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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和仲长统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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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虽然在学说方面各持己见，但是都有着浓烈的治道情结，将治国之道视为自己的使命，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有人走仕途报效社会，有人则写书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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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约生于85年，约卒于162年，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王符小时候被人歧视，但是他却有好学的精神，他不爱名利，喜欢隐居写作。他所著的《潜夫论》当中以“元气”为本原，论证了宇宙中的万物演化过程，同时还指出当时政治中的缺陷。他所提出的治道架构也成了东汉时期统治者们使用的治国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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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元气”这个概念的人并不是王符，而是董仲舒。王符和张衡对谶纬神学当中的元气进行了批判论证，最终得出了元气本源论。他所提出来的元气本源论主要有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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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认定“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根本，他否定宇宙有始的说法。他表示自己在衍生的过程中，“元气”并没有受到任何外界影响，所以衍生只不过是一个自我孕育与自我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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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所提倡的元气本源论有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他将《周易》中的“太极”和“阴阳”学说都进行了改编，将“元气”作为本原，这也让他的元气论与王充所提倡的元气论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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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王符的元气论更加完善，当他使用自己提出的元气论来论证社会现象和自然界时，批判性和战斗力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他所著的《潜夫论》当中，《赞学》《本政》《务本》等篇章构成了治国之道的理论。这些文章分别从治道之行的角度以及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王符所提出来的治国理论侧重于法令赏罚，他认为法令赏罚是治国的重要原则。他觉得无论是法禁还是德化，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需要根据时势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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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生于180年，卒于220年，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仲长统年幼时勤奋好学，喜欢阅读书籍，20岁之后，他便开始四处游学，结交了很多有才学的朋友。当时的并州刺史高干曾主动招待他，与他一起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仲长统是一个十分耿直的人，他对高干说道：“你是一个有雄心但是没有才能的人，喜欢有才能的人士，但是不会选择有才能的人。”他原本想用这些话来提醒高干，可是高干为人十分自傲，完全听不进他的劝告，最终他只能离开高干。仲长统离开不久，高干就因为反叛事件而失败，此后人们便十分尊敬仲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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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是一个性格十分古怪的人，有时候他沉默寡言，有时候又会与人侃侃而谈，因此人们也称他为狂生，朝廷每次想要召他做官时，他总是以自己生病为理由拒绝。他不愿为官，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曾经为此特别著论：“我想要居住在被竹林环绕、背靠山、面朝水的地方，庭院中种着各样果蔬，每天出门有车船代步，这样我就可以免于奔波之苦。可以让父母吃上美味，让妻儿不受劳动之苦，可以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享用美酒佳肴，这样的日子才是我想过的。”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不图名利，生活十分洒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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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尚书令荀彧十分欣赏仲长统，他向朝廷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后来，仲长统还帮助当时的丞相曹操处理过军务，与曹操一起谈论古今时，他经常会愤然叹息，因此他曾写下长达10余万字的论著《昌言》。仲长统41岁时去世，后人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甚至说他可以比肩董仲舒、贾谊等人。他在世时，曾经批判社会政治，无论是专权的宦官，还是昏庸的君王，他都敢于抨击。他将愚昧的君王视为祸乱社会的根源，所以他希望有贤明的人能够对国家进行改革，废除弊政，实施正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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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与当时社会中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存在着对立关系，他提倡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认为国家的兴亡与“人事”有关，与“天道”无关。他还主张废除三公联合执政的机制，并且恢复西汉时期实行的丞相执政机制，他觉得一人专政要比数人执政更加可靠。此外，他还认识到自从上古人民的平等社会结构瓦解之后，人们的贫富差异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虽然贵族士大夫的生活条件优越，可是他们的寿命却比贫困的人短，这是因为他们每天饱食饮酒并且纵情声色，导致身体中的精气被消耗殆尽，不利于养生，所以才会英年早逝。虽然说仲长统的思想当中还残留着一定的唯心主义，但是大体上他的思想都是唯物主义的进步思想，他敢于批判两汉时期的宗教神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进步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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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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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存在着内部分化的问题，所以也渐渐演变成了今古文之争。两汉时期用于统治的理论为今古文和谶纬说，如果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两汉经学中的今古文其实造诣并不大，只有董仲舒提出的天道神学与阴阳五行说结合的理论还有一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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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思想学术方面也逐渐变得庸俗，统治阶级掌控着统治政策，他们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他们不断地从法律方面要求人民臣服于他，还希望能够让人们从思想上归顺于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统治力增强。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5年）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接纳了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意见，并且结合叔孙通等儒者的礼仪形式。汉武帝则是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式。君王们使用的学说不同，所以不同的学说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任何一种学说都想拥有“正宗”地位，因此儒术的阵营里便开始了永无宁日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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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两汉经学有古今之争，但是无论哪一种经学中都带有大量的宗教因素，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不局限于我国，就连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为了平息古今之争，人们也曾尝试过将两汉经学放在一起做对比，但是最终发现还是不相上下，古今之争依旧没有办法平息。历史上宣帝和章帝甚至还将经学作为国教，并且要求官员们必须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渐渐地经学便成了“国宪”。由此看来，经学能够被帝王所用并非偶然，而经学内部发生的矛盾也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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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所采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表面上看是董仲舒提出的，但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社会需要才存在的。汉代在政治制度上延续了秦代的县乡亭制，在思想上采用了神学说，将统治者的命令视为天命，用这种思想来麻痹百姓，只有这样，才能够缓解阶级斗争。之所以还会强调阴阳五行，是因为汉代时期国家并不太平，必须用这种学说来粉饰太平，这样一来才能够稳定民心。最后，再利用钦定的方式裁决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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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正确地把握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就不能轻易地将迷信抹杀，这个时期相信谶纬神学的儒者们，绝大多数都想争取正宗地位。汉武帝其实并不是侧重真儒学，他只是想通过文辞来创议宗教文化式的神甫教条。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像汉武帝这种内法外儒的政策，即是汉朝时期历代皇帝的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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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源于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终于汉之世，大概经历了四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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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为西汉哀帝，刘歆与太常博士之间争立《古文尚书》《左传》以及《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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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为东汉光武帝，代表“古文”的陈元、韩歆与代表“今文”的范升争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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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为东汉章帝，代表“古文”的贾逵与代表“今文”的李育争立《左氏传》和《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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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为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表“古文”的郑玄与代表“今文”的何休争立《公羊传》和《左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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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渐渐形成。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问题便是《左传》，争论的焦点在于各派《春秋》的说解问题。汉代时期比较重视《春秋》的意义，是因为在汉代时期主要以《春秋》为理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孔子为汉制法”的说法。一直到了汉代末期，社会中的一些潜在危机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今文没有了统治的作用，就连古文中的经典也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了。东汉经学其实就是经学今古文的融合，当时的思想主流已经渐渐倾向于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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