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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7 二里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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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二里头文化“大”。它怎么个“大”，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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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做一下实地考察，一看就发现，地上和地下，有两个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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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地面看，这二里头村，怎么看怎么不起眼，可它的地下，却埋藏了一个大都邑。考古人将这个都邑发掘出来，居然发现了“中国”的起源，这就好比在荒凉的戈壁里找到了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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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所在，就大体而言，地处依然，还在洛阳盆地东部，背靠邙山，南望嵩岳，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台地上；具体而论，风光和地势都有所改变。考古人许宏说，都邑之初，洛阳平原风光，遍地皆绿，遗址里的植物花粉和动植物遗存提示着，山上的森林和平原湿地，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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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地貌也有所改变。洛河从北部流过，因淤塞而改道，故其东、南、西之边缘如旧，唯北缘被洛河改变，变成了现在洛河的河床。而原聚落面积，大约有四百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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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么大，才有个王城的格局，可眼下的二里头村，哪有丝毫原始“中国”的样子？据《偃师县志》载，该地地势低洼，洪涝不断，不像个建都之地。可古昔并不如此，如果你能够在伊洛河故道上来看那时的“中国”，原非“仰望”不可的，其海拔高度约119米，矗立在河边台地上。即便出现特大洪峰，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北许这四个村子之间的那片高地，依然耸立在滔滔水面上。那高地，正是“中国”所在，它依山傍水，符合“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的择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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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最早的“中国”，如今已为穷乡；天下的中心，早就成了僻壤。文明，在时间里面进退，像生命一样兴衰。以人口为例，当下二里头村才几百户，数千人，在十几亿人口的大盘子里实在微乎其微。可“夷夏相争”时期的二里头“中国”，已有六千余户，两万余人。要知道，那可是在四千多年前。那时，大型聚落多在五千人以内，普通聚落约为千人左右，就连古希腊时期的城邦，通常也都是在万人上下。由此看来，那时的“中国”，已是个超前的超大型的国际化大都邑——“夷夏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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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的中国不同于陶寺中国，是个以政治认同取代文化认同的如许宏在《何以中国》里说的“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朝中国”。其中心区域，就在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其宫殿遗址所呈现的格局，宛如明清故宫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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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文化分布区域之人口，据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统计，超过五千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的各有一座，三千的有四座，一两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样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1800人，如此估计，总人口在240-270万之间。这是大致考查过的，还有尚未发掘出来的，总计或许不止此数。人口情形就这样子，可他们都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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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往依山傍水筑城而居的方式不一样，二里头王城不是因地制宜而成，而是王权思想与中国观念的建筑样式，这样的思想和观念，不是地方性的方国文明的成品，而是从方国文明走向中国文明的新生事物，是在龙山时代“逐鹿中原”的天下大势中形成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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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原是仰韶文化地盘，至少晚期，已有仰韶文化小聚落，沿古伊洛河北岸零星分布。接着，早期龙山文化也来了，从东方来，取代仰韶文化，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在此基础上，先是与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互动，伊洛盆地受孕了，初现二里头文明的曙光。继而以嵩山为中心，以嵩山南北互动枢纽夷夏东西，或战与和，或分与合，围绕其主流——河流的统一性来表达。以河流为纽带，以治水为契机，自上而下，从西向东，展开了一个“夷夏好东西”的文化中国的布局，二里头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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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是文化的标志，而国中之国——“中国”，则是文化的最高标志。文化所及，首先是区域国土化，文化普及如何，先要看国土大不大；其次，是国土城市化，文化程度如何，重点要看城市化水平高不高。被考古学确认为二里头一期的文化，始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城市化面积已超一百万平方米，已有了国中之国的格局。从第二期开始，城市化面积已达三百万平方米以上。这还是就其大略而言，还不足以显示文化“中国”的水准。考古人许宏总结了“九个最”，可谓能得其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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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说，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习俗、鼎鬲文化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大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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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8 夷夏东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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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或者说是希望，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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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那还是因为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传统，就是从王朝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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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的发现，虽然号称用“科学的方法”，坐实了“有册有典”的殷商王朝，但其实际，还是在延续清人的考据学，只不过在历史的考据法里，增加了个“二重证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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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意贬低其贡献，但其意义，在于方法论，而非历史观。将考古引入史学，本来是一次“范式革命”，因为考古告诉我们，除了有王朝史观里被人怀疑的“炎黄子孙”，还有考古学里诸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子孙，故难免要问：“究竟是做不靠谱的王朝子孙，还是做有待确认的文化的子孙？”对于传说中的炎黄，我们信其有，但不能认个鬼就当祖宗，而以子孙自居。炎黄即使在，那也是在史前文化中，就像在《山海经》里，他们只是其中一、二，而非所谓“人文初祖”，或最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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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古学对于史官文化和王朝史观的挑战性，却被“二重证据法”扭转了。考古学的意义，从发现积淀的文化中国，转向证明王朝中国，满足于用地下证物来确认传说中的王朝，最好用碳十四之类的科技玩意儿，将一代王朝的存在往前推它个几百年乃至于上千年，不光为民族主义打气，还为王权主义寻根。这样，史官文化的仓库里又多了一件修补历史的工具，考古学变成了修补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