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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追寻本质：炼丹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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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经院哲学力图融合极为不同的传统。炼丹术就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融合尝试，这种对人与宇宙层面的实在之间可能关系的研究和探索，在很多文化中都有。炼丹术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人的境况，要么让人获得永生，要么让人进入更高的精神层面，至少要提升人的现实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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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古代中国，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道家就开始试图通过使用药物来达到永生。印度出现的文本证据表明，炼丹术与神秘的渴望有关（后来的西方践行者也是如此）。①阿拉伯和希腊的炼丹术士特别感兴趣的是从劣质材料中提炼出金子，不幸的是，这种有限的目标常常与炼丹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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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仅仅在实际的层面上，炼丹术也为化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甚至基础。实际上，类似于占星学与天文学的情形，化学与炼丹术之间从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炼丹术促进了大量重要的化学发现和药理学发现。在炼丹术士对材料进行实验的副产品中（这些材料我们现在称之为“化学制剂”，他们称之为“精神”），蒸馏的目的是为了提纯人的本质。炼丹术士的意图可能没有实现，但他们产生了令人愉快的实际结果，这就是 eau de vie（生命之水），即我们现在喝的“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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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炼丹术传统的根源可以追随到名为《翠玉录》（Emerald Tablet）的阿拉伯文本，它被认为出自赫尔墨斯·特里斯莫吉斯特斯（Hermes Trismegistus）。②（“Trismegistus”的意思是“三倍伟大”。）这个文本最初就是对不同实在层次之间相通的肯定：“如其在上，如其在下。”炼丹术文本的术语，既可以作字面解释，也可以作象征解释。提炼金子被描述为“伟大的活动”；这种能引起快速变形的实体，被称作“哲人石”。尽管基督教的宗教权威最终明白炼丹术是威胁，但教会本身由于让修士致力于抄写炼丹术文本，实际上也助长了西方的炼丹术传统。比如，托马斯的老师大阿尔伯特，就很认真对待炼丹术，科学家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和牛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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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中最重要的炼丹术士是斐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他是佛罗伦萨的牧师。斐奇诺把归为特里斯莫吉斯特斯的作品以及柏拉图的某些著作翻译成拉丁语，他还由此提出综合两者以及普罗提诺的观念的世界观。斐奇诺把创造乃是上帝的流溢这个新柏拉图主义观念与炼丹术的宇宙论结合起来，后者认为宇宙是能够相互影响的等级层次。因此，斐奇诺对占星学非常认真。斐奇诺把人类置于宇宙等级层次的中心，并把它当作其人文主义观点的基础，即人具有一种特殊的甚至是宇宙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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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奇诺塑造的理想生活概念，模型源自柏拉图的观念，尤其是《会饮》中苏格拉底的讲辞。他宣称，我们的目标就是上升到更高的真理层次，最终瞥见上帝。沉思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与此同时，沉思还保证了正确的道德观点。正如柏拉图曾讲过的，沉思开始就把自身引向最美之物。爱是对美的自然反应。上帝爱这个他所创造的美丽世界；上帝的造物在遇到美时，也会被爱所触动。特别是，爱他人有助于我们上升，因为当我们对他人之善和美报之以爱时，我们根本上爱的是上帝。斐奇诺的友爱或柏拉图式的爱的理论表明，我们通过与他人交流经验到与上帝的交流。因此，甚至最世俗层面的人类关系，也反映了终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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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奇诺特别强调艺术在唤醒人的灵魂向更高层次的美提升中的作用。在斐奇诺看来，艺术不像柏拉图所讲的那样，会分散我们对于更高实在的注意力。相反，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周围事物的形式特征，但这已然是我们走向更高层次真理的重要步骤。斐奇诺强调新柏拉图主义者对古代文本的寓意解读，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产生了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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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Johann Faust，1480—1540）是炼丹术历史上极其可疑的人物。