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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第四部分 20世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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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斥观念论：百年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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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死于1900年8月。他在最后几年头脑还清醒，对新世纪做了可怕的预言。这个令人畏惧的新世纪将经历“上帝之死”的可怕现实、现代人堕落和失去信仰的痛苦、充满怨恨的畜群道德的惨烈后果，以及这个难以面对的真理，即根本就不存在“真理”。尼采预言，人们不会不顾一切追寻新神，只要失败，就会不顾一切追寻领袖。他还预示了对新神话的追寻，或者它的替代品，即意识形态。他预示会有史无前例的战争爆发。不幸的是，历史不久就证明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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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来看，20世纪可谓传统真理瓦解、极端恐怖出现的时代。当然，每个时代几乎都曾被这样描述过。17世纪的宗教战争无疑是恐怖的。封建世界秩序的崩溃和中世纪晚期的各种瘟疫，看起来也是世界末日。宗教改革让天主教徒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它像千年前的罗马崩溃，意味着稳定和文明的终结。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成功以及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必定也让19世纪中叶的许多人认为是无序取代了有序（类似于苏格拉底时代希腊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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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暴力仍是前所未有的——部分因为战争的全球性，部分因为新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坦克、飞机、毒气和潜艇，战争的威胁从欧洲经由非洲扩展到东亚。令人感到恐怖、沮丧和徒劳的是，没有大的征战、没有决定性的战役。在这场战争里，小小的泥泞地带就能让成千上万的士兵丧生。这是一场消耗战，一场纯粹的毁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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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使用原子弹而改变了战争的概念。它不仅使冲突的界线深入地球的每座城镇，而且扩展到每座岛屿、每块冰川、每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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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世纪之交出现的相对主义，比此前设想或以为的要更为精致复杂。它形成于尼采那引起争论的“透视主义”，不过，在新世纪之初，相对主义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包括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开启的物理学新时代。的确，人们可以找到这些思想的先例。哲学家莱布尼茨反对牛顿，认为空间和时间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是关系问题。实际上，智者普罗泰戈拉反对苏格拉底，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相对主义的论点。不过，世纪之交出现的不确定性和混乱，与某些非常精致复杂的论点相互结合，使相对主义成为需要应对的论点，而不再是令人尴尬的怀疑态度。它成了整个世纪的核心关切。超验有时甚至以绝对的信心欢呼着上个世纪的到来，但观念论在此没有任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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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确定性、混乱和关切，直接与政治相关。世界显然变得越来越小。交往和交通已经大大改善，以至世界开始成为人类动物园，充满相互敌视的民族国家和已然超负荷的人口，仅仅在几个世纪之前，相互隔绝的文明还未意识到彼此的存在。（世界人口在1850年是10亿，1900年是15亿，1990年超过了50亿。到2000年，预计将会超过60亿，到2050年人口是多少，这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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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新市场。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可供开采的新殖民地和可供征服的新大陆，曾经看似广袤无垠，如今已然枯竭。为了非洲、亚洲的珍贵资源和不再“新”的世界，殖民者相互之间争战不休。在欧洲，他们相互猜忌地争夺弥足珍贵的有大量工业的小片土地，同时，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孕育了新的抱负，在太平洋展示出引人瞩目的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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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帝国时代仍很快走到了尽头。民族主义是正当其时的意识形态，随着民族主义和小国的扩散，防卫性的联盟日益混杂，而且不断在转换。民族主义竞争和冲突最激烈、最狂暴的地方，是欧洲东南部如今众所周知的巴尔干半岛。正是在萨拉热窝，打响了致命的第一枪，开启了那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当然，这种说法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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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弗雷格、罗素和胡塞尔：算术、原子主义和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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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无论如何抽象，或自称“永恒”、“不合时宜”，它都决不会独立于时空，不受时空的影响。哲学可以预言、可以怀旧，也可以只是面镜子，是对文化的反思。但更常见的情形是，它以理想化的抽象术语表达社会的理想和渴望。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雅典的理想化模型，所谓理想化，就是用有争议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来看。绝大多数中世纪哲学，无论它们多么“学派气”或学院化，都是时代信仰的大胆表述。启蒙运动首先表达的是希望、乐观，是对人类向世界学习并创造确保和平繁荣的社会的理性能力的信仰。哲学的种种详情、认识论的严格、充满想象力的形而上学，全都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那个充满信心的时代范围内理解。19世纪的观念论表达的，是新产生的全球观念。甚至尼采也认为，他是好事的预告者，尽管他还有各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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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20世纪初的欧洲哲学尽管很学院化，有时还很乏味，非常学术化和技术化，那它也是时代的产物，或许还是时代的征兆，这意味着衰退或绝望。