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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八章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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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学习，并在时机到来时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满足的吗？”[426]《论语》开头的这句名言，立刻告诉我们孔子是位学者，而且他的学术目标是实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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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好奇的。对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孔子都要提出种种疑问，而并不在乎这是否会使他蒙受无知的名声。[427]尽管不能说他总是尽量小心翼翼地用最科学的标准去定夺是与非，但孔子却是在倡导一种合理的态度，即对于所获材料和依据予以批评性的鉴别。孔子劝告一位弟子去实践，但“对有疑虑的东西不要轻易下判断”。[428]他为誊抄书籍者感到惋惜，这些人在誊抄时不是在他们不能确定原文中的某个字的时候留下空白，而是凭猜测填空。[429]孔子说：“喜好智慧而不喜好学习，会导致一知半解式的概括总结。”这个表述可以说是很好地道出了实质性的问题。[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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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孔子自己的说法来讲，他15岁时“就开始学习”。[432]尽管他在大多方面是非常谦逊的，但他还是公开承认他比大多数人更为“好学”，[432]而其他人也同意孔子的这种自我鉴定。在他自己的时代和他以后的时代，孔子都被看作是格外勤勉之人。实际上，在他死后很久写成的种种著作中，与孔子有关的传统说法的发展使他逐渐有了超自然的智慧，并且还把他描绘成一个精通各种古代知识和奇异学问的人。据说，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其他国家，人们只要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都会去请求孔子加以解释，而孔子也往往能够做出令时人满意的解释。[433]这是传奇，而传奇通常会歪曲对实情的洞识。实际情况则正如这些故事所认为的，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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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孔子教诲弟子时并不把书本作为主要方面。当他讲到学习之时，并不是仅仅谈及读书，[434]品格的修养也在“学习”这个大标题之下。然而，孔子确实学习过书本。对这一点，我们不仅有《论语》的证明，甚至总是在毁谤孔子的墨子，也勉强认为孔子“对《诗》和历史文献有广博的知识，并能明晰地理解礼和乐”。[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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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研究过书本。但是，当我们来问，他是否也写过书，或者至少是否编辑过书本时，大家就会处在论战之中。这种论战尽管一直在进行，但至今也未能弥合中国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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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的理论可能是最极端的和最具有党派性的观点。康有为（1927年去世）这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改革家，断言孔子是位多产的作者。1897年，康有为出版了一部书，名叫《改革家的孔子》（《孔子改制考》）。该书坚持认为，孔子的确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彻底改变。康氏宣称，孔子为了使自己的改革理论顺理成章，就把他的所有创制都说成是古制的复兴。在康氏看来，尽管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但其动机却是正当的，正如慈母用鬼怪故事让她的孩子们感到快活也是正当的一样。[436]根据康氏所说，孔子为了使自己编撰的故事更可信，就撰写了所有早期经典。换句话说，孔子编写了所有的古代文献，而其中的一些文献从早于他的生活时代就开始流传了。[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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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这一主张，康有为不仅引用了大量汉代（这太晚了，不足凭信）的证据，而且也使用了较早的著作。可想而知，这些证据肯定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有关的论证中，康有为的第一个“证明”多少具有典型性。康氏引用了墨子的说法：儒者反复引用《诗》。于是，康氏宣称这“最清楚”地说明了是孔子编撰了《诗》。[438]当然，我们仅从这种证据中很难理解康氏为什么那样热烈地信仰他的理论。但是，只要看一眼他所从事的事业，就会明白一些的。康有为是当时中国学者小集群中的一员，这些学者认识到，在19世纪末叶，中国必须采用许多西方的技术，否则就会被列强蚕食掉。然而，他们的进行现代化的企图被保守主义所阻挠，而同样的保守主义又迫使康氏在1898年逃亡日本。在当时，阻挠他们的核心力量就是正统的儒学。所以，正是这个事实才剧烈地（尽管无疑是相当真诚地）促动了康有为，使得他在1897年尽力让以下思想得以普及，那就是：孔子自己与过去决裂了。所以说，康氏试图建立一个违背先例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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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中国近代的这个事件与我们的探究并无直接关联。但它是一个理想例证，证明有人使用了以下方法，即：孔子和他的著作一再成为政治和政策的玩物，直到实情变得模糊不清。