他的名字总是与德国魔法师的故事相互联系，他为了知识和权力，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恶魔。历史上的这个人物是否确实订了这类契约，这没有人知道，但是，据说他精通巫术、占星学和炼丹术，还有鸡奸行为。他的出名是因为一本书，这本书尽管在他死后多年才得以出版，但仍归在他的名下。这本低级下流的《浮士德书》（Faustbuch，1587），讲的是中世纪的智者和魔法师的故事，其中包括名为梅菲斯托菲勒斯（Mephistopheles）的恶魔的故事。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柏辽兹（Hector Berlioz）、李斯特（Franz Liszt）、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都曾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运用浮士德及其与魔鬼的契约这个传说。悲观主义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也认为，浮士德的故事抓住了现代西方的历史本质，他觉得西方处于“衰落”之中，他之所以得出这个观点，主要是因为他看到西方人实际上为了追求知识和权力，宁愿牺牲任何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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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的主要兴趣是医学。他游历十年，从学于阿拉伯和欧洲的炼丹术大师。他把所学运用于医学的理论化之中。帕拉塞尔苏斯最具争议的主张是，自然自身会“自然”痊愈（这个论题在我们当代顺应自然的疗养方法中又重新出现）。帕拉塞尔苏斯对炼丹术的兴趣，源自他的以下信念：自然充满力量，可以用来造福人类，只要人类能够明白如何开发它们。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抨击以下观点：疾病是对罪的惩罚。他认为，疾病本身是“自然的”，并且提倡用化学方法（以及它自身的力量）加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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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塞尔苏斯反对许多医疗技术，认为它们有碍于自然治愈，而且，他还发公告要求全社区的人来聆听自己关于医学的演讲，这使他在当时精英主义的医疗建制中不受欢迎。他的医术也招致了人们的妒忌，他过于恃才傲物导致了声名恶化。（“帕拉塞尔苏斯”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意思是“胜过塞尔苏斯”（Celsus），后者是1世纪时期声誉卓著的罗马医生。）帕拉塞尔苏斯写了本很有影响的外科著作，即《外科大全》（The Great Surgery Book，1536），直到20世纪，他对梅毒的临床表现及其最有效的治疗方式的描述，都是最好的。帕拉塞尔苏斯常常被拿来与他的同时代人马丁·路德相比，并被人们惊恐地称作“造反者”。宗教权威对他向来非常警惕，并且监视他的活动。他在人们的怀疑中死去；但是，即使不在哲学领域，至少在药学的发展中，他在身后仍然继续发挥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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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18世纪，西方的炼丹术“践行者”主要关注精神的转变。在20世纪，荣格（Carl Jung）注意到炼丹术与梦的形象之间的关联，并且在那些关注灵魂的人中间激起了对炼丹术文本的兴趣，认为这些文本可以让我们洞见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关于荣格心理学理论的深入论述，见第四部分的相关章节：“战壕中的查拉图斯特拉：理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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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个文本出现在篇幅更长的著作《创造的秘密》（The Book of the Secret of Creation），它被认为出自生活于1世纪的蒂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保存下来最早版本是6世纪或7世纪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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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西方之外的哲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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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传统如何加以综合，并不是这个时期西方独有的特征。在中国，跨越好几个世纪的新儒家运动，试图把道家和佛教思想的某些方面融入儒家。这场运动最著名的人物是朱熹（1130—1200），他生活的时期仅仅比托马斯早一个世纪。朱熹整合了儒家的社会和谐、道家的自然以及佛教的开悟。尽管如此，朱熹根本上仍然属于儒家。他所说的“道学”仍是儒家圣人的概念，因为他所谓的修身仍然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的践行，而非像道教徒和某些佛教徒那样，脱离人类社会。朱熹批评佛教徒糅合心灵与自然，进而把自然视为“空无”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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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对朱熹的影响，体现在他的有机自然观之中，根据这种观点，万物彼此相连。每个事物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理，它是万物都共有的类型），也有其特别重要的物理方面（气）。理和气相互依赖，但逻辑上彼此不同。朱熹可能不赞同柏拉图的如下说法：我们的灵魂只是偶然居于我们的身体之中。