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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二章 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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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尝试讨论这样几个问题：① 谈论“儒教”对于儒家及中华文化可能产生的危害何在？② 如果要讲儒教，那么此“教”的独特之处何在？③ 有没有必要“重建儒教”？④ 如果确有必要重建儒教，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上行路线、下行路线，还是中行路线？⑤ 如果中行路线最好，那么实行它有什么可行性和文化效应？从这些发问的方式中，读者已经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倾向，但更重要的还是说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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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儒“教”：一个危险的两难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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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来华耶稣会士利马窦（M. Ricci, 1552-1610）提出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他要说清他所传播的基督教（天主教）与中国儒家的关系，以便采取可行的传教策略。此策略后来被称为“利马窦规矩”。[1]他的回答大致是：儒家在古代如西周是宗教，因为它崇拜天帝、相信天罚等；但它后来在现实中又不再是宗教了，因为它不（再）相信有天堂地狱，不相信灵魂不朽，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正式经文，不讲创世，所以或是走向无神论，或陷入偶像崇拜，比如佞佛。[2]这样一种回答符合利氏“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儒家曾信上帝，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佛家道家，它里边就有与基督教相合之处；又因为它后来不信了，所以它既需要基督教的拯救，又不以它的现实形态与基督教直接冲突，比如祭祖与祭孔按这个解释就都不是宗教仪式，而只是“志意思慕之情”（荀子语）。于是，中国的基督徒祭祖与祭孔就都不与其基督信仰发生冲突，这就去掉了当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一个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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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续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派别的代表，比如龙华民，破除了在“儒家是否是宗教”问题上被利氏苦心维持的某种平衡（利马窦的具体论证是否成立是另一个问题），主张拜祀孔子和祖先就是祀神，实际上是判现实中的儒家是西方意义上的异端宗教。这就导致教皇破除利马窦规矩，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结果是康熙雍正的全面禁除基督教。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宗教再临时，就没有任何“规矩”了，靠鸦片和炮艇撞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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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判儒家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就去掉了儒家针对西方分类法的一种自保意义上的必要含糊或模棱两可。它不仅在理路上不合适，而且对于儒家自身是件危险的事情。比如它忽视了儒家的许多活生生的特点，生硬地制造出儒家与其他宗教的正面冲突，促使儒家或排外，或被外排，而历史上儒与道、佛之间就从来不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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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方宗教的判教方式，乃至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方式用到印度的宗教，比如佛教，已呈左支右绌的窘态，用到中国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儒家上来，就更是勉为其难了。尤其是对孔子，西方的范畴分类实际上就不知拿他老人家怎么办，因为夫子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反例，一切“必、固”（《论语·子罕》）式的说法的反例。黑格尔说他只是个“实际的世间智者”，龙华民等又断定他在儒教中是神。确实，他既是“至圣”，又只是一“先师”而非“先知”；按公羊家，他是“王”，但又只是“素王”，或“日日新”意义上的“新王”，而非定格在历史事实中的某一朝代的王（汉儒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代制法不妥）。他处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以神道设教”（《易·彖·观》）与后来的孟荀、汉宋儒之间，既承续周文之礼乐教化和天道大统，又使之仁—人化和历史生命化，即所谓以质救文[3]。不论后世儒者如何不济，不能充分领悟此至圣先师及素王的中庸或中行的丰满大义，但只要是真诚的孔门弟子，就总不会完全将孔圣所阐发者都压扁为一门西式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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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面临以基督教、工业化军力、现代国家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强权压迫，康有为以基督教为模式建构儒教或孔教，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儒家随着清朝、袁世凯和张勋的败亡而亡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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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任继愈、李申又重提“儒教是宗教”，目的之一是论证“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4]看来这些学者认为“文革”对儒家的批判还不够到位，似乎已经死了的儒家还有“宗教”的“游魂”在飘荡惑人。这之后，就有了“河殇”、“十字架上的真”一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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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儒家判为西式意义上的宗教，在相当西方化了的现代中文世界的分类结构中，会大大简化我们的话语，就如同拼音简化了汉字，让关于儒家的讨论进入一个被人工路网化了的地域。这就出现了两层赞成与反对的格局。在第一层上，大家同意儒家是宗教，这样，赞成儒教和反对儒教的都有了一个可落实的着力对象。在第二层上，大家不认为儒家是宗教，于是赞成和反对儒家的就都相信儒家只有世俗文化的价值，没有神圣的价值。