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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附录 《论语》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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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者一般来说都同意以下观点：尽管《论语》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商榷的，但这部书总的来说还不失为我们研究孔子的最佳的和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这种全体一致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论语》这本书未在早于汉代的任何著作中被点名提到过。可是，它的一些章节却明显地出现在了早于汉代的一些著作之中，[1]并且有证据表明，现存《论语》中的一些词句在某个时期在儒家集群中相互传承，而使用者对它们到底来自于哪本书却没有特别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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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他什么时候讲述的，以及什么时候他的弟子们首次把这些话编纂成书，这些都是难以确定的。首次编辑整理这些话语的可能不是孔子的直传弟子，而是其直传弟子的某些弟子。有人认为，现存《论语》的前10篇正是当初那本书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5篇是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增补的。可以肯定崔述的推测是正确的，这就是，从第16篇到第20篇的最后5篇是更晚些时候增补的。在最后这5篇中，孔子通常被直呼为“孔子”而不是“子”，并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也使它们与前面的篇章区分开来。[2]不过，说最后5篇是后加的，并非意味着它们之中的材料就没有早期的。《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章就一字不变地重现在《阳货十七》中，这就证明了最后几篇之中也有早期的材料。《子张十九》总的来说只与孔子弟子而不与孔子本人有关，它与那些最早的篇章一样可靠。可是，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在最后5篇中，可疑材料的比率是相当之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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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据说有3种《论语》的版本。西汉末年前后，一位名叫张禹的学者依据其中的两种版本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张侯论》），此后，这个版本变得很流行，以至于其他版本就逐渐湮没不见了。[3]大约在175年，《论语》的这个版本被刻在了石碑上，这个石碑文本的部分残片至今犹存。尽管这些残片显示出与现存版本的《论语》有些不同，但这些不同大部分是无足轻重的，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它的文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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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在的证据表明，《论语》是一部早期著作。高本汉发现，《论语》与《孟子》有着“相当一致的语法体系”，他还把那些次要的不同作为根据，来把《论语》解释为是比《孟子》更早一些的文本。[5]《论语》之中没有某些概念，比如（形上意义上的）“天”和“地”，以及“阴阳”和“五行”，所以，这些概念无疑是最早出现在周朝末年或者汉代作品中的。[6]《论语》所描述的孔子并不是个超人一般的圣人，而是一位平易近人和通情达理的凡人。他没有如在后来的传奇中那样被抬高，也未被夸大说曾担任过极其重要的官职。他有疑虑和怯懦，也有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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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所具有的可靠性的最佳证据之一是如下事实：尽管《论语》明显是一本儒家之书，但却包含了许多儒生们认为不应该有的东西。《子张十九》详述了弟子之间的思想分歧和争论，“陈子禽谓子贡”章还告诉我们，有人说孔子比不上弟子子贡。《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还说孔子会见了声名狼藉的南子，这些都使无数的过分拘谨的儒生颇为受窘，而且在汉代还被他们的敌人用来挖苦他们。[7]然而，这些东西并未被从《论语》的文本中删去，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这本书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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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论语》也有一些成问题的章节，从纤微的令人怀疑之处到明目张胆的伪造。《乡党第十》提出了特殊的难题，马伯乐和阿瑟·韦利认为这一篇论述的是种种礼仪问题，讲的是理想的君子应该具有的举止行为，并且是被作了某种改编之后插入到《论语》之中的。[8]这种论断是相当真实的，我们确实不能毫无疑虑地把这一篇的所有章节都看成是描述了孔子本人的行为。可是，其中的一些章节，像首章、“康子馈药”章和“厩焚”章，明确点出了孔子之名，显然指的是孔子的行为；还有一些章节是特指个人的行为，大概指的也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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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章节与孔子和他的弟子都无关系，这是不相干的插入，计有《季氏十六》“邦君之妻”章、《微子十八》“柳下惠”章和最后三章，以及《尧曰二十》首章。[9]汉代石碑上的《论语》明显缺少《尧曰二十》的末章，据说在《鲁论语》中也没有这一章，[10]而据信《鲁论语》是个最好的《论语》早期版本。我曾叙述过对于《为政第二》“吾十有五”章（见本书注）和《子罕第九》“凤鸟不至”章（见原书第202页）的怀疑。崔述提出对《卫灵公十五》首章的疑问，依据很好的理由，他认为此章是缺乏依据的。[11]韦利怀疑《季氏十六》首章，[12]这个怀疑是很可以成立的。在这一章，子路和冉求一同侍奉于季氏，而孔子却好像是说冉求掌握着鲁国的主要权力。可是，子路显然是在冉求之前做的季氏宰，而像子路这种脾气的人会在被贬职之后仍然侍奉季氏，确实是大有疑问的。[13]还有几章反映了道家思想，对它们一定得有保留意见；它们是《宪问十四》“贤者避世”章到“子击磬于卫”章、《季氏十六》“隐居以求其志”章、《阳货十七》“予欲无言”章（见本书注）和《微子十八》“楚狂接舆”章到“逸民”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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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5篇中，有9章所引述的孔子的话语明显以一种非常学究的方式使用了数字，它们讲到了三种错误（“三愆”）、九种关切（“九思”）和四种不良品质（“四恶”）等。它们是《季氏十六》“益者三友”章到“君子有三畏”章和“君子有九思”章、《阳货十七》“子张问仁”章和“由也”章，以及《尧曰二十》“子张问”章。