同时，包括所有理的太极存在于万物之中。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对朱熹理解的太极与柏拉图笔下的善的理念做了比较。太极是万物彼此相连的基础，万物在根本上共享相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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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也是人能够悟道的基础。我们身体的本性遮蔽了内在于我们的太极，悟道的目标就是洞见太极。朱熹认为这种认识是仁的本质。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类受到自私欲望的触动，但是，只要洞见到太极，就能克服这种自私。人越变得富有同情心，就会越有道德，因为他抓住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和事物的统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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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朱熹的观点，圣人是真正幸福的人，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感到自在、发现价值，因为每种处境都同样可以认识太极。因此，以这个目的为导向的个人培养，需要通过对“身边事物”的专注和反思来达到。通过对我们周边事物和事件的反思，我们获得对它们的本性即理的洞见。这种自我培养是渐进的过程。尽管如此，这种培养仍然是最终悟道和成圣的前提条件。（朱熹强调循序渐进，反对其他某些新儒家强调的“顿悟”。但是，他也主张，逐渐培养的过程为人跨过门槛把洞见扩展到整体即太极的瞬间铺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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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2世纪的波斯，苏赫瓦迪（al-Suhrawardi）正在提出自己对伊斯兰教、新柏拉图主义和琐罗亚斯德教这些传统的综合。苏赫瓦迪讲授“光照智慧”，这种学说把存在的等级等同于光明的等级：根据苏赫瓦迪关于流溢链的观点，所有存在者都存在于一条光谱上。更高级的光明包括所有低级的光明，而每种低级的光明都会因为爱而导向更高级的光明。神是最高级的光明，它赋予所有其他事物以光明，而其他所有存在者则在爱的驱动下走向神，走向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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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相同时期，禅宗通过综合传统的日本宗教和佛教，开辟出佛教的新时代。禅宗最初从中国引入日本。佛教在8世纪成了日本的国教，但实际上它与日本土生土长的多神宗教神道教共存。而且，佛教徒努力把神道教的诸神（包括日本皇室家族的神圣祖先的后裔、伟大历史人物的神灵、宗族的祖先、自然神灵、地方性的神灵以及自然力量）解释为佛陀的道成肉身，由此促成了这个融合，或者可以说，来自中国的菩萨禅（中国称之为佛教禅）在日益发展的日本封建社会时期（镰仓时期，1192—1333）变得与武士阶层有同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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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相对简单对武士很有吸引力，它不同于早期在日本盛行的佛教，后者强调学识、善工和禁欲。禅宗不强调这些，并且宣扬每个人都能开悟（Satori），只要能打破日常逻辑思考的寻常模式。禅宗主张冥想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传统的做法是公案，它可能是某个词或问题，通常令人感到困惑，像谜题，比如“一个巴掌拍会有什么声音？”寻常的思维习惯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问题，因此需要冥想来颠覆寻常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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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把禅宗的简单性和普遍性与几个世纪之前的清少纳言（Sei Shonagon，966或967—1013）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禁欲主义和精英主义加以比较，就能看到禅宗所呈现的创新意识。清少纳言的日记，即《枕草子》（Pillow Book）是日本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10世纪的最后十年，清少纳言是皇后身边的侍女。当时正处平安王朝，平安王朝特别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审美修养，在这方面，皇后也是整个国家审美修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清少纳言的日记随意记录了她对日常事物的印象，对它们的概括（常采取的是适当原则）以及各种不同的审美范畴（比如“失去了力量的事物”“唤起过往美好记忆的事物”“肮脏的事物”和“优雅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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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对自然和美好仪式的节奏感的情调，体现在清少纳言的日记中，它描述了许多神道教节日的庆典。①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尽管完全不是系统的哲学著作，但是，它反映了重视和反思美的哲学洞见，以及颂扬皇室家族、鄙视下层阶级成员和智识低劣的人的政治精英主义。人们还可以在《枕草子》中发现某种对待男人的原初女性主义姿态，清少纳言显然觉得自己与男人平等，甚至还包含某种好胜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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