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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作为一种美国生活方式的犯罪——社会流动的奇特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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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90年代，由于警察局公开为纽约卖淫业提供保护，教士查尔斯•帕克霍斯特（Charles Parkhurst）[1]博士在震惊之余呼吁进行国家调查。在接下来的莱克斯夫调查中，带着一股闯劲的年轻人威廉•特拉夫斯•杰罗姆（William Travers Jerome）[2]筹划了一系列引起轰动的公开听证会。他缠住被称为“交际家”（Clubber）的警察局第一检察官威廉斯（Williams）不放，要求他就远远超过其工资收入的财产来源作出解释；这位“交际家”煞有介事地解释说，这是他“在日本”做房产生意时赚的钱。人高马大的警察局副巡官斯密特伯格（Schmittberger），这位纽约市娱乐区（包括集中在百老汇的一大片旅馆、剧院、饭店、健身房和沙龙）的保护费收款人，详细交代了保护费在警察局的瓜分方式。于是，非法团伙、警察、政府官员、商人纷纷被传唤出庭，在腐败和罪恶簿上记下了自己耻辱的一页。这些劣迹败露的结果导致了改革。于是，性格坚毅的商人威廉•L.斯特朗（William L.Strong）[3]被选为市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4]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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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前几次改革一样，这次改革也半途而废了。诸如此类的丑闻仍然一再地发生着。30年前纽约的西伯里调查揪出了一位大人物和他的33个手下：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在市长任期内被罢免，由菲厄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接替。托马斯•杜威（Tom Dewey）在担任地区律师期间揭穿了一桩产业诈骗案，把路奇•卢西亚诺（Lucky Luciano）送入了监狱，而他自己则当上了奥尔巴尼总督。后来这些改革成果又被贪污这永不满足的大嘴所吞噬，一直到1950年基弗维尔（Kefauver）和他的委员会顾问鲁道夫•哈勒（Rudolph Halley）才给它带来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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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呢？很显然，“好人”或“坏人”这种简单的道德区分虽然是这场改革的深层基础，然而这种区分同美国社会有组织犯罪行为没有多大联系。那么，有关系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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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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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和解与道德极端主义方面，美国人具有特殊的天分。那些最无耻的政治交易和“欺诈”总是被人粉饰成天经地义的东西。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曾试图公开抑制人的欲望并把它们通通斥之为非法，也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在这方面遭受过如此显著的失败。从一开始，美国就既是崇尚“随心所欲”行事的边缘社会，又是受清教徒规则制约的推崇公正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城市和小城镇的道德规范就开始出现了分裂。由于广大的城市社会鼓励卖淫、贩卖私酒和赌博，所得收入滋长着犯罪，于是犯罪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发展了起来。中产阶级的新教徒千方百计地试图用一种与任何文明社会都不相匹配的强硬手段来加以压制卖淫、贩卖私酒和赌博。天主教文化则很少对此加以限制，也很少有人从此类荒淫无度中遭受过痛苦。甚至在向以信仰呆板而拘谨的国教著称的英国，卖淫也是皮卡迪利大街夜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赌博业则是其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产业之一。然而在美国，强制执行公众道德的现象早已成为其历史上的持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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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如下归纳也许有点儿道理：道德愤慨是中产阶级心理的独特现象，它代表着受压抑的嫉妒的一种伪装形式。在美国人膨胀起来的好胜心中，以及在犯罪的社会特性中，也许蕴藏着更大的实情。从许多方面看，犯罪是科尼岛的一面镜子。它讽刺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和生活方式。美国工商界的弱肉强食特性，尤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反映在“商业运作”模式中，带有粗俗的流氓习性。这些人大多来自新的移民家族，他们照着《衣衫褴褛的狄克》的作者哈罗蒂•阿杰尔（Harotio Alger）的要求，一直保持着领先。在较古老的新教传统中，对财富的深切渴望，譬如像大卫•德鲁（David Drew）家族那样，已经被一股强烈的道德热情合理化了。但是，流氓无法做到像那些残忍的商人那样，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教堂过安息日，表现出形式上的顺从。而且在那些在城市丛林中狩猎的年轻的罪犯看来，美国的英雄不是那些投机取巧的商人，而是那些“持枪者”，他们才是英雄。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写道：“商业繁荣可以使英雄美德丧失殆尽。”美国人是“猎手、牛仔、拓荒者、士兵和海军英雄”，但是在拥挤的贫民窟里，他只是个“非法团伙分子”。他是一个持枪者。他通过个人能力得到原先被等级社会的复杂规定所拒绝给他的东西。于是，同法律的斗争也就演变为一场绝妙的道德游戏：帮会代表了我们的非法愿望，检察官代表了终极的公正和法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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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情况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里发生着。以超越法律之上的方式所满足的欲望比传统道德渴望得到的“禁果”（forbidden fruits）要多得多。这些欲望还牵涉到——在团体、阶级和道德层系之复杂而多变的结构中，在美国“开放”社会的根基中——通过某人自己的事业而获得独立性这样的“常规”目标，以及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声誉这样的“道德”希望的渴望。用社会学语言来说，由于犯罪在社会上发挥着“功能性”作用，都市诈骗——为了持续的利润而组成的非法活动，而不是个别的非法活动——是导致美国生活社会流动的奇特阶梯。