了要请梁到北大教书的话。由于梁当时是司法总长的秘书，分不开身让别人代课，所以，当年的暑假后才到校接替。就这样，从1917年至1924年，梁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北大的这七年对梁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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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增长了梁内心的争名好胜之心，当时的北大名流云集，所以梁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改变了梁笃信佛学，一心想出家生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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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面教书，一面自学、研究，在学识上成熟了，开始具备了自己独有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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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与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交往，梁感受到当时思想界一流学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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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离开北大的原因是，他对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梁办学的动机是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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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践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决定离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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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梁是一个学者、思想家，离开北大后，梁则主要是一个活动家。离开北大后的七年里，他由河南村治学院至山东乡村建设研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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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上讲，梁初信佛，后由佛入儒。此种思想的转变明显地发生于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间。如上所说，梁漱溟来北大之前是笃信佛学的，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及其被蔡元培邀请来北大任教也是由于其在佛学方面的见识。但应邀来北大之时梁漱溟本人的思想应该说已有了较大的转变，即其时梁漱溟并不仅仅站在佛学的立场上，而是自觉到有向社会讲明孔子思想的“责任”，认为佛学和儒家思想是自己思想的趋向。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极其认真的人，是一个爱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的人，不似一般人的随和应顺。因此他来北大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会考虑作为北大老师应该具有的职责。蔡元培请梁漱溟来北大是因为他读过梁氏的《究元决疑论》，认为梁氏对佛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约他来讲印度佛学。但梁认为自己在学术上的职责不仅仅在于讲明佛学，同时也得向社会传播儒家孔子的思想。此一想法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及北大校园内盛行着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思潮。那时北大的教授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梁漱溟“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1)这是梁漱溟来北大之前和之后所感觉到的思想上的压力。在此严重压力之下，产生了一种愿望，就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2)由于当时他并未对东西文化的问题形成系统的想法，所以来北大当初只是向蔡元培表达自己的此番抱负。于是，他对蔡元培说：“我的意思，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作学术一方的事情，就不能随便做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他第一天到北大就来到蔡元培的办公室，想探明蔡元培及学校对于孔子持什么样的态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则进一步说道：“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而我这种发挥是经过斟酌解决的，非盲目的。”在另一场合，遇到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时，梁漱溟又对他重复了自己来北大的旨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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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且持守自己思想的一贯性，并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思想的人，他所以在进北大的前后思想有如上的变化，是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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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春，梁漱溟应“少年中国学会”之约准备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讲。他原以为此事于他是轻而易举的。但提起笔来，思绪紊乱，却不知从何写起，随写随改，满纸涂改。当此时他深感自己思路闭塞，头脑一片空白。他自己不觉惊讶万状，莫名其妙，遂掷笔叹息。待静下心之后，他随手取来《明儒学案》一书翻阅。梁漱溟平素较为留意阳明心学一派的思想，对于王心斋一派尤为在意。当时他“于《东崖语录》中忽然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自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4)梁漱溟认为，是王心斋将他引入儒学之门，给予他极大启发，他极其欣赏王心斋称颂自然的思想。但我们必须在此注意的是，他这里所说的“放弃出家之念”，并不是意味着他从佛家的立场而完全地转变到儒家的立场。可以说，他的思想仍然是佛学的，但其生活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原来他极想出家为僧，不事婚娶，脱离俗世，完全过出家人的生活。然王心斋的《东崖语录》却使他“默然有省”，从此打消了出家的念头，并于当年末结婚成家。此时诚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他对儒学刚入门，只有极粗浅的领悟，思想的根本还在佛学。对于自己从佛入儒这一转变，梁漱溟后来有这样的解释。他说：“我是在生活上做一个人的生活，我思想上还是倾向佛家。思想上倾向佛家，人还是做一个人的生活。做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是走儒家的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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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此之前，梁漱溟早已动念留居世间。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去北京大学讲授哲学，扎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表明，梁漱溟确立出家念头的当下就有着出世与入世的挣扎。