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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二程的“洛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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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洛学”的创始人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程颢，字伯淳，生于1032年，卒于1085年。程颐，字正叔，生于1033年，卒于1107年。他们的老师是周敦颐，因而他们继承了周敦颐的唯心主义理学。因为两兄弟长期生活在洛阳的缘故，所以两个人创建的学派被称为“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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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兄弟从小喜爱读书，他们的一生都在不断传道授业，收了无数弟子。程颐20多岁时就开始收弟子，教授学生学习儒学，后又与程颢一起联手创建了洛学。洛学的学风与两汉时期的儒学有所不同，过去儒生们只会每天研究儒家经典，而洛学却主张学生追求精神实质，体会儒学经典的奥秘。他们提出学以致用，学而不用，学了等于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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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追随他们的弟子有很多，在众多的弟子当中，谢良佐和杨时尤为出名，两个人对洛学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对洛学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程氏两兄弟一生的著作有很多，后来由杨时精选，将兄弟二人的语录进行整理，编写成了《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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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角度来看，理学一直都是以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生的问题为中心，并重点探讨社会人生问题，宇宙自然在儒家学说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理学的创始人也将重点放在人道问题上，他们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去论证“圣人之道”，目的是让天道和人道能够统一，所以理学更加注重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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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的学说核心是“天理”学说，天理也是二程学说中的最高范畴，二程习惯将天理称为“理”。韩非此前已经提出过关于“理”的概念，而与二程同一时期的周敦颐、张载等人也都提出过“理”的概念，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理”都不是最高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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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提出的天理论更加有层次，他们认为理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实体，同时也是世界万物的根源，理是气的根本。万物能够“气化”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已，而在表面现象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理”。他们认为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同时他们还将理视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称。只要在人际关系中都各安其位，各尽其实，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封建伦理的道德标准，只有这样，才算作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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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理论，他们将道家的道德修养论与自己的认识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认识是为了明理，而明理就是道德修养。他们还将“格物”解释成“穷理”，他们觉得人们心中本来就有“知”，只要人们用心反省，就可以认识到真理。在“格物致知”的方法上，他们讲究内求，只要心中明理，就可以穷尽天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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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知”，只是人们的“知”无法轻易表达出来，所以必须经过“格物”才能够将深藏在内心的“知”发扬光大。他们的认识论还是偏向于唯心主义，他们提出了从量的累积到质的飞跃的思想，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一思想并不是通过贯通后的归纳，更不是科学的抽象，他们这种思想来源于直觉思维，与佛教禅宗的“顿悟”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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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二程的认识论有一部分是唯心主义，但是其中也不乏合理因素。在学习方面，他们强调要和前人学习经验，这样才能够学到智慧。二程的认识论与他们的道德修养密不可分，但是认识论并不是全部的修养论。他们认为人需要通过不断反省才能够体验天理，通过不断认真修养才能够成为至善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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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所提出的人性论主要是为地主阶级服务，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反对佛教，可实际理论中吸取了大量的佛教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在人性论方面，二程提出了“天理”和“人欲”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他们觉得生性与气禀也是独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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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肯定孟子的性善说，而且在孟子性善说的基础上，又更加深入地说明了性善，他们提出“性即是理”的命题，他们认为善恶问题并不是人性论中唯一的伦理问题，他们还将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唯心主义本体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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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吸收了佛教的唯心主义佛性学说，用唯心主义学说来阐明封建社会的人性证据，他们表示世间万物都不能违背权力的制约。理才是万物的根源，性也是理的表现，而性只能是善的，不能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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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理学大成的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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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字元晦，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博学之士，同时也是孔孟之道的传播者，是我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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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继承了各家的思想，并将所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系统。在他的哲学系统中，核心范畴就是“理”，也被人称为“太极”或者“道”。朱熹认为理要先于社会现象以及自然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所有事物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标准。朱熹又将理称为太极，他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总体，太极同样包括天地万物，所以万物就是整个太极。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太极，每一个物也有一个太极。人和物的理都是抽象的，但是他们的理都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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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认为“气”在自己哲学范畴中排第二位，气是形而下者，气具有造作和凝聚的特征，气是万物的重要质料，世间万物都是质料和理的产物。另外，他还认为理和气之间分主次，理可以生气，所以理为主，气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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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认为动是阳，静是阴，其中又分为金木水火土五气。朱熹觉得事物的对立让事物产生了无穷的变化，他探究事物形成的原因，并且将静止和运动看成一种连续的过程。时空具有无限性，而动静同样具有无限性，动静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朱熹的辩证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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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还认为，动静虽然互相排斥，但是也具有相互统一性，他还将运动的稳定和变动两种形态称为“变”和“化”，他觉得顿变之中隐藏着渐化，而渐化当中也蕴含了顿变，只有渐化逐渐累积，才能够达到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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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还从《大学》中选取“致知在格物”为命题进行探讨，他希望通过这个命题来探讨认识领域当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关于认识究竟是怎么来的，朱熹虽然一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但是也不忘认同见闻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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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探究认识论时，反复强调穷理离不开格物，所以物才是穷其理。他探究知行关系，觉得知在先，行在后，其中行重，知轻。从知识的层面上来讲，知在先；如果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则行比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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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论方面，朱熹赞成张载的天地之性以及程颐的气质之性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天地之性还是天命之性，都是指理而言的，而气质之性是指以理与气杂而言的，其中有善也有不善，两者都表现在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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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关联的还有人心和道心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自天理或者性命之正，而人心则出自形气之私，主要是指饿了吃东西，渴了喝水之类。他认为，虽然圣人不能够做到无人心，但是不以人心为主，主要以道心为主。他认为人心和道心两者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关联。因为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才能够安顿，所以说道心和人心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人心必须听从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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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朱熹从心性方面出发，主要探讨天理人欲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人心都有私欲，道心才是天理，所以他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但他并没有否定人对正当物质的欲望，而是反对超出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即反对佛教提倡的无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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