可以说，在美国，除非一个人了解了：（1）有组织的赌博活动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发挥的显著作用；（2）当它们先后卷入灰色商务或犯罪时各种移民团体的特殊作用；（3）犯罪与城市政治机构多变性之间的联系，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国社会中有组织犯罪的整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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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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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个社会的犯罪类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美国社会变得更加井然有序的时候，当美国商人变得更为文明的时候，美国的诈骗者也变得更有组织和更加文明。正如美国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那样，已经制度化了的犯罪公司也得到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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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社会的主要变化是：产业得到了合理化，白手起家的粗俗不堪的实业巨头变成了举止得体而受人尊敬的绅士，大众消费经济开始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制度化”犯罪领域里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与其他违法活动相反，赌博业成为一个日益举足轻重的行业。并且，作为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行业，赌博业的变化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企业的变化同步进行的。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方面，体现在赌博业的行业组织中（如，受高科技发展的影响，建立了全国范围的赛马服务连线，发明了低风险的博彩技术）；体现在对赌博业的尊重上，这一点由位于大都市附近的卫星城市和旅游城市中的各式富丽堂皇的和大众化的赌博场所的开放而得到了证实；体现在其在大众消费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上（因为作为财产再分配的纯粹方式，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比得上5000万美国成年男女的这种狂热活动）；这种同步还体现在对赌徒在体育和娱乐圈——诸如所谓的“咖啡社会”——里的重要地位的社会承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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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使自身“合法化”的过程中，赌博业事实上成了反对其他更古老、更恶毒的违法活动的一股力量。譬如，在1946年，当芝加哥非法团伙首领帕特•曼诺（Pat Manno）为阿卡多—库兹克合并接收该地区赌博业而来到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时，他对治安官保证说：“有些人我是极力反对的，诸如毒品贩子、小偷以及受雇的杀手。这些人不仅让我感到恶心，而且让所有在这里的人和团体也都无法忍受。我们反对这些事情，甚至要到警察署去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对此采取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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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米•坎农（Jimmy Cannon）曾经报道，当赌博业刚刚在芝加哥兴起时，那些“联合公司”曾经抗议警察局只会任由那些冲动的年轻人去制造麻烦，去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今天不再像20年或40年前那样，卖淫业已不再是美国最主要的非法行业。这是因为，除了人们的道德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之外，卖淫业已不如赌博业那么好赚钱。另外，卖淫业的存在也会威胁到赌徒和赌博活动已经在美国生活方式中取得的道德默认以及它甚至受到的半尊崇的地位。正如行内人士将告诉你的那样：“这对做生意没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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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的罪犯世界里，赌博业巨头们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10年之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假如有一份《基弗维尔报告》在那时公布，那么其中主要的“黑名单”必定是里普克和库拉、“野鸭”舒尔茨、“快腿”杰克•黛摩尔、路奇•卢西亚诺，再往前追溯则还有阿诺德•罗斯坦。这些人都是犯罪世界的老大。他们（除了卢西亚诺涉足卖淫和毒品之外）都属于主要的产业“诈骗者”之列。罗斯坦是司各特•菲兹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赌棍伍尔夫希姆的原型。他起着很大的作用，像后来的弗朗克•科斯特罗一样，他是犯罪世界的资助者。他是犯罪行业最早的商人，他深深懂得均衡的逻辑，并试图把犯罪业组织成为一个有固定收入的赚钱行业。在这方面，他的主要兴趣在产业诈骗。其办法是通过劳资纠纷。曾有一次，服装业的工头们雇用了快腿黛摩尔和他的手下驱逐罢工者，而控制纺织业工会的共产党则雇用了小奥尔奇来保护哨兵和打散那些无赖；直到后来，双方才发现快腿黛摩尔和小奥尔奇都是给同一个人服务，那人就是罗斯坦。罗斯坦的主要继承者，里普克、巴切尔特以及库拉•夏皮尔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成功地控制了包括男女服装业、印刷业、皮革业、粮食交易和其他领域的一些行业。在一个极度混乱、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譬如在服装业里，这些非法团伙反而在调节竞争和控制价格方面扮演了稳定的角色。当产业组织促进会介入并开始行使这项功能之后，商人们发现原先的准经济服务组织现在成了纯粹的敲诈，于是他们便呼吁采取司法行动。在其他的一些诈骗类型中，如不易久贮食物的交易往来和滨水地区的货物搬运中，这些非法团伙就充当了中介角色，歪打正着地承担起了无论是发货人还是运货人都不愿承担的服务工作。于是，一种类似于提供住宿之类的一般服务机构运转了起来，非法团伙表现出一副准司法的外表。在滨水地区，早期的非法团伙起到了装卸货物的作用，但是索价不合理。然而，这种垄断得到了工会和发货人的认可，同时也受到了政府的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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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过去的15年里，产业欺诈活动并没有得到多少机会。