在前15篇中，孔子并未以此种方式讲说过。《公冶长第五》“子谓子产”章和《宪问十四》“君子道者三”章只是明显的比拟，与过分看重数字的做法是不同的。《孟子》也没有此种情形。尽管这些章节中的有些内容源自孔子，但很可能是被后世儒学中的教条主义作风重新定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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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6章看起来有待查明其事实，它们讲的是孔子的遭遇或哲学。我们有必要怀疑它们是被伪造后加入文本之中的，因为在其他地方有与之相反的证据。这6章分别是：《述而第七》“加我数年”章（见原书第201页）、《子路十三》“子路曰卫君”章（见本书注）、《季氏十六》“天下有道”章（见原书第220页）和“生而知之”章（见原书第221页）、《微子十八》“齐景公待孔子”章（见本书注）和“齐人归女乐”章（见本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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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出现列举在理雅格，卷一，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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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述对《论语》的批判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学者对此论题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它包含在“参考书目”中的崔、崔（2）和崔（3）之中。他的结论概述在崔（3），第24—35页。我曾很详细地概括过这个文本的历史，见顾立雅（5），卷二，第9—20页。亦见钱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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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正如顾氏所言，孔子的直传弟子称孔子为“子”，而再传弟子则称孔子为“孔子”，因为他们称自己的老师为“子”。《论语》中“孔子”与“子”并存，就说明是由孔子的直传弟子和再传弟子经过多次编辑整理而成的。我们很难确定每次整理的时间和程度，但不能断然否定孔子的直传弟子与《论语》成书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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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书·张禹传》；崔，卷二；崔（2），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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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残片复原后的出版文本见张国淦，第44—46页；以及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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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尔格伦，第2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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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这些概念后来出现的日期，见本书注、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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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盐铁论》（2），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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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伯乐，459；韦利，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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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论语·乡党第十》所描述的，应该是孔子的行为和行为准则。只是有些情景的存在是需要相关条件的，而孔子的一生并不是时刻都具备此类条件。换句话说，只要条件允许，孔子肯定是依照这一篇所陈述的规则行事的。而事实上，这一篇所描述的情景，在孔子身上都是发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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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译按：这样的章节也不能断然说与孔子或其弟子无关，因为还有一种可能，即它们是一些残缺的章节，在流传过程中佚失了诸如“子曰”之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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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论语二十章勘稽》，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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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1973年，在河北定州出土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中发现了一部残损的竹简本《论语》，据有关专家研究，这是《鲁论语》的一个抄本，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在这个抄本上就有《尧曰二十》的前两章。这个抄本经初步整理，由文物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对它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即使撇开这个发现不谈，顾氏关于《论语》可靠性的一些判断还是比较草率和片面的，只能作为研究相关问题的参考，而不能视为深思熟虑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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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崔，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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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韦利，第204页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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