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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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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书的述说，我们认为，孔子这位出身微贱的鲁国人，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取得过很可观的实际政治成就。我们也看到，孔子死后，他的影响却在不断增长，直到那些敌视他的原则的人们不得不依靠歪曲、滥用这些原则的方法来进行自卫。然而，他们到头来也不过是部分地取得了一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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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个世纪以来，孔子的名字受到了许多民族的人们的欢呼。尽管我们在本书只是作了概括性的研究，但还是了解到，孔子的思想虽然屡遭人们的大肆窜改，仍然在各种类型的文明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对这些事实的反思，我们不可能不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孔子的影响引人注目地持久不衰？既然孔子首要关切的是社会实际和政治哲学，所以，原因可能就在这些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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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国家的政治体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独裁（极权）的和民主的。不用说，每一种类型都有各种表现形式，当然也有这两种类型的结合。在独裁国家中，权力绝对属于一个人或一伙人，而大部分人民不能有效地分享权力。在民主国家，权力绝对属于全体人民。在独裁政府的统治下，政府的目的是实现通常所说的“国家利益”，因此就可以牺牲大多数公民的福利和幸福。相反，真正的民主必须关切每个公民的福利和幸福，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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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真正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很难完全实现的政治形态，而要想把这种形态永久地保存下去，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相比较而言，独裁主义却在茁壮成长。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独裁政治的统治下，国家的哲学和个人的义务是由政府相对明确地加以规定的。可是，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没有哲学（除非它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个人的义务也不完全清楚。可以说，他可以支持政府，也可以反对政府，这是由他的良知所决定的，并没有别的外在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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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许多人以种种雄辩的手段渴望告诉民主政治中的某位公民什么是他的义务。这位公民会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那些如此热情地对他做思想工作的人们。这种表现是相当正确的。无论如何，他将面对困难的选择。具体来说，他将把国家的命运委托给那些诚实与否令人怀疑的专业政治家呢，还是那些心地善良但政治技能却不太老练的业余人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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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这其中甚至有一个更大的两难。在民主政治中，绝对的权威属于全体人民，但是，广大人民通常在政治领域连业余水平都达不到。因为，一个业余者肯定得是个“爱好者”，而民主政治中的公民们却并不总是乐于参与实际的政治程序。他们对政府越是满意，越是缺乏实际参与的兴趣。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个良好的民主政府就是它自己的最大敌人。也就是说，当它的公民放松警惕时，总是会出现以下危险：民主的敌人可能接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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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也会面临更为难解的思想上的两难。与孔子相一致的政治哲学家们认为，在一个协作性的国度里，人民必定对他们的政府有信心。[1]进而言之，既然所有的人必须在决定政府的目的甚至是措施上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这个社会的基本政治哲学。然而，民主政治既不能给它们的公民规定这样的哲学，也不能宣称有任何一种这样的信念：这种政治形式或政治体制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批评，也不能成为讨论的主题，更不能受到怀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种种民主政治也总是，并且必定总是，受到独裁主义宣传家的攻击。针对这种情况，民主政治必须保护自己，然而却不能够禁止诉诸理性的自由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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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赞成把民主作为抽象原则的思想家都能够为它提供一种前后一贯的哲学，以满足它的相当苛刻的要求。孔子哲学则在一种不同寻常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被认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而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赞成和共鸣。如果说孔子哲学在完全现代的意义上是民主的，这种说法将是大错特错的。然而，并非大错特错的说法是，孔子是民主的先驱，他在旷野里大声疾呼，传布着大道。所以，我们所要叙述的核心内容是，孔子欣赏某些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正是这些原则才使得其他哲学家很难超过孔子，甚至并不总是能赶得上他。孔子并不仅仅是赞同协作性的国家，他还满腔热情地献身于这种国家的实现。他为民主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而且还有呐喊助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彻底的热情与审慎的中庸之道相结合，在号召人们献身于民主事业的同时，不要做出过度的断言，以免损害这一事业的逻辑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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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似乎意识到，民主所面临的最艰苦的战斗不是与罪恶的激烈对抗，而是在个人内心深处所进行的反对无聊懒散的静悄悄的战斗。独裁主义用虚张声势和允诺对所有难题的最终解决来诱惑人们，而民主政治只能提供简朴的人的尊严和不停歇地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机会，并且是除了不断工作的机会之外没有任何奖赏。从来都不曾发生过一场民主的最后决战，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民主政治的最高目标也不能是（在静态的完善意义上的）一个完美的国家形式或完善的政治体制，因为那种认为事物会停止变化的想法是一种幻觉。民主政治只希望培养出这样的人，他们有能力有效地应对种种新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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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似乎认识到，假如说为了指导社会，一定要建立起不可变更的标准，无论它是形而上学体系，还是书本、法律的，或者仅仅是原则性的，都会有三重危险。首先，它窒息了创发性。其次，当出现了立法家预料不到的情势时，它可能会造成伤害。最后，如果批评（这在一个协作性的社会里是不能被压制的）摧毁了人民的信仰，他们会无所适从。