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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和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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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前一章知道，功利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快乐或快感。也许你已经回忆起了杰里米·边沁（1748—1832），那位著名的功利主义者。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他的这一观点：谈论自然权利等于说废话。确实，功利主义哲学从总体上来讲不太容易和自然权利的信念取得一致。这是为什么呢？请想象一个可能的自然权利——比如说，把诚实劳动的所得据为己有的权利。倘若把你的诚实劳动所得拿走，分给比你更穷的人，这样能够增加快乐的总量，那么很显然功利主义者会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他们可不管你的“自然权利”。看起来，只要能够增加快乐，功利主义者可以破坏任何所谓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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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也常常试图把自己和我们关于自然权利的直觉调和起来。他们说，在文明社会中，尊重所谓的自然权利就会产生更多的快乐，比不尊重它们要多。在他们看来，自然权利应当被视为次一级的行为规范；我们遵守这样的规范，为的是普遍的快乐。他们把自然权利看成这样一种道德规范体系，即它可以用来促进普遍的快乐。不过有时候，无视自然权利能更好地促进普遍的快乐；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该放弃那样的道德规范呢？对于这个问题，功利主义者并不总能提供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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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特·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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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女性哲学家一样，哈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1807—1858）主要是通过她和一位男性哲学家的关系被公众了解的；和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位男性哲学家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将在后面出场）。泰勒和穆勒之间保持着长久的亲密关系，无论在私人方面还是在事业方面；他们互相塑造、影响着对方的思想。不过，在遇到穆勒（那是在 1831 年）之前，泰勒是一位诗人，已经出版过诗作。最近发现了一份泰勒的手稿，那是一篇文章，论述的是对于异己力量的宽容；人们认为，这份手稿写于 1832 年。她是一位定期的撰稿人，写的作品包括诗歌、书评，还有关于时尚、关于功利主义的文学断片，以及投给女权主义杂志《每月评论》（The Monthly Repository）的稿件。不久以后，穆勒也成了定期撰稿人，再后来泰勒和穆勒开始合作。不过，他们合作的作品往往是以穆勒的名义发表的。一部分原因是，在当时那样的男权社会中，男人的署名会让作品更具说服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泰勒的丈夫不喜欢妻子抛头露面，弄得声名狼藉。无论如何，借助他们的手稿和私人信件，我们能够区分出哪些作品属于泰勒，哪些作品属于穆勒；泰勒自己就是一位造诣深厚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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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的兴趣既在于全面的社会改造，也在于特定的法律变革。对于英国社会的发展趋向，她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在她看来，英国社会压抑个性，窒息创造力，不容纳激进的政治、宗教观点。她认为英国社会对于非主流的思想、意见缺乏宽容的态度。根据她的观点，对异己的东西缺乏宽容，这是不道德的；归根结底，这对于人类的进步、发展来说是危险的。对于这种不宽容，泰勒的文字表达了这样一种颇具鼓动力的理论：“社会的主张，即大多数人的主张，是一切不宽容的根源。”她为非主流观点所做的辩护以及她对于个性的崇尚都走在了穆勒的前面——二十七年后，穆勒才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自由》（本章的结尾处选录了他这部著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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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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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本书的一位作者在一篇心理学文章中见到过这样一张表格，上面列出了许多位历史上的“天才人物”的智商。（这智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天知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那个数字高得不可思议——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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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在 3 岁就开始阅读希腊文，8 岁开始阅读拉丁文；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学有了广博而完整的研究，同时在历史学、数学和逻辑学方面都有了不俗的造诣。穆勒所受的教育是由他的父亲一手操纵的，他为小约翰订立了严格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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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岁，穆勒就确立了他一生的目标：为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而工作。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确实就是一位改革家，以及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穆勒拥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他还宣扬妇女解放和比例代表制。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论自由》（1859），许多人认为它对于思想和言论自由所做的辩护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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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学方面，穆勒是一位功利主义者，这个我们在第十章中已经论述过了。他在 1863 年发表了《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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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兴趣颇为广泛，他涉及过的题材有认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他的《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1843)在当时被大街上的人广为阅读。这本书代表了通向逻辑、抽象概念、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经验主义路径。在大学的逻辑入门课程中，穆勒的归纳法仍旧是标准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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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在 25 岁那年认识了哈丽特·泰勒，她是一位商人的妻子——于是就开始了一段有史以来最为壮美的爱情故事。二十年后，泰勒和穆勒结婚了，当时距离她丈夫的去世已经过去了三年。泰勒对于穆勒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论自由》可能是她和穆勒合作写成的；无论如何，穆勒把这本书题献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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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丽特·泰勒于 1858 年逝世。穆勒的余生在法国的亚威农度过，因为她是在那里逝世的，她的墓地也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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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自传》（Autobiography）出版于他逝世的那一年。这部书被广为阅读。至今，穆勒依旧是他那个世纪最为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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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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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洛克、卢梭一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对自由问题颇为关注。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穆勒是一位功利主义者。他相信，快乐不仅仅是善的；快乐就是善本身，是一切行为和欲望的最终目标。“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快乐，而产生了快乐的反面的行为就是错误的。”他这样写道。但是请注意，功利主义者不是利己主义者。穆勒认为，人应当追求的不是他自身的快乐，而是所有人的快乐的最大化，也就是普遍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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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卢梭不同，穆勒并不把团体、社会、民众、国家看成独立的有机实体；在他看来，前面这些和组成它们的具体的个人是不可分割的。当穆勒说我们应当追求普遍快乐的时候，他指的不是某种作为有机整体的团体的快乐。在穆勒看来，普遍快乐就是团体中的每个个人的快乐的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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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沁、休谟、卢梭一样，穆勒也拒斥洛克的这个理论，即每个人都拥有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不过他认为，为了达到普遍的快乐，每个人都应当享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只要这自由能与别人的自由和谐相容。“对于任何人而言，只有在同他人相关的那部分行为中，他才有责任服从社会。至于那些仅仅和自身有关的行为，人所享有的自由是……绝对的。”在穆勒看来，自由——包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普遍的快乐而言是根本性的。这是因为，真理以及个人性情和能力的发展对于普遍快乐而言是根本性的；而且，只有当人享有自由，真理才能被确认，每个人的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由此可以推出，每个人都应当享有无限的个人自由，只要他或她的行为不至于危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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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来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发现，“有教养的人”绝不会愿意变成一个无知的人，即使我们能够让他相信无知的人比有教养的人过得快乐。柏拉图也说过，当一个人领略过知识的真谛以后，他宁愿做最贫穷的主人的奴隶，也不会愿意成为无知的人——这里面的思想和穆勒的观点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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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点是颇难确认的：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说，一个行为危害了他人？自由主义者认为，那个声称某行为危害他人的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是穆勒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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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在一切实际的、可操作的选择对象中，它能提供最大的利益。在他看来，对于以上目的最为合适的政府形式就是代议民主制。不过在民主政制中，公众意见的专制会威胁到自由，大多数人会压制少数人的观点——穆勒对此是尤其敏感的。因此，他强调以下这些防护措施的重要性，诸如比例代表制、全民投票，还有国家应当在教育上加强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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