它也清楚地指明，我们必须抛开学者和政治家们所有的争论，并回到早期材料之中，以便弄清楚孔子是否撰写过什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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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只有一章可以视为从总体上回应了这个问题。在相当含糊的上下文中，孔子自认为“是个传递者而不是制作者，相信并热爱古代”。[439]这通常被认为是孔子否定了他写过任何东西。但是，既然我们不知道孔子讲这话时的语境，或者讲这话的时间，它就证明不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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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认为，《诗》起初有3000篇，但孔子对它进行了删减，挑选了最好的305篇留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诗经》。[440]我们必须留神这个记述，因为《史记》述及孔子的地方并不总是可信的。古今的学者都对孔子删节《诗经》篇幅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他们指出，（早于孔子的）早期文献所引用的诗句中，并没有多少是在这个集子之外的。[441]孔子两次讲到了已经成为一个集子的“诗三百”。[442]如果他曾删定过它的篇数，这种删除将是相当随心所欲的做法。而且，孔子还引过一首不在现存《诗经》中的诗，[443]并且两次责怪（有一次称它们是放荡的）一整部分诗，这些诗是在现存的三百首之内的。[444]如果他整理过这部书，这就是很奇怪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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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孔子确实说过，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确定了“诗”的类别，“使它们得到了合适的位置”。[445]这意味着他做了某种程度的重新安排篇目的工作，但是，这可能是他在《诗》上面做到极致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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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相似的故事产生了以下结果，即认为孔子编定了《尚书》，或者是从3240件原始文献中挑选了若干篇组成一本书，还为它写了序言，这篇序言出现在后来各种各样的著作中。[446]然而，去审察这些内容纯属浪费时间。正如上一章所述，在孔子时代，合这种政府文献为一处的集子的确是没有的。如果孔子编辑过这样一个文献集的话，那么，在一个世纪之后，孟子就很难对《书》的篇章说出这样的话：“与其完全相信它们，还不如压根儿就没有它们”。[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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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也被认为是由孔子编著而成的。不过，这种看法并不会马上就能用简单的推论驳倒。《春秋》是一本简要的和未加修饰的编年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前479年间鲁国发生的事件。这部书只是关于政治事件、国家联盟、重要人物死亡以及发生战争之日期的一付干巴巴的骨架。它偶尔也记载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诸如“这年春天没有冰冻”、“椋鸟来到，在树上筑巢”，以及“六只鱼鹰倒着飞过宋国都城”。[448]显而易见，这只是一部记载一些孤立事件的编年史，其中的内容是由宫廷史官记载下的已经发生了的或变得知名了的事件。[449]如果不是因为《孟子》某些章节的说法，可能不会有人老是认为它还会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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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写过一部叫作《春秋》的书，而且，此书完成之后，“叛乱的大臣和坏分子都被恐惧所震慑”。[450]然而，在我们读到的《春秋》中，并没有什么地方明显地有意制造任何这样的效果。可是，后来的儒家学者却把书中的某些事实汇集一处，认定这本书一定有“隐义（微言大义）”。结果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日没夜地辛劳，目的就是要破译《春秋》所记载的整个历史中的密码，但是，这可能是一个极其过分的企图。比如，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所得，在这本书的记事中，对于各种人物的死亡的表达上使用了明显不同的词语，以表示对这些人物生前行为的“称赞或谴责（褒和贬）”。可是，这种原则未被发现可以运用于全书。同一个解释者，在此处把某句话描述为谴责性的，而在彼处又解释为赞誉性的。[451]用冗长的篇幅研究这些意图的理雅格（1815—1897）写道：“整部书就是个谜语集，对这些谜语，有多少个解谜者就有多少个谜底。”[452]如果真有一个密码，这些有意图的努力应该会解开它。但事实证明，这毕竟只是一部简约的编年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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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孟子的话证明了什么呢？答案是，孟子所说的《春秋》（根据孟子的表述，是孔子所作）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春秋》。在古代中国，有多种史书都用这个书名，而孟子的描述，在好几个方面都不适合我们现在的这部书。[453]实际上，孔子究竟是否写过任何叫作《春秋》的著作是非常令人生疑的。孟子说，孔子认为他自己写这部书的首要目的是扬名；[454]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论语》却没有一个字提及孔子曾写过这部书或任何别的书呢？有一个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在孟子时代，儒家传奇大量涌现，以至于孟子本人就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孔子没有成为天子。[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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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被认为是“礼”之本源。