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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兼爱非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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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即墨子，他的姓氏其实并不是“墨”而是“墨台”，他是商朝孤竹国目夷氏的后人。生于约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墨子生平事迹史书上记载很少，所以只能从《墨子》以及少量先秦史书中寻找蛛丝马迹。墨子生活在社会底层，所以他特别了解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墨子受儒家教育，在《墨子》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儒家经典的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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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所带领的墨家学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社会最底层，这些人从事着最繁重的生产劳动，所以思想感情与社会底层的人紧密相通。在战国初期时，小生产者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而且经常会被奴隶主势力以及新兴的地主阶级剥削，导致有一些小生产者常常要面临忍饥挨饿的处境，甚至被活活饿死。墨子主张的学说中，重视劳动和节俭的生产观，并且主张推贤任能，提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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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生产实践，动物只能依靠自身条件和自然条件来生存，可是人却可以依靠生产劳动来生存。墨子最重视的莫过于农业和家庭纺织业，因为这两项生产正是解决老百姓温饱的首要问题。墨子将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主张要抓紧节气时令充分利用土地的潜力，让人们积极地投入到生产活动当中。墨子不仅重视生产，还注重节俭，在任何方面他都主张节约开支，反对奢侈浪费。他说：“穿衣服冬天能够御寒，夏天能够防暑就够了。”他反对豪门贵族穿金戴银。饮食上，他表示，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可以，反对豪门贵族大鱼大肉的奢靡做法。在住房上，墨子主张能够防风寒，别男女之礼即可，反对豪门贵族雕梁画栋的奢靡作风。出行上，他主张舟车只要坚固即可，反对豪门贵族将舟车装饰得过于奢华。此外，墨子还推行“节葬之法”，他觉得“厚葬久丧”是社会陋习，而且耽误人们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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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提倡推贤任能，希望能够抛开血缘、出身等偏见，从刻苦学习的人中挑选贤能之人参与国家的管理。他希望国家能够简化管理制度，让贤人担任管理工作，这样才可以让国家政治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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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理论学说。其中“兼相爱”是指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因为血缘关系而有远近亲疏之分，更不能因为血缘关系而将人分高低贵贱。人应该平等互助，他的道德理论学说与儒家提倡的“爱有差等”是对立的。墨子主张的“兼爱说”与儒家主张的“别爱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他也经常与儒家信徒们一起争辩论证自己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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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还一直坚持鲜明的是非观和善恶观，他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仁人，另一类是暴人。墨子认为“兼爱”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一种奋斗目标，所以应该大力弘扬，并且要对社会中的暴行予以谴责。“兼爱说”除了表现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之间的那份朴实互爱的道德观念外，也是对儒家宗法等级观念的强烈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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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反对孔孟提倡的义利对立，他崇尚道义，也不排斥利益。墨子的道德思想是实现仁义、兼爱天下，他所提倡的仁义则是指公众的利益。墨子所提出的义利统一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之间互帮互爱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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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世界观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有着有神论思想，另一方面还有着无神论的因素，所以他的世界观是谬误和真理的结合体。自殷周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有鬼神一说，可是到了春秋末期时，人们渐渐对有神论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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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虽然赞同有神论思想，但是他认为的有神论与传统的有神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有神论主要是为奴隶主阶级提供服务，帮助奴隶主阶级巩固统治地位，而墨子所提倡的有神论则是反映小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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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提出的“鬼神能赏善罚暴”的理论与现实生活相违背，所以不断有弟子提出怀疑，迫不得已，墨子只能进行修正。有一次墨子生病了，他的弟子前来看望，询问墨子：“先生说鬼神能赏善罚暴，那么像先生这样的圣人怎么还会生病呢？”墨子则回答：“鬼神只不过是堵塞人生病的一种借口罢了。”由此可见，其实墨子一直都在有神和无神之间徘徊。墨子反对儒家主张的“命定论”，他主张强力而为，从而体现出他希望小生产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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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不赞同儒家提出的“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觉得耳目等一些感觉器官就可以反映客观事实。