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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拉德·冯·奥曼·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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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的逻辑学成就技术含量比较高，一般的介绍性读本不便介绍。我们要说的是蒯因在语言哲学方面的贡献。在这个领域，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1951）和著作《语词和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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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蒯因仔细检验了经验主义者的两个观念：（1）“分析/综合之间的截然区分”；（2）“还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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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所说的还原主义指的是：任何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被“还原”为经验，后者可以证实或证伪前者。读过第七章你就会熟知这一观点，它正是经验主义的指导原则。约翰·洛克就主张一切观念源自感官经验，而 20 世纪早期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则认同可翻译原则（translatability thesis），即关于世界的命题（理论上）可以被“翻译”成关于直接感官经验的命题。对此，蒯因的异议是，预设孤立的命题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命题所面对的裁决并非来自个别感官经验，而只能来自经验整体”。这话的意思在下文将更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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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加以拒斥的另一个经验论教条就是：“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之间有清晰的界线。这个有待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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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认为，真正的综合命题就是“有条件地”正确的命题，而真正的分析命题就是“无论如何”都正确的命题。举例来说，“贝拉克·奥巴马结婚了”就是个真正的综合命题；它是真的，但它曾经是假的。它的真实性是偶然的，或者说依赖于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分析命题则与此相反：“如果贝拉克·奥巴马结婚了，那么他有个配偶。”我们会说，这个命题必定是真的，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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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别忘了，在蒯因看来，谈论对单独命题的证实或证伪，这是无意义的。因为在蒯因看来人的知识是信念的连锁体系，倘若你愿意在体系的其他地方做出调整，那么“没有任何命题是不能被修正的”（换句话说，即不存在无论如何都必定是真的命题）。例如，你可以主张地球不是圆的，假如你愿意相信地球是圆的的证据来自错觉。你可以相信 2+2 不等于 4，假如你愿意对数学原则“做出调整”。你也可以相信结了婚的人没有配偶，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对“结婚”和“配偶”的意义记忆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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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何种信念的连锁体系——或本体论（ontology）①——是正确的？蒯因认为本体论不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正确”或“不正确”。在他看来，具备科学头脑的人以实践或“实用”为基础来接受或拒绝信念。因此，并非物理本体论（夸克、原子、电磁等等）比希腊诸神本体论更“真实”；只是前者证明了自己更实用罢了。当我们要预测未来经验的时候，相信夸克、原子及物理学规律，我们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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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论文以及他最有名的著作《语词和对象》中，蒯因走得更远。在这部著作中他主张，不光不能把本体论在任何绝对意义上认作“正确”，甚至也不存在关于它所指涉的对象的“事实真相”。他认为任何理论甚至任何语言都逃不出翻译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大致来说，即彼此不相容的翻译可以同等地相容于追随者或言说者的语言行为。蒯因还提到指涉的不可测（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大致是说，关于理论所指涉的对象，彼此不相容的概念可以同等地相容于物理事实总体。由此蒯因说，他认同“本体论的相对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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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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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森的著名成就是在形式逻辑发展的基础上为自然语言设计了一套意义理论。技术性细节这里就不展开了，戴维森要做的就是发展出针对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自然语言”就是从人类的交流意向中自然生成的语言，例如英语或手势英语。而与此相对的形式语言则包括计算机程序语言和符号逻辑。）戴维森认为，语言的意义理论能指明语言中每个句子的意义，并足以解释这一事实：从有限的词汇出发，语言的使用者能够理解无限数量的句子。在戴维森之前，重要的波兰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已经发展出一套针对形式语言的真理理论。细节这里就不详说了，戴维森认为塔斯基那针对形式语言的真理理论可以用于自然语言。由此，戴维森在形式逻辑的发展和哲学家对自然语言意义问题的关注之间架起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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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末尾，我们会提供一段技术性不那么强的戴维森作品。诸位应该记得，笛卡尔试图从人无法怀疑自己在思考出发，揭示出种种理论后果。戴维森则提出了这么个有趣的问题：“思考”这样的事情是何以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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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克里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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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普克在逻辑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他最知名的著作是《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1972；1980），它是关于语言哲学的。