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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170218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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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第一章 历史的开端——寻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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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成形于何时，我们能在历史中找到“中国”出现的那一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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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是外来的，还是本土自生的？汉字这一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象形文字能够说明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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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的奠基是在商，还是在周？武王克商后，是确立本族的文化正统，还是延续商代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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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进入黄金时代前夕，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是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政治和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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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明的基础有如下几种：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制度的。物质方面包括人类自身及其生活的环境；其他几方面则是在这个环境中积淀起来的产物、对环境和自身要求的回应。环境因素虽然极其重要，但仅仅用与土地较量以求族类存续来解释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生活模式是不够的，因为这个问题对别处的先民是一样的。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Cressey）曾发现过中国模式的一些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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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中国的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十亿多人曾在这片沃土之上生息过；世上再无他处居住着这么多与自然息息相连的人口。[5]千余世代的人们在大地和地貌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以至几乎没有哪寸土壤还是处女地了。这么庞大的人口需要养活，只有最辛苦的操劳才能保证足够的收成。几乎所有土地都已经极尽了人工。很明显，气候和地形影响了生活的方式……其他地区或许有历史更悠久的，但却无一发展出比这更成熟的天人间的适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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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历史，人们已经用尽了各式各样的环境决定论。一位中国思想史家冯友兰说过，中国农耕生活的那种固守土地的特质决定了先哲们的基本概念：农业生活关心真正的价值，胜过抽象的概念；中国的环境条件于商业而言并无优势，而其他古代文明则颇得地利，所以它们关注数字和抽象的数学概念；[7]农业生产的形式产生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催生了合作的模式，而非个人化的、竞争性的模式；对自然循环往复的意识强化了自然在价值框架中的角色，诸如此类等等。冯的观点虽然饶有趣味，但作为整体的解释却失于简单。在一个循环的发展中因和果难以甄辨，以此很难解释结果何以又成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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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观念架构中，农耕社稷具有至高的价值，[8]这的确是自然环境的结果。但是这种价值观反过来亦可成为初因，推动中国文明向前发展，这期间，还有别的价值观与农耕至上的价值观竞争。[9]中国社会中的重农理想作为基础，蒂生的伦理价值规范了诚笃之人该如何行事。这种价值观阻碍了将人力、水源、水力和畜力用在得失难料的工商业这类“不生”（nonproductive）的产业之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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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壶口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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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哺育了中原的粟作文明，长江则哺育了南方的稻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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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哈尼族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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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土地，丰富的地貌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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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极富多样性的天人适应的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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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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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处并无意辨析历史理论，只是在重视环境因素的同时，强调中国人适应环境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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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东亚先民生态环境的思考，都显示了中国人创造的文明中，物质因素同其他要素错综交织，不能剥离。除了物质基础，还要考虑构成中国人生活的非物质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一方面表现为观念、态度、价值，还有中国人施诸环境之上的各种原发的或外来的知识；另一方面则包括社会和制度的形式、人与物质资源长期互动的产物、主导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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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构成中国文明的要素演进的历史极其漫长，要追溯到东亚的史前时代，对于那个时期，我们仅有残留下来的遗龟断甲。在那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明确的依据把当时人，甚至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称为中国人。[11]此处碰到了一个谜：一个成熟文明的名字是什么时候被用在他们祖先身上的。还不止于这个谜团，在人类史所有的谜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成熟的中国文明最初来自何方。在那时，中国的文字和青铜技艺一出现时就既是独创的，又包含了外来的东西。许多专家强调中国文明古今一脉的连续性，强调她与其他先进文明的相对独立性，以此作为对中国特质最具价值的说明。[12]那么“中国性”（Chineseness）到底有哪些历史内涵？我们能在历史中找到“中国”出现的那一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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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最能标示其特质的或许就是她的文字，中国可考的书写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我们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大量遗迹，其中包括文献材料。然而这个文明的主人却很难确定。过去四十年里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利用兽类肩胛和龟甲制作的祭祀遗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华北平原的河南省，出土了成千上万片这类坚固耐久、刻着卜文的甲骨。这些甲骨已经被明确地认定为殷商时期（公元前1500—公元前1100）的遗物，依据是卜文的内容：一个完整的君王世系谱。系谱中的这些商代君王统治着商朝最后一个国都——殷。[13]甲骨文是一套成熟的文字体系，有人猜测在这之前至少要有一千年的发展过程。同时发现的青铜器，其铸造技艺和艺术观念让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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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晚期是更古老文明的延续，关于他们的甲骨文同样更为古老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1986年中国社科院在今中国西北的西安附近发现了一处遗址，出土了甲骨文，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这不但提前了晚商——殷的时间，而且也将整个商朝的时间提前了。这些新发现的商朝甲骨文被确认为更古老、更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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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新的证据，加上近期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其他考古发现，或多或少推翻了以前的中国文明外来论：说甲骨文这种独创的文字，看似人类历史上两三种完全独创的书写体系之一，可能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青铜技术一样，都不是中国的，而是从世界其他地区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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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再言之凿凿地质疑东亚的文字和青铜技术的独创性。进而言之，我们更不能忽略孕育这种文字和青铜技术的文化整体（cultural complex）。尽管我们还没有直接找到甲骨文最早阶段的证据，但已经发现了最早创造甲骨文的文明跟同地区的、更早的、尚无文字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纽带。可以想象，传统中国的始基在那段史前时期就已具雏形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