就像美国资本主义本身一样，犯罪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犯罪的热点变成了主要通过赌博业直接地非法赚取作为消费者的民众的钱财。并且，当这些巨额收入的保护与政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时，赌博业与这些“非法团伙”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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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赌注登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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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赌博业的营业额从来没有得到明确显示过，但是在过去的10年中，它却是作为美国最大的行业之一存在的。基弗维尔委员会估计它大约有200亿美元的营业额。这个数据得到了普遍认可且被广泛引用。但是事实上，谁也不清楚赌博业的“营业额”和“收益”究竟有多少，有多少是属于合法的，有多少是属于不合法的。事实上，委员会所得出的数据是主观且草率的。正如一位官员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真的知道钱的数目……加利福尼亚的犯罪委员会估计为120亿美元，芝加哥的弗吉亚•皮特逊（Virgil Peterson）估计为300亿美元，我们则在两个数字之间折中了一下，选了个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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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什么综合的数据，那么我们从几个具体例子就可知道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家可以从下面的一些随机抽取的清单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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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路易斯的詹姆斯•卡罗尔以及M&G辛迪加公司每年有2000万美元的营业额。而它仅是这个城市中两大赌注登记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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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阿密的S&G辛迪加公司，每年有2600万美元的交易额，而在佛罗里达的游乐场所，每年的赌注登记收入有4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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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出现了69786台投币机（每一台都要向税务局付100美元许可证费用）。通常的比例是三台机器对应一张许可证，因此在美国几乎有210000台投币机在运作。在赌博合法化的地区通常赌注更高且比较稳定，一台机器每星期的平均收益为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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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芝加哥非法团伙控制区的最大的一家彩票机构（即彩票赌博）报道说，它在1946年到1949年的4年时间里，单单完税的净收入，扣除大量的日常开支，就有3656968美元。在1947年，一家大型“合法的”赌博机构报道说，它有2317000美元的总收入和205000美元的净利润。据某位产业组织促进会官员估计，他的15%的下级官员可能参与了彩票赌博活动。（一个老在赌博机旁闲逛的管家，是组织博彩活动的上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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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要想一想单单花在体育比赛上的赌资总额：在棒球比赛上大约是60亿美元，在足球比赛上大约是10亿美元，在篮球比赛上大约是10亿美元，在赛马上大约是6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发现，艾尔默•罗派尔（Elmo Roper）的如下说法似乎并不是言过其实的：“只有食品、钢铁、汽车、化工和机械工具产业拥有比它更大的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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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赌博业在美国得到了长时间的繁荣，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强大的黑势力开始涌入这个行业，从而导致了它的迅速扩张。并且由于禁止令的废除，迫使他们去寻找新的赚钱渠道（有人可能会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变化发生在赌博业的“民主化”过程中。在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纽约，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精美雅致的场所，这个城市的有钱人、银行家以及运动员在那里进行着赌博活动。沙龙则是工人的家。当时的中产阶级不赌博。随着美国社会风气的变化，赌博业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兴盛意味着把中产阶级引进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赌场和娱乐场所里）。赌博是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而盛行起来的。因此赌博业是当时最为有利可图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从贩卖私酒到赌博业仅仅是一次业务转变而已。在东部，弗朗克•科斯特罗（Frank Costello）从事投币机和一些豪华赌场的经营。他还成了艾里克逊“赌注登记所”的“资助人”，该登记所帮助其他赌注登记经纪人分让赌注，减少风险。与此类似，乔•阿多尼斯（Joe Adonis）在其他地方，主要在新泽西，开办了一批赌场。在美国各地，许多非法团伙进入了各种比赛的赌博登记行业。当其他一些诈骗行业逐渐消亡时，赌博业，尤其是赌马却在20世纪40年代兴盛了起来。于是一场抢夺赛马情报的斗争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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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需要特殊的行业组织。其基本要素是时间。赌博者只有在赛前的最终时刻得到情报，才能进行操作。因此，他可以“两头下注”，也可以“孤注一掷”。由于赛马同时在全国各地的许多赛场进行，人们必须迅速而准确地获得这些情报。因此，比赛热线就成了赛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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