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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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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因为是他们首先尝试在自己哲学的地基上建立起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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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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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人的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赤裸裸的欲望，一部分是冲动（比如怒火、野心），还有一部分是思想或理智。在有德性的或“正义”的人身上，这三部分当中的每一个都能在理性的驾驭下完成自己特定的功能。类似地，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或“正义”的国家也应当包括三个部分，每部分都在理性命令的指引下完成自己特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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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魂中，最低级的部分是欲望；相应地，在秩序井然的国家中，这一部分就是匠人阶级。灵魂的冲动部分对应于国家中的警察-士兵阶级，他们附属于统治阶级。在秩序井然的国家中，统治阶级对应于灵魂的理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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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柏拉图所说，统治阶级是被选出来的，他们人数很少，受过高等教育，具备成熟的理性。女人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进入这个阶级。人的阶级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不过根据人的资质，他或她也可以被调整到较高或较低的阶级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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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健康的国家和健康有序的灵魂一样，都是受理性部分支配的。因此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国家是以阶级结构为基础的贵族政治，统治者是哲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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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精英们和他们的辅助者——警察-士兵阶级共同守护着社会。他们和匠人不同，他们不能拥有个人的财产，也不能拥有个人的家庭：财产、妻子、儿女都是共同所有的。守护者的生育行为受到控制，为的是确保、增进他们后代的素质，包括智力、勇气还有别的品质，这些都是上层阶级必须的。守护者不仅必须接受适当的军人训练，还必须接受严格的文化教育；对少数人而言，如果天分允许的话，就能够为进一步学习数学和辩证法（就是苏格拉底的方法，见第三章）做好准备。这些少数人得为公众服务很多年，到了 50 岁，就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可以管理国家了。以上就是柏拉图眼中的理想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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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重要：在柏拉图看来，国家就和人一样，是一个生存着的有机体，它的所属者必须谋求它的福利。尽管他假定了健康的国家对于居住其中的个人而言是最好的，柏拉图也相信国家的健康或美满状态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追求。正如个人的健康或福利需要灵魂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理性的支配下通力合作，完满运转，国家的健康美满也要求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统治阶级的理性指导下团结一致，发挥自己的功能。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国家就是这样良好地运转的，而它如此这般的良好运转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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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国》的第八卷，柏拉图定义了五种政制形式。最好的政治形式当然是贵族政制（aristocracy），它是由理智的哲学王管理的。不过在柏拉图看来，这种理想的国家即便能够实现，假以时日，它还是可能堕落的，堕落后就成了荣誉政制（timocracy）。在这种政治形式中，统治阶级的动机与其说是爱好公共的善，不如说是爱好名誉。荣誉政制以下是富人政制（plutocracy），它的统治者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财富。柏拉图认为，在富人政制当中，社会将分裂为两个阶级，就是富人和穷人。不过柏拉图说，这种政治形式无论如何要比第四种形式要好，那就是民主政制（democracy）。当“一个社会无法在崇拜财富的同时在民众中推崇自制”的时候，民主政制就产生了。（一个崇拜财富的社会无法保持自我控制——或许我们终究会明白柏拉图说得对不对。）在柏拉图所说的民主政制中，人的冲动不受限制，这就导致了无秩序、无方向。今天我们会把柏拉图的“民主政制”称作“暴民政制”。在柏拉图的分类中，僭主政制（tyranny）是最后一种形式。当民主政制中的那些群众臣服于一位强者，这种政治形式就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自私地算计着，要从专制君主的规矩中获取利益；他们相信那位君主会结束民主政治的罪恶。事实上，在柏拉图看来，那位暴君将会要求绝对的权力，他将奴役所有的臣民。到最后，暴君自己也会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他恬不知耻地渴求着权力，纵情享乐，不能自拔。柏拉图并非总是个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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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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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一位政治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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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观察着周围世界，包括政治世界，但他不仅仅是政治体系的描绘者。亚里士多德确实宣布过用以评价各种政府形式的标准。他列举了君主政制（monarchy）、贵族政制和共和制（polity）作为好的政府形式，还列举了僭主政制、寡头政制（oligarchy）和民主政制作为与之相应的坏的形式。他不像当今的政治科学家那样，仅仅描述这些形式；他还像政治哲学家那样评价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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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也不是政治体系的历史学家。（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你可别以为希腊的城邦制度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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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国家是有机体；在他看来，国家是有生命的存在，有它自身的目标和意图。他认为，国家的意图就是促进人类的善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的生活能够给予人最高的善，即快乐。）因此，亚里士多德用来评判国家的标准和柏拉图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的善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有助于公民自身获取善的生活；而在柏拉图看来，国家的善取决于它是否组织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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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研究了无数的希腊城邦和别的国家，研究了它们的构成或基本的政治结构——他是一位注重实际的思想家。他认为理想国家的形式取决于环境，可以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和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没有给理想的国家开出一个方子。他说，一个单独的人可以管理好国家，几个人或许多人也可以。他说，当一个人管理好了国家，这就是君主政制；如果他管理得不好，就是僭主政制。几个人管理好了国家，叫贵族政制；管理得不好，叫寡头政制。许多人管理好了国家，就是共和制；而管理得不好，就叫民主政制。和柏拉图一样，他也认为好的政府形式会堕落成坏的。贵族政制会变成寡头政制，君主政制会变成僭主政制，共和制会变成民主政制。（见“亚里士多德，一位政治科学家”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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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都既可能是好的又可能是坏的，他也注意到政治社会普遍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下层是工人和农民；中层是工匠、农场主、商人；上层是贵族。他还注意到，无论国家采取何种形式，政治权力总归是要么属于某一特定社会阶层，要么由各个阶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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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平等主义者。（平等主义者［egalitarian］相信所有的人在社会、政治、经济利益、基本人权等方面都是平等的。）但即便是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家中也没有奴隶；而亚里士多德却主张有些人依其本性就适合当奴隶，正如另一些人的本性适合做自由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由人之间也不平等。比如，那些工人们就没有资质（或时间）来参与统治国家，这样他们就不能被算成是公民。不过，他还说，这一点必须注意：下层人民对平等的渴求是革命行动的“根基和源泉”。运作良好的政府应当确认这一点，以便做好戒备，防止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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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理论和契约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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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伦理学自然主义者（见前章）。当他要回答“事情应当如何”这样的问题时，他观察周围世界（也就是转向“自然”），去发现事情实际上是如何的。为了决定国家的目标应当是什么，他考虑的是现存国家实际上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所有人类在自由和公民身份上应当一律平等？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政治伦理学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回答都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在以上例子中，他观察到的人类明显不平等，于是他就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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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自然主义，亚里士多德有时被视为自然法政治理论（natural law political theory）的鼻祖。根据这种理论，回答政治伦理学的问题必须依照所谓的自然法，是自然法决定了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决定了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适当和不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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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你在第十章看到的，第一个较为清晰的自然法概念本身并非出自亚里士多德，而是出自他之后的斯多葛派哲学；在斯多葛派看来，自然法是非个人的理性原则，它统治着整个宇宙。不过斯多葛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政治哲学家，是那位著名的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为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概念做出了适用于政治哲学的经典表述。关于“真正的法”，西塞罗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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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自然和谐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有效的，它将毫无变化地一直存在下去……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法和未来的法也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永恒不变的法，它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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