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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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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存在着内部分化的问题，所以也渐渐演变成了今古文之争。两汉时期用于统治的理论为今古文和谶纬说，如果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两汉经学中的今古文其实造诣并不大，只有董仲舒提出的天道神学与阴阳五行说结合的理论还有一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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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思想学术方面也逐渐变得庸俗，统治阶级掌控着统治政策，他们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他们不断地从法律方面要求人民臣服于他，还希望能够让人们从思想上归顺于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统治力增强。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5年）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接纳了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意见，并且结合叔孙通等儒者的礼仪形式。汉武帝则是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式。君王们使用的学说不同，所以不同的学说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任何一种学说都想拥有“正宗”地位，因此儒术的阵营里便开始了永无宁日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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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两汉经学有古今之争，但是无论哪一种经学中都带有大量的宗教因素，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不局限于我国，就连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为了平息古今之争，人们也曾尝试过将两汉经学放在一起做对比，但是最终发现还是不相上下，古今之争依旧没有办法平息。历史上宣帝和章帝甚至还将经学作为国教，并且要求官员们必须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渐渐地经学便成了“国宪”。由此看来，经学能够被帝王所用并非偶然，而经学内部发生的矛盾也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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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所采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表面上看是董仲舒提出的，但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社会需要才存在的。汉代在政治制度上延续了秦代的县乡亭制，在思想上采用了神学说，将统治者的命令视为天命，用这种思想来麻痹百姓，只有这样，才能够缓解阶级斗争。之所以还会强调阴阳五行，是因为汉代时期国家并不太平，必须用这种学说来粉饰太平，这样一来才能够稳定民心。最后，再利用钦定的方式裁决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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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正确地把握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就不能轻易地将迷信抹杀，这个时期相信谶纬神学的儒者们，绝大多数都想争取正宗地位。汉武帝其实并不是侧重真儒学，他只是想通过文辞来创议宗教文化式的神甫教条。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像汉武帝这种内法外儒的政策，即是汉朝时期历代皇帝的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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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源于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终于汉之世，大概经历了四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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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为西汉哀帝，刘歆与太常博士之间争立《古文尚书》《左传》以及《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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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为东汉光武帝，代表“古文”的陈元、韩歆与代表“今文”的范升争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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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为东汉章帝，代表“古文”的贾逵与代表“今文”的李育争立《左氏传》和《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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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为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表“古文”的郑玄与代表“今文”的何休争立《公羊传》和《左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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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渐渐形成。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问题便是《左传》，争论的焦点在于各派《春秋》的说解问题。汉代时期比较重视《春秋》的意义，是因为在汉代时期主要以《春秋》为理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孔子为汉制法”的说法。一直到了汉代末期，社会中的一些潜在危机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今文没有了统治的作用，就连古文中的经典也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了。东汉经学其实就是经学今古文的融合，当时的思想主流已经渐渐倾向于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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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美的哲学小史 ◇第三章◇玄学大盛的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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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特点十分鲜明，哲学主要表现方式为玄学，由于受到政治和经济的限制，当时的哲学以维护统治权力和身份等级为主导思想，用道家的思想来维护儒家的纲常。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唯心主义盛行，因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灭神论便与佛教的唯心主义之间产生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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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大师王弼的“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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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字辅嗣，生于226年，卒于249年，他曾与何晏一起创建了魏晋时期的新哲学和新经学。他的代表作有《周易注》《老子注》《周易略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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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一直以儒家“名教”思想作为统治核心，可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发现，儒家“名教”中的弊病渐渐显露出来。一直到汉代末期，王符、仲长统等人都对当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农民起义恰恰是对当时政治思想最有力的批判。此时，为了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王弼用玄学的形式来论证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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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汉朝的立法过于烦琐，很多东西趋于形式化，因此引起了民愤。一些主张礼义的人公开与人争名夺利，百姓之间的争斗也越来越多。一些假名节的人常常被冠以“忠信”之人的头衔。王弼提出如果太看重表面形式，则抓不住根本的东西，甚至还会对社会产生副作用。他所指出的“根本”的东西，是指先秦时期道家提出的“无为”，他认为“无为”才是礼义的根本，“名教”只有以“无为”作为根本才能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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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提倡做事要以“无为”的态度为根本，君王们如果看淡名利，那么老百姓就会受到感染，安心过朴素的生活。其实，王弼所主张的“无为”并不是让统治者无所事事，而是通过宣传“无为”来化解社会中的争斗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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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哲学中摒弃了烦琐的经学以及谶纬迷信，他不用荒诞的天人感应目的论作为理论依据，而是采用了思辨哲学来探讨宇宙本体的问题，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核心。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他所有的哲学体系也都是从这个方面来论证命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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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规定性，既是方的，就不能是圆的，是热的，就不能是凉的，所以万有本体就是无形无象的“无”。与王弼同样主张“以无为本”的玄学家何晏认为“无声”就是声音的根本，“无色”就是颜色的根本，每一种事物的根本都是“无”，所以万有的根本也是“无”。王弼和何晏认为的“无”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世间万物的无形无象的本体。他们认为正因为没有规定性的“无”，才证明了“有”的存在，促进了“有”的发展。“无”比“有”更加有根本，所以“无”才是万有的“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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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通过“无”和“有”的关系进行抽象分析，并且论证“以无为本”的命题，他认为“无”和“有”的关系是：“有”代表有形有象，“无”代表无形无象，有形有象的东西必须依靠无形无象的本体才能够存在。这便是他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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