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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蒙田：第一位现代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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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寻现代哲学的起源，会面临类似于确定古代“第一位哲学家”的学术困境（但并不因此而无足轻重）。这不只是纯粹的年代学问题，只要查看日期、看看谁最先拥有某些观念，我们就可以确定年代。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观念是什么？如何提出？在何种背景或场合提出？古巴比伦占星家比古希腊人早好几个世纪，他们算是哲学家吗？赫西俄德和荷马比泰勒斯早好几个世纪，他们算哲学家吗？古希腊的科学家应该算作最早的哲学家吗？现代哲学更是如此，人们可以争论某个人物对开启现代哲学的功绩。（当然，我们的便利在于可以获得他们的著作。）我们应把马丁·路德视作第一人吗？算了吧，他甚至极少被视作候选人。哥伦布呢？（根本不可能。）哥白尼或伽利略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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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在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很难区分，但近代则没有这种困难。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是科学家，不是哲学家（尽管牛顿花了大半生精力在撰写神学作品）。霍布斯和培根无疑是哲学家，不过历史学家倾向认为最好应把他们归在文艺复兴时期，而不是现代。不过，他们的同时代人，勒内·笛卡尔（1596—1650），几乎得到普遍认可。几乎每个人都倾向同意，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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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原因值得探究。回过头来看，他提出了恰当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个被称作哲学家（以及后来的哲学教授）务必回答的问题。笛卡尔很明显主张同时转向主观性和运用逻辑方法（即“数学方法”），这种方法能为通向客观性做论证。从此之后，几乎每个哲学家都采用这种方法，至少运用过这种方法。他作为哲学家，大量时间都用于沉思他自己的方法、设计理性的法则，怀疑最明显之物并对之进行证明。犬儒派可能会说，怀疑最明显之物，然后对之进行证明（或否证），这种狡猾的唯我论几乎是每个伟大哲学家的最热衷的消遣。实际上，当我们在对科学主导的现代哲学进行回顾性研究，笛卡尔的形象极为显耀，以至现代哲学的原初关注和原初动机都受到遮蔽。①因此，冒着令人反感的危险，我们稍后再对这位伟大的哲学方法论者进行论述，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比他更早的人物——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他常常被哲学史家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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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不是科学家和数学家，而是道德家。他撰写“随笔”，而非方法论论文。他沉思的是人的愚行，而非他们的知识。正如他的荷兰人前辈伊拉斯谟，蒙田怀疑人类是否能够发现真理；即使碰巧发现真理，蒙田也怀疑人类是否能够认识它；人类似乎没有能力理解正义，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类没有能力行正义。他是古代怀疑论者的继承人，既怀疑理性，也不相信感官。他强调自然观念，认为它深深内在于我们之中，并构成人的品格，这也是古代人赞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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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一般的教育，目的在于照亮和启发我们自己的自然本性。蒙田发现，经院哲学的理智训练毫无意义，而且有可能损害品格。不过，神启确实值得接受，而且它也是沟通上帝与我们无辜的动物本性之间的桥梁。人类社会，尤其是哲学，虚荣在其中极为盛行。（让-雅克·卢梭无疑会被蒙田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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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1580年的全欧旅行确证了他自己的看法，即不同地方的人类习俗和观念极为不同；它们的变化可能与环境和时代“相关”。他的旅行尽管限于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但是这次对“人性”的有限接触，足以让他得出上述观点。因此，蒙田与笛卡尔完全不同，笛卡尔只寻求绝对、不变的真理，它们不会也不能因地区或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蒙田着迷的却是人类之间的差异以及人类行为和信念的偶然性（有时也会因此感到震惊）。易言之，笛卡尔追寻必然、永恒、非人性。人们可以很容易描绘可怜的蒙田，他与笛卡尔之间的区别，就像普罗泰戈拉与机智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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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生活的哲学世界却在不顾一切地保持乐观，这个世界承诺科学和数学，揭示绝对真理。或许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正如苏格拉底所表明的，承认自己无知才可以说是智慧。拒绝承认绝对知识，或许显得谦卑，但能够导向另一种德性，它在动荡的时代尤为重要。这种德性就是宽容。整个现代都非常缺乏宽容，不过，世界主义者的看法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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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追求的是发展出生活哲学的古代艺术。