陈独秀、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干将主张儒家不是宗教，只是文化或思想，但其意在判此思想为腐朽反动的思想，与整个新文化和新思想、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与思想冲突，而不只是与其他的宗教冲突。另一个潜藏的目的或后果，如某些学者所猜测的，是要否认儒家作为一个正经宗教在现代“信仰自由”的社会中的存在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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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蒋庆先生又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6]他认为，“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与之不同）儒教不是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因此，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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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蒋庆提出让儒教“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的“上行路线”，以及“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即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的“下行路线”。并且主张“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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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让人感到了谈论“儒教”对于儒家可能造成的某种危险。从形式上，它似乎与康有为的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否可以不复活乃至复兴儒家？我以为不可。再者，今天和可见的将来，为了复活和复兴儒家，是否可以不“重建儒教”？我也以为不可（理由见下节丙）。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危险所在之处，也生成着拯救。”它对于复兴儒家与中华文化同样适用，因为这复兴，在以文革为高潮的广义新文化运动之后，绝不是一件不涉险排难而可以靠“发展”或“崛起”可以达到的事情。重提儒教的危险与重建儒教的必要，似乎让我们陷入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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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重建儒教”的含义——儒教的独特之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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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审视荷尔德林这句诗和蒋庆的表达。“危险生成拯救”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意识到这危险，即儒教会使儒家贫乏化、意识形态化、西式宗教化的危险，不然哪有什么拯救？其次，就蒋庆的口号而言，“重建儒教”意味着这不是在从头建立一个宗教，尤其不是在按西方宗教的格式来建立一个儒教，而是在某个意义上重现、复现一个历史上有过的儒教，也就是经周公制礼作乐、孔夫子阐扬深化、后儒各抒其义的“教化天下”的儒教传统，尽管也要“与时偕行”（《易·文言·乾》），做出必要的调整更化。而历史上主张儒家是宗教的人们，如龙华民、康有为，都既没有充分考虑到原本儒教的独特之处，比如拜祖先、祭孔子不同于拜基督与耶和华，尊儒复礼敷教不同于英国、丹麦式的“立孔教为国教”，[9]也没有将真正的儒教原理做时机化的处理（康有为硬将孔子西方化），以应对时势的格致要求，因而以各自的方式伤害了儒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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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儒教的独特之处何在呢？相比于其他宗教，比如我们身边就有的基督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甚至佛教、道教等，儒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主导性精神来源扎根于原本的人际关系或家庭关系，而不出自个人与人格神的关系（比如基督教），不是个人与自己的超越关系（比如佛教），也不只是个人与超越性自然的关系（比如道教）。换句话说，在其他的宗教中，都可以设想甚至鼓励一个个人完全摆脱家庭，直接接通到某个更高的意义源头上去，从而获得最后的拯救或开悟。而且这种拯救也不必对家庭产生直接的后果。而在儒教中，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至圣仁人也还是不会剪断家庭关系这条脐带，而且由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所培育的孝、悌永远要在儒家圣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成圣成仁也都会反过来滋润家庭和亲子关系。这并不只是一个宗法关系或某个历史范畴的问题，也不止于一个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类的最高精神活动中不失去人间的原初关系，从而体现出人类本性的终极问题。[10]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或儒教的复兴就关系到保持人的原初本性和抵御各种异化人性、摧残人性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形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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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个儒教的特点，我称之为“儒教的人间生活化”或“儒教的亲子源头性”。在西方宗教和思维的习惯格局中，这个特点具有一种根本的歧义和含糊，即在那个格局造成的二元对立，如经验与先天、世俗与超越、身体与精神、自我与他人、私有与公共这些对子之间的摆荡。亲子关系是身体的、血缘的，但同时又是精神的、道德的，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本身就又是精神的和伦理的。这关系总涉及他人，但又原初地构成自我，而且是构成那比个体自我更深切的自主意识。家庭既是横向的两性相合，又是纵向的过去与将来的交织。它不仅让阴阳两性相交成了夫妇，还将夫妇变成了父母，又将父母子女变为亲属家族、社团社会。这里还没有私有与公共的分裂。以这种方式，“性欲”在“婚礼”中升华，而婚配又内时间化为亲子关系、代际关系。这里面没有一处是单个人的，即便面对死亡也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的，但其中又没有一处不是亲爱交织到了“至诚如神”的终极生存形态的。想用任何一个观念原则来说明、规范和建立它，都注定了要被解构掉，因为它总不能不留下某些伸向“他者”的“印迹”。所以儒教和儒家思想的总体结构不可能像其他宗教、特别是西方宗教那样是金字塔式的，能被不留重大缺憾地建构上去，达到顶点。它的至圣先师生前不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最成功者，死后也没有大地的震动和任何形式的复活，而只是“其生也荣，其死也哀”（《论语·子张》），但在其“逝者如斯”之中又总有“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意义生成与奔流，让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而“欲罢不能”（《论语·子罕》）。