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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七章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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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以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依靠的是他特殊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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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之前，中国就产生了兴办教育的活动，但我们对其具体内容却知之甚少。确实有一些典籍认为，在孔子时代的几千年前就有了真正的学校在运作，但大部分这种书籍都完成于孔子时代的几个世纪之后，所以它们之中有关学校教育之记载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271]生活在孔子去世一个世纪之后的孟子认为，在周朝的上两个朝代——夏朝和商朝，都建立过正规的学校。[272]但孟子并不能被免除以下的怀疑：他想把在未来要完成的东西归之于过去。当我们转向实际上出自前儒家时代的文献时，就会发现，除了那些用来教授射箭的地方外，没有证据证明有过任何正规的学校。这种教习射箭的地方是青铜器铭文提到的。[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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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根据可靠的记载，有大量的人跟随私人教师学习。很可能是，所有具有世袭特权的将来的统治者，以及也许是所有高层贵族的子弟，都有私人教师。官阶低的年轻人要接受比他们地位高的官员的训练，但是，这些教育渠道与孔子的教育举措不是一回事。负责这种培训的教师事实上是政府官员，接受教育的人是那些已经在政府任职或者注定要继承政治地位的人，而对这类人的培养目的也是贯彻与现存政治模式相一致的政府（官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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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作为平民的个人行为，孔子把各种条件的人都当作他的学生，只要他们是块好料。孔子教育他们的意图是：造就一个不同的，并且是他所深信不疑的、非常良好的那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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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实用性质的，但是这种实用性并不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尽管教育的目的是造就良好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最终结果仅只是培养一个称职的官吏。事实远非如此。孔子所要培养的官吏在各方面都应该尽善尽美，近乎理想之人。他们绝对不仅仅是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专门人才。[274]孔子有一次把完人定义为这样一种人：拥有智慧，脱离贪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以及彬彬有礼，精通礼仪和音乐。[275]这无疑是他摆在学生面前的做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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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希望他的学生所具有的某些品质，例如勇敢和诚实，并不是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孔子的目标不是个人成功的事业，而是良好的政府。他相信，只要政府由某种人进行管理，这个目标就能够实现。这种管理政府的人一定要接受通常所必需的教育，还需要具有刚正不阿的品质，以及达到自我约束的修养。孔子问道：“一个不能自我克制的人怎么能够管理他人呢？”[276]事实上，孔子认为，国家首脑和所有政府官员在道德上都应该成为最高行为方式的典范。他进而强调，如果国家的管理者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政治成就，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模范作用，而不是花样繁多的说教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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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孔子常常被误解。不可忽视的是，后来（我们以汉代为一个特别分界）开始流行一种形而上学的，或者也许应该称作伪科学的理论，认为宇宙的各个部分之间都以亲密的和显著的方式相互联系。在这种形而上学理论看来，皇帝的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会影响宇宙的运作机制。因此，成书于汉代的《礼记》说，如果皇帝在夏季最后一个月穿白衣而不穿红衣的话，“大地将一片汪洋，庄稼不会成熟，还会有许多妇人流产”。[277]许多学者以这种形而上学理论解释孔子的思想，认为他所讲的对统治者德行的本质性的影响就是指的这种几近魔法的强制力量。[278]本书作者从前就持这种观点。[279]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真正的早期文献，就会发现这种思想与前儒家思想并不相干，也没有出现在哪怕是稍晚于孔子的著作中。这并不是说在早期著作中就没有迷信或异教。在许多早期著作中有大量的（但却是不相同类型的）神灵和精怪，它们是那样的实在，以至于有时会产下婴孩，但却并不带有神秘的和复杂的“感应”作用。总的来说，在早期文献中，孔子认为，统治者要想引导人民趋向于善，就不能依靠魔法般的强制力量，而是一定要依靠道德典范的力量。[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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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尽力使他的学生（有一些来自社会下层）成为适合于担当（严肃意义上的）政治职位的人。也许正是为此原因，孔子号召他们修养理想的人格，要求他们努力成为“君子”。“君子”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国君之子”，也就是国君的亲属，因而也是贵族的一员。与之意义相反的是“小人”，意指平民百姓。[281]在早期文献中，讲到有继承权的贵族时，一般都是使用“君子”这个词。在早于孔子的文献中，“君子”也很少有其他意思。[282]孔子有时也使用这个词的旧有意思，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例外的用法。[283]在通常情况下，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具备了一个理想的贵族应该拥有的那些品质，也就是说，孔子的君子，是一个真正的（而不仅仅是世袭的）高贵之人，高尚之人。这个词的词义变化类似于英文的gentleman一词。