不幸的是，这不是当时哲学的精神方向。这位在法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学天才，被弃置一旁，未能进入英语世界的哲学史。（人们可以推测，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对哲学尤其是笛卡尔主义的毁灭性抨击，完全可以理解为对这种无视蒙田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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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概念的标准典型例子出自哲学家安东尼·傅卢（Antony Flew）：“哲学史分期向来且不可避免是人为的。不过，最少任意性的区分是，现代哲学作为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对立面，始于笛卡尔（1596—1650）；更确切地说，始于1637年《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出版。这个简洁、卓越的宣言在所有方面都预示了即将来临之物。”见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71,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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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笛卡尔和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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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公认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是从经院哲学的耶稣会传统中走出来的哲学家，也是颇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哲学的基本主题规定了哲学的大部分内容。这些主题包括对数学和几何学的运用、对方法论的强调、哲学与科学的联系、对“常识”的怀疑、对理智谦卑的主张（“怀疑的方法”）、对确定性的寻求，以及他对通过数学和几何学证明可以发现确定性的信心。当然，笛卡尔是杰出的数学家，也正是他，把数学和几何学现实地相互结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解析几何，这才使物理学中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不过，人们完全可以质疑他对把数学运用于哲学的信仰，以及他为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所确立的狭隘的哲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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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笛卡尔哲学，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他三个方面的写作背景。第一，他受过宗教教育，当时的天主教会仍处于权威地位。因此，笛卡尔无论具有怎样的革命性，他进行的革命也是在宗教权威的氛围中展开的。第二，“新科学”的兴起。笛卡尔还是小孩时，就已听说伽利略用最新的工具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个发现很自然引发出各种问题，比如知识的性质、现象的可靠性、我们未知世界的程度，以及我们用以检验和扩展知识的方法。这种新科学既提出了关于理性相对感官的可靠性的老问题，也引发出新的激动人心的问题，比如我们的认识能达到何种程度。尽管我们在这里不关心笛卡尔对科学的贡献，但新科学（及其与宗教权威的潜在冲突）产生的激情，也必须被视为笛卡尔进行沉思的框架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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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所处的第三个方面的背景，常常为人所忽视。尽管他的著作表面上以冷静的口吻谈论方法论问题，但他深受欧洲正在发生的宗教骚乱影响。针对这个现实，蒙田提倡宽容。而笛卡尔则提倡理性。平和有力的理性证明，成为正在撕裂国家的战争、血腥的宗教争端提供了受人欢迎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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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最重要的论点在今天几乎已成公理，但在当时教会权威以及他自己宗教教育的背景下，实际上极为激进。这就是他对理性自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重要性的强调。然而，他心里的这种独立思考，与通常所谓的常识截然相对。他语带反讽地解释道，常识是“世界上分配最均匀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具有丰富的常识，甚至那些在其他方面极难满足的人，通常也不会在这方面要求更多”（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借自蒙田）。①常识就是这样——习以为常，常常毫无意义。“仅仅有好的心灵是不够的”，笛卡尔写道，“还要知道如何很好地运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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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笛卡尔的哲学始于如下要求，即我们每个人自己确定所相信的真理，这意味着通过运用数学方法建立真理的确定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发明了激进的方法，即怀疑方法，他借此怀疑自己的所有信念，在它们可以证明为正当的之前，要像早期怀疑论者那样把它们悬置起来。笛卡尔提醒我们，他自己常常被别人欺骗或误导，因此坚持悬置自己对他人权威的信任。他发现，他有时会被自己的感官愚弄（比如，木棍在水中看起来是弯曲的），因此，他主张对感官获得的所有知识都保持怀疑。事实上，他甚至提出，既然他有时确信自己在梦中获得过某些经验，那就无法确定自己现在不是在做梦。他是否一直在做梦，迷失在自己心灵的深渊，却误以为在自己之外还存在一个世界？