所以亚圣孟子只赞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这句话有哪一位西方宗教的创始人可以担当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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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儒教与其他所有宗教的一个可见区别是，它没有广义的修道士或离开人间生活的严格修道团体与机构，如修道院、寺观，而只有书院、孔庙和家庙。只有儒教有《孝经》，因为只有在儒教这里，孝这个永远不能被完全普遍化、比如“权利—义务”化的人间关系——父母总是被特殊给予的，去孝和被孝总在时间中换位的——才从本质上就先于其他一切可普遍化、等级化、理想化的关系，比如“忠”。不了解这样的特点与标志，就不知重建儒教的命脉所在、艰难所在和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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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重建儒教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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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东西方文化和宗教的比较语境中将儒家说成是宗教含有伤害儒家的危险，那么，今天为何还要重建儒教？去采取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策略，即注重道德心性（内圣），顺应西方的政治（民主）与知识（科学）形态，以便开出一个中西合璧的“新外王”，岂不更聪明和识时务得多？可是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自我坎陷”（牟宗三语）的策略，也就是将社会政治和知识加以西方化、只保留儒者个人的心性道德修养的复兴儒家策略，恰足以将儒家送进文化历史的博物馆，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对外标榜的谈资而已。原因就在于，它抛弃了儒家或儒教的人间生活化的特质。如上所言，儒者不会在根本意义上独自成仁得道，而必源于亲子关系［“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并反报于这种关系。“格物”首先格的是人类生存的原初关系、即亲子家庭关系这个物。在此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无物不诚，不诚无物。修齐治平，尽出于此。一旦这种关系所依存的社会、政治结构萎缩，尤其是这种关系不再以活生生的方式来建构我们的道德修养和全部生活，儒家就丧失了它独特的生命力，而沦为一个可以被其他宗教及意识形态挤来推去、被现代化生活压扁重构的可怜角色，君子儒也就成了小人儒或乞丐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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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适应现代的工业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的生活形态这个问题上，儒家有着某种天然的缺陷，或者是某种迂拙的操守。相比之下，其他的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宗教，似乎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完全可以设想一位玩股票、搞国际电子业、使用全球通手机、喜爱开赛车的“单身贵族”是一名忠实的基督徒，却不可设想他是位真儒者。西方的宗教创始人、先知、信徒、哲学家中相当一批人是单身汉，而中国儒家的圣人则无一单身，皆是以修身齐家为本、燮理阴阳而光前裕后者。因此，孔子的“圣之时”有自己的时态和生命结构，并不意味着去迁就一切外在的时局。这样，此儒家之“时”就首先不是物理意义上或外在社会现实意义上的“二十一世纪”之时，而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之时，“礼，时为大，顺次之”（《礼记·礼器》）、“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之时；一句话，是父母与子女、祖先与后代的血脉相通之时，让家族延续、民族长存、文化绵延之时。也就是说，这“时”不是空无自家生命的周期计量、被计量和曲从阿世，而是发自阴阳交合、生儿育女、繁衍亲族、协调天下的亲时与天时。在这亲时与外在的物时或现时之间，除了尧舜之世，总有着紧张，所以儒者几乎永远“任重而道远”，要“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而这“己任”就是去将现时转化为亲时，将物时转化为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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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儒家依凭着以农耕为本的家庭家族的生存结构，和以读书学艺（经史子集、礼乐射御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而生存。此为“耕读传家”的儒家命脉。儒家兴旺时，它就延伸到了科举和做官，“学而优则仕”，于是天下读书人趋之若鹜。如今，这些儒家的生存结构几乎统统被解体或正在被极大地削弱，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和持久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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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未来回顾，二十世纪很可能是儒家生存史上最惨痛衰微的一页。其中一大教训就是儒家懵头昏脑地丧失了自己的团体性存在。不但以科举入仕来形成团体的形态顷刻覆灭，就连讲学团体式的存在也基本消失，“两处茫茫皆不见”，可见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文化反水的洪水猛兽之势。这样一来，人绝道丧，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出现了：一个存在了两三千年的主流文化，几十年间就在其本土灰飞烟灭了。所残留的只是在西式大学中的一些个体的儒家研究者，或做外观式研究，或称作新儒家，虽然聊胜于无，具有某种提示的作用，但已无关大局了。而官方同意的祭孔，没有儒家团体的主持，也不过一旅游项目、一统战姿态或一构建软实力的努力罢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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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势下，儒者必重建自己的团体，而且是以适应并同时改造现实的方式来重建，不然绝不足以挽回败局。基于这种考虑，我赞成蒋庆先生提出的“重建儒教”的主张，并认为他的政治儒学的主张是现代中国思潮中，第一次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窠臼的儒家之声。这其中的道理我已经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涉及。其要点在于，如果没有团体或社团式的存在，儒家在今天就是任人冒充或打造的空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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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重建儒教的方式（一）——上、下行路线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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