这本小书是克里普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三次演讲（没有笔录）的底稿。书中，克里普克批判了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从这一理论哲学家往往会想到弗雷格、罗素以及更新近的一些作者。描述主义认为，专有名称的意义（或指称）是和对于事物的摹状（description）相联系的。例如，与“莎士比亚”相联系的是“写了《哈姆雷特》的男人”这样的摹状。然而克里普克认为，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专有名称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它在一切可能世界——只要这名称在其中有所指——中都指示着同样的实体。但是像“写了《哈姆雷特》的男人”样的摹状词，克里普克认为它不是严格的，它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因此，由于莎士比亚不可能不是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可能没写过《哈姆雷特》，也可能没做过其他被用来摹状他（莎士比亚）的事情，所以“莎士比亚”和对于莎士比亚的摹状并非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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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普克还批判了描述主义的一个更微妙的版本：摹状词并未给出名称的同义词，但它依然决定着名称的指涉。不过对此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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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克里普克看来，当有人给特定对象命名的时候，某些东西就在语言中成为名称。例如，你父母给你取名叫苏珊·波波夫斯基。对于“苏珊·波波夫斯基”的未来使用通过一系列指称的因果链条同你最初的名字相联系，这链条在言说者的共同体中流转；如此一来，这未来的使用就指称着你。请设想，你父母把你的名字教给你，你遇到他人并告知他人你的名字，你长大了，变得有名了，于是有人听说你的名字并把它告知他人，如此等等。这么一条使用你名字的链条是由因果关系维系的；这就是所谓指示的因果理论（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克里普克用以取代描述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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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乎这个呢？在意义和专有名称的指涉这个被讨论了几十年的哲学课题中，克里普克对描述主义的驳斥是十分重要的。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动摇了哲学家们广泛认可的一个信念：一切必然的真理必定是先验的真理。我们来简要地阐释一下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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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必然的真理（necessary truth），就是不可能错误的命题，即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为真的命题。与必然的真理相对的就是有条件的真理（contingent truth），这样的命题目前是真的，但它可能是假的——如“贝拉克·奥巴马结婚了”。先验的真理（a priori truth）则是指这样的命题，它的真实性无须依赖任何经验，如“正方形有四条边”。与之相对的是后验的真理（a posteriori truth），即其真实性取决于经验的命题。于是，在我们面前，一边是必然/有条件的对立，另一边是先验/后验的对立。在克里普克之前，很多哲学家都把这两种区分混为一谈，认为必然的真理必定先验地真，而有条件的真理只能后验地真。克里普克对此持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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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解释他的立场，即便不考虑它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它也是十分有趣的。设想有一件东西，它有两个不同的名称，x 和 y；设想你最初并不知道 x 和 y 是同一件东西的不同名称。举例来说，在夜晚，你认为你正在看东方天际的星星 x；而到了黎明前，你认为你在看西方天际的另一颗星星，即星星 y。设想有一天你搞明白了，x 和 y 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事实上，据说人们曾经认为黄昏星［Hesperus］和启明星［Phosphorus］是两个不同天体的名称；后来人们知道了它们是同一个天体即金星的不同名称。）由于名称 x 和 y 都是严格的指示词，因此当你得知“x 和 y 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发现实质上就是后验地揭示出了必然的真理。可见“必然”并非永远和“先验”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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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的形而上学论题，克里普克也做过讨论，那就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本质主义认为事物具有某些本质属性，即它不能没有的属性。克里普克认为，只有在区分先验的真理和必然的真理这一前提下，本质主义才能站得住脚；而他做的正是这样的区分。例如，这张桌子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它是用木头做的；由此可见它不可能是用冰做的。假如它是用冰做的，那么它不可能是这张桌子而是什么别的东西。因此，这一命题是必然的真理：这张桌子——假如它存在的话——不是用冰做的。但是它并不是先验的真理，因为我们需要经验才能知道它是用木头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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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身/心问题上也有回响，这也是克里普克讨论过的问题。同一性理论（identity theory）认为每一个心灵状态都等同于某一个大脑状态，认同这一理论的哲学家往往会说，这样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然而，在克里普克看来，心灵状态的名称（如“沮丧”）和大脑状态的名称（如“大脑活动 X”）所指称的东西有着不同的本质属性。这就意味着，被它们命名的东西一开始就不能彼此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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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理论家说心灵状态/大脑状态间的同一是有条件的，这是有理由的，而克里普克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它们并非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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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或许都偏技术了，不过《命名与必然性》倒是颇为易读的，而且它在哲学上相当重要。如斯科特·索姆斯（Scott Soams）③所说：“在语言哲学领域，《命名与必然性》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超越了语言哲学领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哲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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