孔子并不想把任何绝对的权威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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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国家不想坠入无政府状态，某种权威还是要有的。不过，孔子情愿把这种权威托付给某些人，但不是任意的人，而是恪守大道之人。可是，这个大道并不是僵硬的规则，也与形而上学无甚关系。它是一整套思想，需要人们把它创制出来并加以不断发展。“人们能扩展大道，但是，大道（自身）不能扩展人。”[2]与之相似的是当今所谓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孔子是以现代民主所不常有的更大的热情和热诚去倡导它罢了。因为孔子明白，没有这种热情，协作社会是不可能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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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人们是抱有信心的。不是所有的人，因为他并不是那么天真的。但他相信大多数人是诚实的。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从政。可是，他的确在倡导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协作社会的成员。他还提议，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应该受到进一步的教育，并让他们得到政府机构的位置。做到了这一步，他情愿允许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最佳判断治理国家。他还相信，全体人民最终会有能力对善恶之官员做出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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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确信人类能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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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颜渊十二》“子贡问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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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卫灵公十五》：“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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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附录 《论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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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者一般来说都同意以下观点：尽管《论语》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商榷的，但这部书总的来说还不失为我们研究孔子的最佳的和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这种全体一致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论语》这本书未在早于汉代的任何著作中被点名提到过。可是，它的一些章节却明显地出现在了早于汉代的一些著作之中，[1]并且有证据表明，现存《论语》中的一些词句在某个时期在儒家集群中相互传承，而使用者对它们到底来自于哪本书却没有特别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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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他什么时候讲述的，以及什么时候他的弟子们首次把这些话编纂成书，这些都是难以确定的。首次编辑整理这些话语的可能不是孔子的直传弟子，而是其直传弟子的某些弟子。有人认为，现存《论语》的前10篇正是当初那本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5篇是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增补的。可以肯定崔述的推测是正确的，这就是，从第16篇到第20篇的最后5篇是更晚些时候增补的。在最后这5篇中，孔子通常被直呼为“孔子”而不是“子”，并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也使它们与前面的篇章区分开来。[2]不过，说最后5篇是后加的，并非意味着它们之中的材料就没有早期的。《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章就一字不变地重现在《阳货十七》中，这就证明了最后几篇之中也有早期的材料。《子张十九》总的来说只与孔子弟子而不与孔子本人有关，它与那些最早的篇章一样可靠。可是，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在最后5篇中，可疑材料的比率是相当之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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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据说有3种《论语》的版本。西汉末年前后，一位名叫张禹的学者依据其中的两种版本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张侯论》），此后，这个版本变得很流行，以至于其他版本就逐渐湮没不见了。[3]大约在175年，《论语》的这个版本被刻在了石碑上，这个石碑文本的部分残片至今犹存。尽管这些残片显示出与现存版本的《论语》有些不同，但这些不同大部分是无足轻重的，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它的文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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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在的证据表明，《论语》是一部早期著作。高本汉发现，《论语》与《孟子》有着“相当一致的语法体系”，他还把那些次要的不同作为根据，来把《论语》解释为是比《孟子》更早一些的文本。[5]《论语》之中没有某些概念，比如（形上意义上的）“天”和“地”，以及“阴阳”和“五行”，所以，这些概念无疑是最早出现在周朝末年或者汉代作品中的。[6]《论语》所描述的孔子并不是个超人一般的圣人，而是一位平易近人和通情达理的凡人。他没有如在后来的传奇中那样被抬高，也未被夸大说曾担任过极其重要的官职。他有疑虑和怯懦，也有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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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所具有的可靠性的最佳证据之一是如下事实：尽管《论语》明显是一本儒家之书，但却包含了许多儒生们认为不应该有的东西。《子张十九》详述了弟子之间的思想分歧和争论，“陈子禽谓子贡”章还告诉我们，有人说孔子比不上弟子子贡。《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还说孔子会见了声名狼藉的南子，这些都使无数的过分拘谨的儒生颇为受窘，而且在汉代还被他们的敌人用来挖苦他们。[7]然而，这些东西并未被从《论语》的文本中删去，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这本书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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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论语》也有一些成问题的章节，从纤微的令人怀疑之处到明目张胆的伪造。《乡党第十》提出了特殊的难题，马伯乐和阿瑟·韦利认为这一篇论述的是种种礼仪问题，讲的是理想的君子应该具有的举止行为，并且是被作了某种改编之后插入到《论语》之中的。[8]这种论断是相当真实的，我们确实不能毫无疑虑地把这一篇的所有章节都看成是描述了孔子本人的行为。可是，其中的一些章节，像首章、“康子馈药”章和“厩焚”章，明确点出了孔子之名，显然指的是孔子的行为；还有一些章节是特指个人的行为，大概指的也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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