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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8 国际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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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令孟子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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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孟子服丧期满返回齐国那一年，燕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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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哙以子之为国相，让国于他，国人不服。燕太子平与将军市被攻子之，子之反攻，杀市被、太子平。孟子对宣王说：伐燕吧，现在就好比是文王、武王时，时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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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王听了孟子的话，就派匡章去攻打子之，一举攻入，乘乱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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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宣王问孟子，是取了燕国好呢，还是不取为好？他想取，以为天予。而孟子却说，这取决于燕民，燕民悦，则取之，不悦，则勿取。可宣王不听，还是“取之”。结果，诸侯震动，燕民反抗。宣王惶恐，对孟子说：各国诸侯正打算联合起来对付我，我怎么来应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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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汤以七十里地取天下，我还没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而害怕的。汤征伐时，东征，西方人就怨，南征，北方人就怨，都说，为什么不早点征伐我们这儿呢？人民盼望他，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燕国人民都以为你来拯救他们于水火，箪食壶浆来迎接你的军队。可你的军队，却杀死他们的父兄，俘虏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国宝。这能不招致他们反抗吗？各国诸侯，本来就怕齐国强大，齐国的土地扩大了一倍，可你还不行仁政，这岂不会招来天下诸侯对你用兵？现在改正还来得及，马上遣返俘虏，停止抢劫，征求燕国人民的意见，择立国君，然后撤兵。宣王还是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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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燕国人起来反抗，将齐军赶走。宣王叹曰“吾甚惭于孟子”，而孟子却有归意了。他辞了职，准备动身。宣王来见孟子说：以前，我想见您，见不着；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很高兴；现在，您要离我而去，不知我们还可以相见吗？孟子说：这正是我的愿望，但我不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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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意思是，只要宣王行仁政，他随时都可以回来；不行仁政，他决不留在齐国当摆设。宣王派人转告他，愿以万钟粟、大房屋，请他留下。他答复来者：我非为富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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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髡听说他要走，就来见他，对他说：你的名字，列在三卿之位，却没有行三卿之实，名未副实，就要走了，所谓仁人，难道就是这样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吗？孟子回答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谈名实时，不要用一个标准来谈，谈仁义也是这样。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的个性和行事不一样，但都是君子，都行仁义。只要行仁义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要求他们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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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我虽然名列三卿，但与王身边的三卿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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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齐国时，有人听了宣王吩咐，跟着他，劝说他留下。他听厌了，就装睡。来人不高兴，对他说：为了见您，我头一天就沐浴了一番，可您不理我，我再也不敢来见您了。孟子听了，就说：你们都来劝我留下，没人去劝王行仁政，究竟是我跟你们过不去，还是你们跟我过不去？有个名叫尹士的齐国人批评他：不知道齐王是齐王，汤、武归汤、武，只能怪自己糊涂；晓得齐王不行，还要来，是有所贪图；来了又要走，走又不快走，在临淄城的西南郊歇了三天，黏黏糊糊，哪像个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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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听说了，就说：尹士不懂我的心啊！我从老远的地方来见齐王，是为了今天要走吗？走是不得已啊！我在临淄城的附近等了三天，是希望齐王回心转意，叫我回去。他派人来劝我、留我，就是不提仁政二字，我留下还有什么意思？我舍不得齐王啊，他虽非汤、武，但在今世已很难得。国有三宝，土地和人民，齐国都有了，就少了一样仁政啊！我本想追随齐王干一番，没想到这样就走了。我在临淄城外等了他三天啊，他都没有真心实意来请我。我知道他已经铁了心，这才下决心真的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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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就是孟子，将内心话说出。听了这番话，尹士自责道：我是个小人啊！一路上，孟子沉重。学生问道：老师啊，您脸色不好，您不是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吗？孟子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此时，我在考虑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期间，有人要带着天命问世。从周武王以来，到如今，已经有七百年了，这人应该问世了。他是谁呢？环顾当今之世，那就是我啊！老天不想平治天下也就罢了，如果要平治天下，除了我，还能有谁呢？这样一想，我就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不是不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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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9 大我小我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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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是孟子的政治路线。他还有思想路线，那就是“辟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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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针对谁呢？显然不是稷下别墨宋钘、尹文之流，很可能是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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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是宋国人，与孟子同时。当年孟子响应宋君偃的号召，来宋国行仁政，而惠施则在魏国为相，主张“去尊”和“偃兵”。那时，魏被秦、齐夹击，东败于齐，西败于秦，国危矣。刚好惠施要“偃兵”，就被惠王用上了，让他赶紧去“偃”秦、齐之兵，但他要惠王带头“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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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兵”，即奉行和平外交，是一种国家行为，要以均势战略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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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偃兵”，虽由墨子“非攻”而来，但“非攻”在墨子乃绝对原则——“兼相爱”，而“偃兵”却相对化为策略，是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当然要趋于利——“交相利”。“偃兵”在思想上也与“非攻”有异，“非攻”基于绝对的“尚同”，而“偃兵”则出于相对的“合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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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同”是向同一个目标看齐，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而“合同异”则将不同的势力和利益合在一起，求同存异，结成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国家利益可以“合同异”，学说亦然。惠施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合同异”的标本。他将完全对立的“杨、墨”，以相对的立场，用变化的观点，“合同异”了。梁启超说他是从《墨经》里学出来的别墨，郭沫若说他是杨朱“为我”的徒弟。正是他，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与“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和学说“合同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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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样来“合同异”呢？先来看他一个命题：“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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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大”论，则“兼爱”领先。然“兼爱”拘于人道，故言“泛爱万物”。“泛爱”为自然主义，能使“天地一体”，这便是“至大”了。因为“天地一体”，便“至大无外”。孟子说“兼爱”是禽兽，就冲这“泛爱”来说的。“泛爱”固然有人道主义，但也包含了爱禽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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