只不过进北大前没有机遇使他的入世心愿落实。但进了北大却不一样了。他自己说是“被误拉进北京大学讲什么哲学，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争胜之心”。(6)说“引起好名争胜之心”是很准确的。这说明梁漱溟本已有“好名争胜之心”。北大名流云集自然引发了他的好名争胜之心，有“好名争胜之心”的人当然极想在其中一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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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早年未曾在儒家经典上下过工夫。由于受其父亲的影响，在开蒙读书时念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后径直读《地球韵言》一类的书，而不是如其他儿童一样接读“四书五经”。上中学后，他也不喜读古书。既受王心斋思想的启蒙，他有意于儒家思想，遂自觉地念诵儒家经典。他从《论语》、《孟子》念起。特别使他对儒家思想有新的感受的是，他发现儒家的人生态度与佛家的截然不同。佛家认定，人生是苦的。儒家则不一样，他们对人生抱定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全部《论语》通体不见一苦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了悦乐字样。其后，乐之一字随在而见，语气自然，神情和易，偻指难计其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寻研究。卒之，纠正了过去对于人生某些错误看法，而逐渐有其正确认识。”(7)儒家思想使他意识到，以前的“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得遂则苦”的看法是片面的。此时的他彻悟到，苦与乐与欲望无关，而全视乎自己生命的活泼流畅与否。“生命流畅自如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试看《论语》一书开篇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而且《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如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之。如是等等。此其显示出来的气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后儒便有‘寻孔颜乐处’之倡导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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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漱溟早年是怀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的思想，而现在竟然在儒家的早期经典中不期发现人生中充满着乐趣。对于他来说，儒家的乐观人生赋予他一种强大的新鲜之感。两相对照，他自然而然地发现，中国儒家思想与印度的佛学思想在人生苦乐问题上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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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原是要做佛家的，但新文化运动中期的社会情势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佛家的念头而来大力提倡儒家。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那种全盘西化的浪潮。他说：“周围种种情形都是叫我不要作佛家生活的。一出房门，看见街上的情形，会到朋友，听见各处的情形，在在触动了我研究文化问题的结论，让我不能不愤然的反对佛家生活的流行，而联想到我自己。又总没有遇到一个人同意于我的见解，即或有，也没有如我这样的真知灼见，所以反对佛教推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来做。”第二个原因是“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惫，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第三个原因是“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正因为上述的种种理由，梁漱溟感叹道：“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9)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当时的那种孤军奋战的情景。他在逆流而上，顶着全盘西化的狂澜，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他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的第一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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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梁漱溟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其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父亲不希望他研读佛学、希望他结婚，希望他好好上学。梁父感伤国家的多灾多难，痛心传统文化价值的坠落，因此在六十岁生日的前三日以身殉道。如果上述的思想转变原因大都是外在的话，那么先父的辞世则在他内心深处激起了深刻的变化。他自己回忆道：“在先父辞世后一二年间我即转变。……此次转变之深刻，前后绝不相同。”(10)他在《思亲记》一文中详细记下了此一思想转变的原委。“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大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之见背既已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11)梁父崇尚服膺中国传统的礼仪德治教化，而梁漱溟则早年尚慕西方的功利主义，后归总佛学，却从不留意于故国文化，深感自己不能得父亲之心，继承父亲的意志，颇感痛心，觉得自己罪弥天地，遂有志于故土文化的研究，大力宏扬儒家思想，以慰先父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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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受王心斋的启发而折入儒家思想，并由王学而直探儒学的源头，所以其儒家思想偏重于陆王一系，但他不是照着陆王讲，而是接着陆王讲。他这人好用思想，自称是“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看了孔经，先有自己意见再来看宋明人书的；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12)他认为，儒家的东西或孔子的那一套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儒学就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或生命的学问。他自己说过，“由我看去，泰洲王氏一路独可注意”。(13)可见，梁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严格的按照自己的思想生活的实践者。而不是将儒学看做是脱离现实、与社会、生命毫无关系的抽象空洞的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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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个公开打起儒家旗帜的新儒家，而且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新儒家。他说“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所说的中国文化就是孔家文化。他说“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又说：“孔子不是与诸子并列的，而是孔子为全为主，诸子为分为宾。”(14)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就是孔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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