简言之，他的所有经验是否都是错误的？甚至在最基本、最不可辩驳的知识上，比如基本的算术真理，都出现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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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在其最著名的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这是数百万学生的标准哲学导论）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极富吸引力的探究。正如他在较早的著作《谈谈方法》（1637）中所做的，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写作风格也取自蒙田，采取的是亲切、温和的私人谈话方式。蒙田邀请我们进入他的个人思想，笛卡尔则邀请我们加入他的研究。于是，他慢慢地、体贴入微地要求我们分享他的一系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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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笛卡尔的风格取自蒙田，但他要实现的意图和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蒙田意图让我们反省自己，以他为镜，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无知，由此变得谦卑和人性化。笛卡尔坚持把我们的怀疑推到极端，甚至推到荒谬的地步，再从此出发让我们获得不可置疑的真理。蒙田拉着我们的手，与我们分享他的思想。笛卡尔则让我们承受严格的学术争辩，每前进一步都要花大力气进行审查和辩护。蒙田以怀疑论者的形象出现。笛卡尔则宣称自己战胜了怀疑论。他断言自己从未搞错，实际上，他甚至从未有过真正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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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开篇便要求我们跟他共同围坐火炉旁，他就是这样穿着睡衣舒适地进行研究的。他平静地要求我们考虑如下事实，有些非常“混乱”的人，他们竟疯狂地认为自己是国王，或者认为自己的脑袋是玻璃做成的南瓜。然后，他注意到，在自己的梦中，偶尔也会有同样不可思议的想法，他常常梦见自己坐在火炉旁学习，但实际上却躺在床上睡觉。他此刻真是在睡觉吗？他又是如何知道的？随后，笛卡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保证。甚至在梦中，也有某些事情是确定的。尤其是算术和数学。“二加二等于四”在梦中与醒着时一样确定是真的。一切皆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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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笛卡尔提出，假设上帝欺骗他，以至于他永远发现不了真理。又或者，由于上帝必然是善的，而且是“真理的基础”，那就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同样的“邪恶精灵”，他有“至高的权力和理性，总是故意欺骗我。”这个邪恶的存在者热衷于把各种错误的信念注入我们的心灵。笛卡尔又提出，假设自己错误地相信自己有一个身体，相信有一个“外部世界”，甚至相信有一个上帝。那么，一个人是如何把自己所认识的东西与只是相信的东西区分开来，把真的东西与假的东西区分开来？正是从这个空无一物的出发点开始，笛卡尔再次着手重建自己对知识的信心，这种知识始于这样一种基本知识，即自己现在不是在做梦，真的有一个世界“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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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运用数学方法，即演绎法，开始对这些基本真理的证明，根据这一方法，每一个原理必须源自在先的原理，或从在先的原理“推导”出来，而在先的原理又已经基于其他原理或前提确立。最终，所有的原理都必须源自一套基本的定义和公理——也就是说，这些基本的原理完全阐明了所使用术语的含义，或者说，它们是“自明的”，因而显然是真实的。因此，笛卡尔宏伟的演绎的关键，是作为前提而无可置疑的公理。最后表明，这个公理就是他的著名主张（出自他的《谈谈方法》），即“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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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可能看起来像是论证，但它其实是一个启示，是一种自我确证，即我在自己存在这件事上不会搞错。②即使我是被邪恶精灵愚弄了，那为了愚弄我也必须存在。即使我怀疑自己的存在，那为了怀疑我也必须存在，如此等等。笛卡尔只有拥有他的前提，他的公理，他就能进而用经院学者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心中的上帝观念不是以上帝本身作为原因，这是不可能的。”③）反过来，上帝的存在可以用来确证外部世界的存在。如果笛卡尔能够确定上帝的存在，而且上帝不是骗子，他就能确信自己“清楚明白”设想的一切都必定是真的。邪恶精灵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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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论证，对于太过简单的“清楚明白的观念”这个说法，对于思考要求思考者的假设，对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对于笛卡尔宣称邪恶精灵被打败的自信，人们提出了许多反驳理由。人们也可以质疑，笛卡尔是否真的像他最初宣称的那样，进行严格、彻底地怀疑。他似乎从未怀疑自己使用语言的含义，也从不认为他自己所用的语言可能误导他。他也不怀疑自己用以进行逻辑演绎的推理规则。人们还可以说，他也没有怀疑理性本身的可靠性，或者说，即使他思考了这个问题，也是为了证明理性的可靠性而假设理性的可靠性，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笛卡尔循环”（Cartesian Circle）。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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