这个词原指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但现在一般是指举止得体和有修养的人，与人的出身并没有关系。为此，我们就遵循常规，把中文的“君子”译作gent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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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君子”的新意义而不是旧意义逐渐流行起来，所以，那些不符合儒家行为标准的在位者便自动将自己划入了“非君子”的行列。这样一来，儒者便指出，正是君子，而不是世袭的在位者，才是真正的高贵之人，并且因此而理应成为政府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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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目标是把他的学生培养成君子。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具体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呢？他自称从未拒绝过教授任何人。尽管他很穷，孔子也只要求他们带一束干肉作为投师的礼物就可以了。[284]这不仅仅是自恃，还有儒学所坚持的对卑贱之士的善待，而这种亲切的接待表现在《孟子》里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在他的时代，孟子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周游列国。有一次，孟子访问一个国家时，居住在该国的一处宫殿里，可是这个宫殿的管理人却怪罪孟子的弟子偷窃了他的一只尚未编好的鞋子，孟子因此而被深深地激怒了。可是，这位管理人为自己的猜疑作辩护说，众所周知，孟子不加调查地接收任何想跟他学习的人。[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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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贫穷还是卑贱的出身，都不会成为跟随孔子学习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孔子就没有其他条件了。孔子声言拒绝教授蠢材，并宣称他要教诲的是“那些满怀渴望”想受到启迪的人。[286]孔子提出这些条件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在这样的学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跟随孔子学习的目标仅仅是获得财富和地位。这些人借口关切较高层次的事物，实际上却为破衣烂衫和粗茶淡饭感到羞辱，就这样，孔子因为他们“不值得交谈”而打发走了他们。[287]可是，孔子也悲叹“很难找到情愿学习三年而不想获得任何物质报酬的人”。[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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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附近没有家的学生可能就住在孔子的住所里。[289]孔子的教育方法完全是不拘形式的，所有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分班或进行考试。相反，孔子同时与一位或几位学生在一起交谈，有时自己讲，有时提问。对于书本，孔子要求学生们自己去读，但也建议他们应该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那些特别的章节。尽管这种个别教学法现在不被广泛使用（因为它费用太高），但却酷似于在一些学院和大学里采用的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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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孔子成功使用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因为孔子不仅仅是一位从事教育的学者，而且还造就了有能力在世俗政治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孔子不教授固定的课程，但却有确定的学生。所以，孔子的方法是强调因材施教。既然每个学生提出了不同的难题，那么，对每个学生就应该有不同的对待。[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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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第一项任务就是把握每个学生的理解力和所达到的程度。正如每个好教师一定会做的那样，孔子十分留意学生的性格。[291]他的手法之一，使人想起现代精神病疗法，那就是：让他的学生们心情舒畅，然后再要求他们自然地和没有保留地讲出各自的志向。在这种场合，孔子是个良好的倾听者，当弟子们发言时，他不打断也不加评论地聆听。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独自微笑。但是，在他们讲话的同时，孔子已经把整个印象贮存起来，琢磨着如何提高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缺点。[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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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做出了对某个人的分析，孔子就依之确定他的教育方法。有时，同样的问题，对不同的学生却有着不同的答复。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当他学会什么时，是否应该马上付诸实施。孔子告诉他不可以，应该先去跟他的父亲和兄长商议一下。随后，冉求也来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告诉他可以，应该马上去实践他刚学会的。弟子公西华得知了这两种不同的答复后感到很困惑，就请教这种不同的原因。孔子告诉他：“冉求缺乏激情，所以我鼓励他；子路急于显示自己的力量，我就劝阻他。”[293]事实上，这种教育方法与两位弟子的性格表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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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学方法的不拘陈式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不久之后中国的教师们却竭力拘泥于他们自身的威严，并且要求他们的学生不加怀疑地接受他们所说的一切。可是，孔子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学生，也并没有后代教师们的令人震惊的清规戒律。这种区别不是偶然的。孔子的态度和教育方针与他的政治哲学和知识论是一致的。孔子强调的不是对错误做法的惩罚，而是对正确做法的鼓励，不是强制而是说服。对待任何人和事，孔子都是坚持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态度。[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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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做法与后来墨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墨子的一位弟子抱怨老师强迫像他这样的新手节衣缩食（穿短衫、吃粗劣的菜汤）。