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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黛丽:上帝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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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女性学者玛丽·黛丽(Mary Daly)在《超越圣父》(Beyond God the Father,1973)一书中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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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象中的上帝是这样的吗?玛丽·黛丽认为不是这样,在她看来这一事实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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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写道,《圣经》中的上帝以及上帝广为流传的形象就好像一位身居天国的伟大父亲,一位凭着神秘又看似专断的意志奖惩自己的儿女的父亲,这一形象实际上来源于父权制社会。黛丽进一步补充道,这一形象通过正当化、合理化压迫妇女的机制反过来服务于父权制社会。“如果上帝就是一位在‘他的’天堂里管辖着‘他的’子民的圣父,那么从‘本质’上来讲,依据神圣的计划或宇宙的秩序,社会就该由男性来统治。”假如我们考虑到《圣经》中的上帝和上帝的普遍形象,那么“丈夫支配妻子就代表了上帝本身”,“如果上帝是男性,那么男性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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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认为作为上帝和父亲的上帝形象通过诸如布道和宗教教化等产生表面合理性的普通过程得到了巩固,也将人类地位的人为两极分化转化成了永恒的传统两性原型。这一权威的人格形象以及对“他的”角色的普遍理解始终不停地为永恒的男性原型带来活力。无论对人还是对环境,它们鼓励支配与控制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了合法理由。情绪化、顺从、无私等诸如此类的女性原型变成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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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传统上帝形象的辩护者很可能会抗议,上帝的形象也通常象征着爱。但是在玛丽·黛丽看来,上帝的爱的形象是与“复仇的上帝代表了他的选民”这一形象分裂的。这种分裂演变成了一种永恒的双重行为标准。她写道,上帝就像电影《教父》中的维托·科莱昂(Vito Corleone),“温情和暴力在这一父权制的完美形象中合而为一”。根据这一形象,崇拜者们认为褊狭情有可原。因此当我们在无数例子中看到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残酷地迫害“神圣群体以外的人”时,多少感到在意料之中。同样,当我们看到那些受到社会推崇的人物——比如说科学家和领导人——因为发明或使用凝固汽油弹之类的东西而犯下暴行,却受到来自牧师的祝福时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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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的观点就简要介绍到这里,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愤怒而夸张的谴责。不过黛丽认为否认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象征和交流工具当中包括了世界宗教中、在父权条件下系统阐述的整个神学传统。因此“这些工具的象征的、语言学的结构与生俱来就为父权制社会秩序这一目的服务”。如果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的话,(她说)人们只要思考一下从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诺克斯到巴特这些宗教“权威”的“被忽略或轻视为细枝末节”的事实:对女人露骨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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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来了,她怒气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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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杠上的贴纸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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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他”来谈论上帝,毫无疑问大部分信仰上帝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把上帝当做一名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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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上帝是男人呢?肯定不是因为他拥有基因上的或解剖学上的男性特征,我们归于上帝的那些特有的男性特征看起来也很可疑。举个例子说,人们认为上帝无所不知,充满爱心,悉心照顾世人,但这不是男性独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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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把上帝看做一位古代的国王或皇帝,和他有关的特征也并非男性独有。是的,所有的国王都是男性。但是女性也可以成为仁慈的、公正的、充满力量的、智慧的统治者。当我们想起上帝作为天堂和人世的创造者这一概念时——它让我们想起了和其他特征一样的非属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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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习惯于用充满尊敬的男性嗓音来谈论上帝。我们通过谈论或思考男性上帝来崇敬上帝:上帝是最好的存在;因此上帝不是女性,也不是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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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用“他”来尊敬地称呼上帝,那么这一事实意味着还有一些非男性的低级事物。如果上帝被定义成男性,那么男性之外的一切自然而然就处于低级地位。正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女权主义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绝不是一时兴起,为什么一定要把上帝当做男性?——他们关注我们对上帝性别的深层思想可能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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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说,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的集体想象,以便使人类这一对超越的渴望的扭曲不再具有可信性”。问题是如何“切除至高的阳物”:“上帝”——这个词语,这个形象——必须接受阉割。黛丽写道,为什么“上帝”必须是一个名词呢?为什么不是一个动词——“一切动词中最积极、最有活力的动词”,“动词中的动词”,一个要比单纯的动态名词人性化得多的动词,一个向我们传达了上帝正“存在着”的动词?她说,“上帝”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我们无法把它当做一个对象——这暗示着限制——因为作为存在的上帝只能和不存在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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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父权制中结构性罪恶”不能仅仅停留于思考谈论上帝时所用的语言。她写道,在这个层面上停滞不前只会使我们在“妇女身上体现的人类生成的深层次问题”的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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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生成的深层次问题”?这是朝向整个心灵、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的努力——让我们真正成为自己。黛丽认为,女性的生成需要生存的勇气来对抗虚无(nothingness)的经历。这是对虚无的“激进的对抗”。我们都受到来自虚无的威胁,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自我的实现,而不是自我否定。黛丽举了一个自我否定的例子,“一心一意接受家庭主妇角色”的妇女们。这些个体“可能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虚无的经历,但是她更失去了进一步充分分享存在的经历,唯有它才可能是她真正的保障”;“埋头于这样一个角色,不能使她的创造力获得突破”。因此,妇女的革命终究必须是宗教的革命。我们必须“向外和向内寻求上帝,向上和向下超越那些偷窃我们身份的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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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说,我们特别需要消灭三个假冒的“打扮成上帝的魔鬼”:“解释”的上帝,他将我们的痛苦合理化为上帝的意志;作为审判官的上帝,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发放死后的奖励,对妇女今生的忍耐许以补偿;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作为原罪审判官的上帝,他负责的是“虚伪的良知和自我毁灭的罪恶感”。最后一位上帝强制规定了父权制游戏的规则(黛丽写道,这在极端保守的宗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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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像义愤之词吗?从黛丽的视角来看,妇女正在对付的是“邪恶的力量关系”和“结构性的罪恶”;因此愤怒必须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她写道,愤怒“可以引发并且支持从虚无经验转向认可分享存在的运动”。黛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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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在父权制的空间和时间中迈出积极的步伐的时候,她们便涌现出新的生命。我会这样分析,她们分享了不能简化成过去、现在和将来时态的动词的上帝,因为上帝,这一孕育毁灭、创造和变化的力量能使一切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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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计还是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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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通常被称为《物种起源》)发表,在天主教和新教保守派中激起了很大反响。教皇皮乌斯九世(Pope Pius IX)在 1870 年宣布进化论是异端邪说。(而在 1996 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II]在对教皇科学院的书面谈话中讲到,进化论不仅以一种理论的面貌出现,“进化的种种理论与给予它灵感的哲学一样,认为心灵来自生命物质的力量……是与人类的真理不相符合的”。)1874 年,普林斯顿的神学家、长老派教徒查尔斯·赫治(Charles Hodge)问道:“达尔文主义是什么?”然后他回答说:“是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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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 1984 年写道,《物种起源》发表二十年后,他发现相信《圣经》的美国新教徒科学家,甚至保守的神学家并没有把所有的进化论都看做对信仰的必然考验。但在 1925 年 7 月 10—21 日,田纳西州丹顿小镇对斯各普斯(Scopes)的“猴子审判”(Monkey Trial)结束之后,这样的妥协立场在新教徒中渐渐失去了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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