不过，所有这些在作品本身都不会很明显。确实，如果我们去描绘20世纪早期欧洲和英国最重要的著作，就会发现，明晰和丰富是其主要特征。它大胆、自信，充满反叛精神，甚至显得傲慢。它没有丝毫绝望、自我怀疑。实际上，它几乎从不谈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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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和数学是支配性的话题。这个世纪的主要目标是找到“算术”的基础，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这类基本等式确实为真。这方面的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他是极其保守的德国数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他是倾向自由主义的英国贵族，以及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他是极为虔诚却又优柔寡断的捷克裔德国数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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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开始兴起对纯粹逻辑的研究兴趣，尽管它长久以来都是某些才华卓越、思维严格的哲学家极为感兴趣的主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如同大多数学科主题），逻辑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斯多葛学派的某些成员、最具创造性的某些阿拉伯哲学家、12世纪巴黎的彼得·阿伯拉尔、14世纪英国的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以及德国17世纪的莱布尼茨和18世纪的康德。古代中国和丰富的印度哲学文献中也有不同的逻辑概念。黑格尔也曾尝试阐述某种非形式（甚至反形式）的逻辑，但是，这至少在西方哲学中不是逻辑发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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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与某些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在强调科学的影响下，开始为以最简洁的逻辑形式描述日常语言提供纯形式的技巧。这些技巧的原型当然是数学，而且，数学与逻辑的结合是这个世纪最明确的成就，三个世纪之前笛卡尔对算术和几何的结合或许才能与之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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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极大地激起了人们对逻辑及其与算术的关系的兴趣。他使逻辑超出了命题（“命题逻辑”）之间关系的研究，后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支配着逻辑领域。弗雷格创造了我们今天的哲学家所熟知并使用的“量化”逻辑（关注“全部”“有些”“没有”）。确实，回过头来看，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看似简单的革新竟有如此大的转变作用，使几近消亡的学科得以复苏。无论如何，正如笛卡尔使近代哲学沿着认识论的道路前行，弗雷格引导当代哲学走向了逻辑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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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发展的最初情形。年轻的罗素阅读了弗雷格的著作之后，就想要证明，基本的算术命题单靠逻辑就可以得到证明。（据说，他的这个兴趣受到11岁那年的经历影响，作为具有叛逆精神的天才，他被告知不能质疑算术表，而只能把它熟记。）他与有相同倾向的年长数学家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合作。罗素与怀特海在1903年发表了《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后来又扩展为令人望而却步的三卷本《数学原理》（Principia of Mathematica，出版于1910—1913）。英美哲学的核心关注由此确立，发展到今天，以至于有些哲学家认为，惟有数理逻辑才算“真正”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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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胡塞尔在那些倾向很接近密尔的德国经验主义者的影响下，撰写了《算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ithmetic）。与罗素和怀特海不同，胡塞尔认为算术的基本命题并非基于逻辑（或者说，并非先天的），而是源自经验的抽象概括，这个观点很像早些年前密尔的理论。弗雷格对胡塞尔的这本著作进行了评论，并合理地驳斥了其中的核心论点。面对弗雷格的批评，胡塞尔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对于哲学家而言极不寻常。随后，他在世纪之交发表了论证精微的《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在这本书中，他像罗素和怀特海那样，认为算术是先验科学。然而，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到此为止，因为罗素和怀特海的分析基于逻辑，胡塞尔则针对必然真理或先验真理的性质，提出了全新的哲学探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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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问，这跟哲学有什么关系？首先，数学的地位和性质是哲学最古老的话题之一，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最著名的是毕达哥拉斯）正是由于对数学的崇拜而从事哲学。现代哲学家把知识领域区分为逻辑真理与经验事实的，数学真理明显的明确性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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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哲学家（比如洛克、莱布尼茨和休谟）认为，这种真理显然是自明和先天的，但问题是，这个抽象的命题体系如何才能与世界相关呢？某些哲学家（比如密尔和青年胡塞尔）提出了替代方案，认为算术命题是对经验的抽象概括，但是，如何说明这种表面的必然性呢？康德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最具独创性的理论，同时阐明了适用性和必然性。康德主张，数学既是经验的基础，也是先验的基础。然而，数学的地位对于任何无所不包的知识理论而言仍是一个挑战，而且，知识理论在许多哲学家看来，如今也是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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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开启我们这个世纪的西方哲学的著作，比之前的著作更精致、更复杂，也更技术化。不过，即使如此，它们也不是完全对源自内心的哲学问题无动于衷，比如生活的意义问题、人的境况问题，以及世界需要和谐与理解的问题。莱布尼茨曾经说过，生活问题可以通过普遍计算加以解决，而青年的罗素是莱布尼茨分子，必定也相信这个说法，或者至少希望有类似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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