[295]相反，孔子所看重的是获得学生的完全信赖。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孔子真的喜欢并尊重年轻人。[296]他对自己年轻时的困顿生活记忆犹新，他的态度就像是一位父亲、一位兄长或一位老朋友，他不想给他的弟子以神秘莫测的印象，而是宣称他对弟子们没有隐秘可言。[297]孔子不是不断地要求弟子们忠诚于他本人，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有关忠诚于自我的教导，他很少凭借对他们的出格行为的批评而“抛弃他们”。[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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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以师道尊严为基础的教师的权威在中国和儒学之中很快就变得闻名遐迩了。出生于孔子刚去世之时的墨子（他的哲学乃是源于儒学的一个分支）宣称：“我的话是适宜的指导。抛开我的话而自己去思考，就好像扔掉整个收成而去捡几颗谷粒。想用自己的话去否定我的话，就好像以卵击石，即使用尽所有的鸡蛋都不会损坏石头。”[299]活跃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荀子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和有影响的儒者，他也曾经说过：“不尊重教师的正确方法而倾心于自己的方法，这好比是让盲人辨别色彩，或者让聋子区别声音一样，这是无法摆脱混乱和谬误的。”[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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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要求这样盲目信奉。实际上，因为他没有那些傲慢的确定性，所以，他不会错误地自认为拥有了绝对真理。孔子十分明智地知道，如果学生们不想做留声机，那就得学会自己思考。他们不能在自己思考的同时，又认为教师的每个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学生与他不一致，孔子并不生气，有时他会坦率承认他们是对的而他自己是错的。[301]即使他确信他们是错误的，孔子也不想用书本的、古人的或自己作为教师的权威去强迫他们。孔子尽力用理性使他们信服，如果他不能让他们马上信服，就把事情先搁置一下，留待以后再讨论。[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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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孔子是个随随便便的、不讲原则的教师，更不能说孔子对他的学生没有什么期望。相反，他对他们显然寄予了厚望。[303]孔子毫不松懈地对弟子们不断提出要求，以便使他们弄明白，他们必须亲自去完成的终极责任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304]如果说孔子从未训斥过弟子，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见过，孔子甚至走到了不承认冉求的地步，这是因为冉求帮助富有的和有权势的季氏增加人民的税赋负担。可是，在通常情况下，孔子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小心翼翼地不去伤害他所责备的学生的自尊。[305]孔子经常使用冷淡而缓和的幽默达到他的目的，比如说：“子贡经常批评别人。夫子说：‘显然子贡自认为已经相当完美了，以至于有时间花在这上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闲暇。’”[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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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由宽松的训导的结果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会让弟子们不守规矩和不受约束。当然，他们并不总是每时每刻都听从夫子，特别是在他们从政之后。但是，他们对孔子的忠诚和爱戴是始终不渝的，并且肯定是人类历史上不会经常出现的。孟子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孔子经常斥责的弟子宰予（并且曾被认为责骂对他是不起作用的），也宣称孔子是曾经生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人物。[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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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用什么样的必修课程把所有的求学者（只要他们是有才智的和勤奋的）转变成“君子”的呢？从有关记载来看，尽管这样的课程不同于任何的现代教学课程，但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对年轻贵族进行培训的学习内容。这两者的主要不同是，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去除了射箭和驾车。这两项技能原本是用于战争的训练，但在通常的贵族教育中是作为礼仪艺术来学习的。正如击剑一样，时至今日，还是欧洲贵族通常学习的技能。孔子自己受过射箭的训练，至少某些弟子也擅长射箭和驾车。孔子并不十分反对获得这些技能，但他并不教授弟子们，因为对于孔子意义上的“君子”来讲，这些技能不是必不可少的。[308]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一种征兆，那就是：孔子有意识地要把世袭的并且基本上是军事性的贵族政治，改变为具有良好品质和德行并且首要的是具有政府管理作用的贵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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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贵族的另一门传统艺术却正好适合于孔子之教的目的。孔子把它拿过来，给予特殊关注，并使它发展成为几乎是儒家的标志。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礼”。“礼”有种种的英语译法，比如ceremonial、ritual和the rule of properiety。但是，在阅读和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某些有关篇章时，这样的翻译不仅未能揭示出中文的本有含义，甚至还把它的真义弄得晦涩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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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礼”是个象形文字，表示的是一种祭器。它是个精致而贵重的器物，用来放置献给神灵的牺牲。我们不能怀疑这个汉字的最早的意义是“祭品”。事实上，在后来它也仍然保持着这个意思。这个意思的简单引申就逐渐地指祭祀时使用的礼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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