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孔子没有亲手撰写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最早的“礼”书——《礼记》的任何一部分，这部书的写作也要归功于他的启迪。[456]这种说法是很令人怀疑的。但也有证据表明，孔子所做的大量努力确实刺激了人们对“礼”的兴趣，所以，他至少是间接地鼓励了人们就此论题进行写作。《论语》不仅证明了孔子对“礼”感兴趣，而且还指出他对“礼”进行了历史的考究。在这本书中，甚至有人还认为孔子能预测“礼”在未来的变化形式。[457]可是，并没有早期的材料为《史记》的断言作佐证，这个断言说的是，孔子“整理”了《礼》。[458]《史记》的这种说法意味着，孔子要么是撰写了要么是编辑了一部有关“礼”的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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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论断适用于“乐”的情形。孔子对“乐”很感兴趣，并去研究它，但没有证据说明他曾写过有关它的任何东西。[459]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在早期中国有过一部音乐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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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孔子是否撰写过什么著作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考虑的最后一本书是《易》（变易之书，《周易》）。它实际上是一本算命占卜者的手册，据说如果学会使用它，就可以用它来预测未来。这部书包含了两个相当不同的部分，即原初的文本（《易经》）和一系列附录（《易传》或“十翼”）。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原初文本的产生时代早于孔子，但顽固的传统说法却把附录的著作权给了孔子。甚至在当今都还有一些有鉴赏力的学者仍相信孔子写作或编辑了附录的某些篇章或全部附录，并根据对这些附录的分析来讨论孔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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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些最有鉴赏力的学者们现在认为，孔子与《易》的产生毫无关系，这是一种正确的观点。对此，我们拥有大量的证据。到了孔子时代，尽管占卦问卜在中国已经有了至少一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460]并且孔子时代的人们也经常使用它，但是，并没有早期资料说明孔子曾经使用过占卜。实际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孔子和早期儒家对于占卜是大皱其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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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易》在后来却引起了一些儒家学者的注意，他们对这本书进行了热情的研究，以至于逐渐把它列为“五经”之首。然而，正是这些后儒制作了《易》的附录部分（即“十翼”），并把著作权归于孔子。可是，孔子事实上不仅根本没有使用过占卜，而且从未提到过这本使人不安的《易》。《论语·述而第七》中的一章被认为与《易》有关，但这是被改动或插入的，以便让孔子明确认可人们对此书的研究。[461]当我们渐次去审察后代儒学（我们将考虑这种发展的某些细节）时，完备的证据将会展现出来（原书第198—202页）。这些证据非常清楚地说明，孔子既没有撰写过又没有编辑过《易》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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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对那些被认为是孔子所著之书的审察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说明孔子曾写作过或编辑过任何一本书。这并不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断言，越来越多的学者近年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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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没写作这些书，他也就至多是读一读它们并把它们运用在他的教学中。这就有必要探究它们在与孔子思想的关联中所起的作用了。为有助于我们给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让我们审视一下孔子引用这些书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记载于《论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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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诗》的引用要多于其他书。孔子直接引用或间接提到《诗》（或“诗”）共有7次。其中的3次是直接引用原诗，并且没有曲解其原意。[463]但其余的4次却没有使用其本义，而是把诗句的原意进行了曲解、牵强附会或完全改变。[464]最突出的一例是，有一行诗的意思被孔子引用为“让你的思想中没有邪恶（思无邪）”。[465]这些字句所表达的思想在《论语》此处的上下文中是可以的。但是，正如韦利指出的，被意译成“思想”的“思”字，在原诗中只表示感叹，相当于感叹词“啊”。这首诗讲的是养育马匹，而这一行的意思是：“啊，（让马）平安无事吧！”[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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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某种文献逐渐结集而成的《书》只被《论语》引用过两次，而出自孔子之口的则只有一次。[467]这多少有些让人惊讶，因为习惯上认为孔子从这样的书中汲取了思想。在其中的一个场合，孔子甚至说：“有文献上（“书云”）。”实际上，孔子是把他引述的章节牵强附会，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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