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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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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大部分欧洲的社会主义党派都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但它们之间也有区分。有些属于革命主义者（revolutionists），他们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说，马克思自己也这样认为）若要实现生产方式公有制和产品的共同分配，就必须发动暴力革命；此外是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或进化的社会主义者（evolutionary socialists），他们认为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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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社会主义在大不列颠颇有影响，而且它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派中生存了下来，一直延续至今；而革命主义者则在第二国际——它是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后继者——获得了权势（尽管这些“革命主义者”并不特别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并在 1917 年的革命中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1918 年，它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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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们离开了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他们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尽管如此，大部分欧洲的社会主义党派都把自己和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在今天，大写的“共产主义”（Communism）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属于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建立的党派，而小写的“共产主义”（communism）则意指任何这样的社会：财产及其他重要物品都属于集体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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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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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对于和平、正义、公正、人类能力的充分发展及其他任何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言，国家都是不必要的。在 19 世纪，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主要哲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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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就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之父；在近代，他是最早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之一。普鲁东认为，一切政治权力机构都阻碍着人类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当用另一种社会组织来取代它们；那样的社会组织以个人的自由和自愿的认同为基础，在组织中每个人都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他认为私有财产的存在导致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由此就产生了政府；私有财产和政府都应当被消灭，不过能够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不是暴力手段。普鲁东对私有财产观念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共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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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和普林斯·彼得·克鲁泡特金（Prince Piotr Kropotkin，1842—1921）都强调个人内在固有的善，而且都认为法律和政府是特权阶级的工具，也是人类腐化堕落的真正根源（附带说一句，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是贵族）。克鲁泡特金受查尔斯·达尔文影响很深，他认为，即使没有政府，人类也有生物性的合作倾向，会自动地组成社会。巴枯宁与普鲁东、克鲁泡特金不同，他主张要用暴力手段推翻一切政府。巴枯宁在共产主义第一国际当中颇为活跃。关于是否必须建立过渡性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冲突——更普遍地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第一国际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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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按照既定财产的分配，到按需分配。”这个口号就来自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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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11.1 《克里托篇》① 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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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被监禁在牢里，第二天就要被处死了。苏格拉底的朋友克里托想帮他逃跑，但是苏格拉底拒绝了。在以下篇章中，苏格拉底解释了为什么他试图逃跑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他和国家之间早已订下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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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 请这样想。假定我们正准备逃离此地，或者无论我们采取了什么行为，那么雅典人的法律和国家会来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们会说：“苏格拉底，你想干什么？你想要采取的行动表明你想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摧毁我们，摧毁法律和整个国家，你能否认这一点吗？如果公开宣布的法律判决没有效力，可以由私人来加以取消或摧毁，那么你能想象一个城邦会继续存在而不被颠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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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克里托，或者别的同类问题？对此有许多话可以说，尤其是一名职业的演说家，他会抗议说这个法律无效，而判决一旦宣布就具有约束力，就应当执行。我们能说，对，我打算摧毁法律，因为国家错误地对待我，你们在审判中对我的判决是错误的。这样说对吗？