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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7 模仿神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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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多是口传的，以诗歌的方式流传，非以文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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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来看，便是史诗；从史来看，则是诗化的传唱的口述史，多半是神和英雄的故事。历史事件的真相隐在幕后，借了神的面具，以神话的面貌，到前台来展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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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历史意识尚未开启，其存在，或为神之工具，或为命运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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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就是如此，流传了两百多年，到了庇西特拉图时才正式结集。结集，意味着史诗已寿终正寝，意味着英雄的金字塔终于建成。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历史意识已然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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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有了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史诗的发育才能如此充分。试想一下，如果史诗生长在“有册有典”的迈锡尼王国里，来自民间的激情将如何进入那官僚王国的公文？而王权的需要，又将怎样剪裁和塑造希腊人的生机勃勃的诗性？它能容忍史诗将阿喀琉斯作为民族的自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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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未结集于王国，而结集于城邦，是它的幸运。成于僭主之手，使史诗隐隐而有某些僭主的特征。史诗中，王者之王阿伽门农，还够不上专制君主，充其量是个拥有独裁权力的僭主，其形象，多少有些庇西特拉图的影子在里面。而阿喀琉斯对僭主的反抗，则颇有几分像梭伦。据说，梭伦对庇西特拉图的意图早有觉察，他告诫人民不要放权，要与独裁者做斗争，而人民却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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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出于雅典人的政治本能。他们宁要僭主也不要救星，宁愿听从僭主欺骗，也不接受贤人良言，因为僭主，并非靠自己的德行，而是靠人民的支持，才能获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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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功高，他解决了国家的经济危机，为民主建立了法治，人民对他的报酬唯有授权。然而，他没有接受报酬，反而放弃了权力。人民对他敬而远之，因为他不需要人民的支持。而僭主则与人民做交易：你给我权力，我给你福利。对此，梭伦批评雅典人，集体行动比鹅还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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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梭伦，弃剑与盾，从此与政治绝缘，悲愤恰如阿喀琉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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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梭伦埋首于诗文，在独裁制下度其余生。然而，雅典人民没有背叛他，一直遵从着他制定的法典；庇西特拉图虽然独裁，但正如阿波罗神谕所示，他做得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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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时代的雅典人看来，梭伦本来就是诗人，无论是作为自由的歌手，还是作为民主的先知，他在本质上都属于史诗类型。就如同他们为《荷马史诗》结集，他们也用《梭伦法典》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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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进程中，自我意识已然觉醒的雅典人，已不再用口碑的方式传诵历史。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创作史诗，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就是历史的主体。他们不应该仅仅传诵神和英雄的故事，而应该模仿神和英雄的行为，像神和英雄那样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样，他们就从史诗进入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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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给悲剧下了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模仿”二字，抓住了悲剧的本质，从传唱到“模仿”，文明开始飞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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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诗人在模仿，模仿神和英雄理念；其次，演员在模仿，模仿神和英雄行为；最后，观众也来与演员一起温习他们的文明和历史，通过对演员模仿的模仿向神和英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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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一旦结集，传诵便失落其意义，于是，戏剧的模仿便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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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者比传诵者更为积极，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传承者，还是历史的演示者和参与者；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载体，还是具有能动性的历史主体；他们再现历史，是为了再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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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成为民主政治的讲坛，诗人是人民的教师。对现实的关怀，启迪了诗人的命运意识；在波澜壮阔的悲剧情节里，跌宕着现实的问题，诗人是民主的斗士，也是法治的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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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可他却更加珍惜战士的荣誉。公元前490年，他参加了马拉松战役。十年后，他又参加了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泰亚战役。在与波斯人的战斗中，他负过伤，被人抬下了战场。这一为自由而战的经历，后来产生了一部悲剧——《波斯人》。以此悲剧，他第一次获得了作为诗人的最高荣誉，以至于他生前便为自己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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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埃斯库罗斯，是欧福里翁的儿子，他躺在这里，杰拉的麦浪拥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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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平原赞美他，称他是英勇的战士，长头发的波斯人将他牢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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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波斯人》中大声疾呼：“前进呀，希腊的男儿啊，快去救你们的祖国，救你们的妻儿，救你们的神殿和祖先！”自由本于天性，民主弥足可珍，雅典人绝不会向专制或暴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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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剧《阿伽门农》里，他模仿神和英雄的口吻，向雅典人宣布：“向恶棍摇尾乞怜，不是阿尔戈斯人的天性。否则，他们宁愿选择死；还不如死了，也强于忍受被暴君统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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