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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8 革命化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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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周原立国，据高屋建瓴之势，东向以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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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所向，一出潼关，向河、洛，据东都，而经营黄河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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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出武关，向江、汉，及于淮域，而经营豫、鄂、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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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是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的路线；第二线，是文王“翦商”，行南国的路线。由此两线，可见周人立国规模大概：东西向，在山、海间；南北向，在长江、黄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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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原”，是一代王朝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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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经营中原，也有“三大法宝”：一以继续革命的民本主义，清算商朝“率民以事神”的神权主义；二以封邦建国的封建主义，取代商的方国联盟，管控国土；三以军权取代神权，以职业化的常备军——“士兵”，取代兵民合一的“民兵”，为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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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之战，在《中国历代战争史》里，被称为“以少胜多”的战例。据说，商有兵力七十万，而周的兵力只有数万。如此悬殊的对比，似乎印证了“大国商”与“小邦周”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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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的情形，有可能正相反。当时，还有一说，叫作“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自太伯、仲雍化行南国以来，“小邦周”局面已改观，到了武王伐纣时，便有八百诸侯会盟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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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少胜多”，看来是假象。商军号称七十万，这在上古之世根本不可能。如果其言非虚，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七十万人非战士，似为民众及奴隶。以此一动，“倾城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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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声势虽然浩大，实难言其兵众，反见其兵乏也。曰：“何以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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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之形势，商军远在东南，周人从西北捣虚而入，故能一战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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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商之战败，固由战略失误，也因兵制缺陷。商朝无常备军制，寓兵于民，兵民合一，战时募集，以信仰为号召，以神权总动员，“率民以事神”，故为圣战，或曰“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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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能募集七十万人，可见其动员力之强，但当时他的战士，已往东南去了，余则民众以及奴隶。纣以何方神圣动员民众？曰上帝。其时，纣正以宗教改革使上帝人格化，先使之与祖灵结合，实现“帝祖合一”，再与王权结合——“帝王合一”，使他在宗教改革中，成为世俗化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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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自己就是天的代表，是上帝的人格化的具体而真实的存在。他的使命，就是要将神权化的商王国发展为帝国——“上帝之国”，将“帝王合一”的理念，坐实为民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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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万人齐上阵，可谓全民皆兵，充分显示了纣的“帝王合一”的威力和号召力。纣之强大在此，其失败也在此。过分依赖信仰，而忽略了制度建设，过分相信神权，致使常备军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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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亦可见，商的统治力在神权不在军权，在信仰不在思想，周人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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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设常备军，缘起于战车。战车兵，作为一兵种，当由专业人士受专门训练，盖因其非但技战术强，且组织化程度高，二者结合，方为持久战力，非临时所能募集，故非常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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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军之由来，需要士阶层出现，周已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士之子恒为士”。正是这一社会化分工所导致的士人阶层的出现，为周所设之常备军源源不断地提供战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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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木石为兵，尚能遍及全民，至青铜时代，铜器难冶，甲士难得，故铜石并用，兵民相分，然其分野，在于装备，而非技战术，木石之兵转化为甲胄之士不难，只要更换装备即可，无须设置专门兵种为常备军。一到战车登场，技战术专门化程度提高，“士兵”就替换“民兵”，而为常备军了。本来，青铜兵器就很昂贵，加上更加昂贵的战车，一介战士，自然就非贵族之士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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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牧野之战，乃“士兵”与“民兵”之战。周以战车三百乘，士兵数万，与纣军战，纣军号称七十余万，实无能战之兵，既无战车，亦乏甲士，多为“民兵”——木石之兵，遂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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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战车商已有之，汤伐桀就用了战车。然其所谓战车，乃乘载之具，非作战兵器。又曰，殷墟车马坑已出土战车。但其作用依然有限，或为军官上阵用，尚未形成作战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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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兵，以一兵种出现，要有社会化的士阶层和制度化的常备军与之配合，然其自身也要改进，才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周人战车，驾马增加，车毂附铜饰，车辐增长，轴头缩短，马具改进，适应车战的格斗兵器以及保护辕马的皮质马甲和马胄，提高了作战性能，成为革命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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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一马平川，利于驰骋，周人以战车冲击临时召集的“民兵”，而非商之能征惯战的甲胄之士，不仅挥写了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的第一篇章，还以马拉战车，圆了革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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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以战车革了纣的命，周公以战车运载他的理想国，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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