这是我们的回答吗，或者我们的回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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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托 我们的回答当然是你已经说过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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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 那么假定法律说：“苏格拉底，这不正是你和我们之间的某种协议的条款吗？无论国家对你做出何种判决，你都会执行或遵守，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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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用语表示惊讶，那么它们会说：“别在乎我们的用语，苏格拉底，你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你毕竟已经习惯于使用问答法。来吧，你对我们和国家提出什么样的指控，想以此来摧毁我们吗？难道我们没有首先给了你生命？难道不是通过我们，你的父母才结婚而生下了你？告诉我们，你对我们这些涉及婚姻的法律有什么怨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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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点儿都没有。”我会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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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你对涉及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的法律有什么反对意见吗，就像对涉及你的法律一样？你对我们中间那些为了这个目的而立下的法律不感恩吗，这些法律要求你的父亲对你进行文化的和身体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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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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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由于你已经出生，长大成人，接受了教育，你能否认，首先，你和你的祖先都是我们的孩子和仆人吗？如果承认这一点，你认为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无论我们试图对你做什么，你都可以正当地进行报复吗？你并不拥有与你父亲一样的权力，假定你有过一位主人，你也不拥有与你的主人一样的权力，使你能够进行报复。当你受到责备，你不能回嘴，当你受到鞭打，你不能回手，也就是说不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我们想把你处死，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那么你能指望得到许可，有权反对你的国家和她的法律，竭尽全力去摧毁你的国家和我们这些法律，借此进行报复吗？诚心向善的你会宣布这样做是正当的吗？你那么聪明，竟然会忘记你的国家比你的父母和其他祖先更加珍贵，更加可敬，更加神圣，在诸神和全体理性人中间拥有更大的荣耀吗？你难道不明白应当比敬重父亲更加敬重国家，应当比消除对父亲的怨恨更加快捷地消除对国家的怨恨吗？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国家，那么你就必须服从它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她加诸于你的任何惩罚，无论是鞭挞还是监禁，对吗？如果国家要你去参战，你会负伤或战死，但你也一定要服从命令，这样做才是正确的。你一定不能后退、逃跑或放弃你的职责。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法庭上，或是在任何地方，你必须做你的城邦和国家命令你做的事，否则你就得按普遍的正义去说服她们，但是对父母使用暴力是一种罪恶，反对你的国家那就更是一桩大罪了。”对此我们该怎么说，克里托，法律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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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托 我想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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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 法律可能会继续说：“那么请考虑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苏格拉底，我们说你现在想对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尽管我们已经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抚养你长大成人，教育你，凡由我们支配的好东西，其他同胞公民享有的一份你都享有，但是我们仍然公开宣布这样一个原则，任何雅典人，只要达到成年，自己能够认识国家的政体和我们这些国家的法律，如果他对我们不满，都允许他带着他的财产去他喜欢去的地方。假定你们中有人对我们和国家不满，如果他选择去我们的某个殖民地，或者移民去任何国家，我们这些法律都不会加以阻拦，他也不会丧失他的财产。另一方面，如果你们有人亲眼看到我们的统治是公正的，我们其他国家机构的统治是公正的，那么我们认为他实际上就应当执行我们要他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不服从是一种罪恶，理由有三条：第一，我们是他的父母；第二，我们是他的卫士；第三，在允诺服从时，他既没有服从我们，又没有在假定我们犯了任何形式的错误时说服我们改变决定。尽管我们的指令全都是以建议的形式出现，而不是野蛮的命令，我们给他选择，要么说服我们，要么按我们说的去做，但他实际上两样都没有做。苏格拉底，如果你做了你们正在尝试的事情，那么这就是对你的指控，你将不再是你的同胞中最不应该受惩罚的人，而是罪行最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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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问为什么，那么法律无疑会用完全的正义来打击我，并指出雅典很少有人像我一样与它们有如此具体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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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会说：“苏格拉底，我们有重要的证据表明你对我们和这个国家是满意的。如果你不是格外依恋国家，那么你就不会如此不愿离开这个国家，执行军务除外。你从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出国旅行，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去熟悉其他国家或它们的体制。你对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是满意的。你确凿无疑地选择了我们，在你的所有活动中都像一个公民一样服从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你对我们的国家是满意的，你在这个国家生儿育女。还有，即使在审判你的时候，你还提出过交付罚金的建议。如果你当时已经做出了现在这种选择，那么你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在国家批准的情况下做你现在想做的事，而现在国家并没有批准你这样做。你当时表现得视死如归，非常高尚，你说过如果自己必须去死，那么宁可死也不愿被放逐，而你现在好像并不打算遵守先前的诺言，对我们的法律也不尊重，你正在摧毁法律。你的行为就像最下贱的奴才，尽管你有约在先要做国家的成员，但你现在却想逃跑。现在先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说你承诺过要做一个守法公民，如果你口头上没有这样说过，那么在行动中是这样做的，我们这样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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