如果将这些客观事实作为认识的来源和基础的话，最符合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墨子重点以生产实际和生活经验为基础，反对儒家的唯心主义，明确提出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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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关于检验认识的三条标准，第一条是利用历史事实来衡量言论的正确与否；第二条是以劳动人民的实际经验为认识来源；第三条是将言论运用到实践当中，用实践结果来检验言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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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认识论是从劳动阶级的生产实践当中得来的，是最朴素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具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一直到战国中后期时，墨子的唯物主义才被建立得更加完善，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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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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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韩国人，生于约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他是战国末期各个学说的总结者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公元前221年，秦国打败齐国后成功统一了全国。韩非代表地主阶级，主张通过暴力和战争统治政权，反对孟子所提倡的“仁政”。在经济上，他主张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思想上，他排斥各种矛盾和抵触的学说，建立了统一思想，他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在认识论上，他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他的很多理论都被秦始皇所用，所以他的理论也成了专制政权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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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并且继承了荀子主张的“性恶”论，他尝试过从经济关系中来表明人与人的关系，可是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所以导致他无法了解真正的社会经济关系。他站在地主阶级的角度，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自私自利的关系。他认为，人的所有感情、道德以及行为都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君王给臣民高官厚禄，是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服务，获取利益；臣民们肯为君王卖力，是因为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作为奖赏，所以君王与臣民之间根本没有所谓的“忠”。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孝”，只是单纯的父养子、子供父的互相算计的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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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所有的人都以“利”为出发点，他反对用仁和义说教方式治国，他认为用“严刑”和“重罚”来治国更好。无论是奖赏还是惩罚，都只能由一个人来掌握这份权力，因而韩非所主张的统治术其实就是极端主义的君主集权制。此外，韩非还对前期法家提出的“法”“术”“势”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虽然商鞅的“法”让秦国变得富强，但是商鞅不注重“术”，所以无法辨认官吏的忠奸，以至于秦国几十年都无法统一六国。另外，韩非还认为“势”其实是统治术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觉得“势”就好像是君王的爪牙，只有“重势”的君王才能够掌握权力，才能够统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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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认识论主要延续了荀子的思想，他与荀子一样，都认为人是有认识能力的。他认为人的认识机能属于自然属性，人想要得到认识，必须不断接触客观的事物，并且寻找事物的规律。他反对脱离客观事物只依靠思想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甚至还批判“前识”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认为在没有接触事物之前就有了行动，属于“前识”，而“前识”是一种妄想。此外，他还提出了与“前识”截然相反的“缘道理”唯物主义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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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自然规律，必须反复观察和比较，并且虚心以待，绝对不能产生猜测和主观成见。他认为只要按照这种方法从事活动，就不可能失败。关于真理的问题，他提出了“参验”的检验方法，他觉得认识的内容是客观的事物和规律，必须检验认识、言论以及客观事物是否符合才能明辨是非。只有对言论、判断进行比较后，才能够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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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验和比较的过程中，韩非更加注重用实际功效来检验认识的正确性。他觉得很多言论和事物都不能单单依靠它的外表来判断对与错，必须实践一下才知道是否正确。除此之外，他还强调认识必须以实际功用为出发点，只有这样，认识才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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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自然观也延续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此同时，他还吸取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他发扬无神论传统，对于社会上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他甚至还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来驳斥鬼神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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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当中，都没有任何所谓的神秘力量存在，社会想要安定，必须通过统治者的努力治理才能够实现。对于自然界的治理，他认为要顺应自然界的规律。针对自己的思想，他还将老子提出“道”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改造，在他的哲学思想当中，“道”就是自然界里万物的真实面目，是治理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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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韩非还认为万物的“理”都有所不同，“道”应该适应“理”。在他的思想中，“理”是有生命的，能生也能死，而“道”是与理相呼应的。这反映出韩非所提出的理论更加细致，他所提出“理”的思想对于中国哲学史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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