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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尼亚人爱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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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卢卡尼亚（Lucania，在意大利南部）有位哲学家叫爱沙若（Aesara），她对柏拉图的主题做了强有力的回应。爱沙若生活在公元前 350 年左右。她的作品如今只留下一个残篇。哲学教科书里很少提到她，也许因为她的作品保存下来的太少，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她是有趣味的，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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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柏拉图一样，爱沙若也关注人类的美满安康，关注好的生活的本性。她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秩序井然的、德行完善的、“正义”的灵魂，即均衡而和谐地运作的心灵——这个也和柏拉图的观点相似。同柏拉图一样，她也认为，运转良好的国家是运转良好的灵魂的复制品，它们当中都存在着均衡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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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若对于人类心灵或灵魂所做的分析和柏拉图的理论很相似。她认为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意识（mind）、精神性（spiritedness）和渴望（desire）。意识负责分析观点，做出决定。灵魂的精神性部分让人有能力履行他的决定；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will）。渴望则包含道德情绪，比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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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值得一提：在古希腊社会中，妇女的角色就是在家里养育品行优秀、心智健全的后代，而男性就在政府或市场干活——男性属于家庭以外的世界。作为一个女人，爱沙若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男人们，甚至男性的哲学家们，常常倾向于认为正义仅仅适用于家庭以外的世界。那么，道德哲学是否需要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用于家庭，另一条用于应对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和公共机构？到了 20 世纪，我们仍将再次遭遇这个问题。但是很显然，爱沙若对于这个问题将回答“不”。一切具备道德上的重要性的决定都应当如此：理性、意志力还有积极的情绪波动诸如爱情，这一切共同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比例——无论这个道德决断针对的是家庭还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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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若的作品如今只留下一个残篇。爱沙若对于哲学史的影响固然不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物，但我们仍然相信在这里提及她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对于以下两条古希腊观点，没有谁表达得比爱沙若更优雅。观点之一是，美德源自那秩序井然的灵魂，在这样的灵魂中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恰当的比例和谐运作；观点之二是，人的灵魂是社会的模型。倘若你理解了灵魂的本质，那么你就会明白社会和社会正义应当成为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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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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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柏拉图而言，一切价值的终极源头就是至善之理念；它是不同于现实世界中任何特殊事物的独立实体，它不属于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世界。一切价值都建立在一个非自然的源头之上，这种柏拉图式的观点是柏拉图哲学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很多伦理学体系中都能找到这样的观点，在基督教伦理学中则尤为显著。但是，并非所有伦理学体系都主张价值有一个非自然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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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不主张价值有非自然源头的伦理学体系，我们称之为自然主义的伦理学体系。这种伦理学的自然主义（ethical naturalism）认为，所谓道德判断，其实就是对于自然世界中的事实所做出的判断。例如，第一位伟大的伦理学自然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就相信，对于我们而言，善取决于我们自然本性，即我们天生就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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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天生就有的原则或最高目标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那就是获取幸福，因为只有幸福是我们仅仅因其本身而追求它的。并且，因为获取幸福是我们天生就有的最高目标，所以幸福就是我们最高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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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最高的善的幸福包含哪些内容？亚里士多德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思考一下人类是为何而存在的。要知道一把斧子或一个凿子的好意味着什么，我们先得考虑它的功能，即它实际上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么就人这种动物而言，他们作为人这种动物究竟在干什么？我们看到，从根本上讲，他们（a）生活并且（b）用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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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亚里士多德推出，幸福包含两部分内容：享受（快感），以及理性能力的运用和提高。之所以包含享受，是因为人类作为生物性存在，他们有生物学上的需求和冲动，对这种需求和冲动的满足会带来快感。它还包含理性能力的运用和提高，这是因为只有人类有这种能力，别的生物没有。是这种能力让人区别于其他生物，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说，对于理性能力的运用是幸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他坚持认为，仅仅快感还不足以构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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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性这种独特能力的运用，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由此引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行动。德性分为两种：积极运用理性能力，去研究自然或就某事做出计划，这个是理智的德性；而运用理性能力来调节、平衡冲动和欲望，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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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有一部主要的伦理学著作叫《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分析特殊的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说那就是两端之间的中道（mean between extremes）（比如，勇气就是恐惧一切和毫无恐惧之间的中道）。他还强调说，德性必须成为习惯：一把斧子倘若只是偶尔是锋利的，那它的功能就不完备；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仅仅是偶尔地运用他的理性能力，他就没有承担起他应负的职责——就是说，他没有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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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有一个重要洞见：人的幸福揭示了他真正的道德品性。他说：“倘若一个人面对危险仍保持愉快，或者至少，他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痛苦，那么他就是勇敢的。倘若他面对危险感到痛苦，那么他就是懦弱的。”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反驳他：倘若一个人即便感到痛苦仍然愿意面对危险，那么他就是最勇敢的——不过，这个看起来像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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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还区分了工具性目的和自为的目的。倘若我们做某件事是把它当做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那么这就是工具性目的（instrumental end）；倘若我们为了这件事本身而做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自为的目的（intrinsic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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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我们坐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写完它。不过这个目的对别的目的而言仅仅是工具性的：我们写书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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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注意，以上所说的最终目的，即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哲学，它对于更远的目标而言仍是工具性的：为了塑造一个开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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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当你的老师为你和班上别的同学打分的时候，这个行为对于你的学习而言是工具性的，而这个对于塑造一个开明的社会而言仍是工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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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学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塑造一个开明的社会。比如，你的老师可能最近要升迁了。升迁是为了让大学中的教学更有效果，它是工具性的；而有效的教学对于塑造开明的社会而言又是工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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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讲，塑造一个开明的社会，这对于另外的目标而言仍旧属于工具性——至少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要有开明的社会？亚里士多德会说，开明的社会是好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能够完成他们作为人所负有的天生的使命。因此他会这样说：只要我们懂得了人天生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也就知道了什么是自为的善，它因其自身而成为善。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何谓“人性善”（Good of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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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根本上是自然主义的：人的善取决于人的自然本性。柏拉图的理论是非自然主义的：任何形态的善都源自善之理念。但尽管有这样的差别，对于怎样的行为值得赞扬、怎样的行为应当受责难这样的具体问题，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意见一致。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基本的美德有勇敢、节制、正义、智慧，而且他和柏拉图都推崇理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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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伦理的关键不在于为行为设定规矩（比如“你愿意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该如何待别人”），而在于个体身上的好的性格特征，即德性。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看到，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有许多英美哲学家对这种形态的伦理学理论——德性伦理学——颇感兴趣。在德性伦理学看来，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应当干什么，而是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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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类似，我们还是应当记得，一切道德价值的终极源头——至善——对于柏拉图而言是非自然的“理念”；而亚里士多德则这样来定义人类的善：它取决于人类这种生物天生所追求的——那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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