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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三部分 乌托邦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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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美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伦理和政治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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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斯的拉比（the Rabbi of Zans）经常讲起自己的往事：“当我年轻时，我对上帝充满了热爱，我想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皈依上帝。但我很快就发现，要是我能让我镇上的人都皈依上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我认识到，这个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了，我便转而全力以赴地试图改变自己家人的信仰。但我同样没有成功。最后，我终于明白，我必须先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真诚地服务于上帝。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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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哈西德派故事（Hasidic Ta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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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若要寻求自己的灵魂或他人灵魂的得救，就不应该通过政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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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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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傅立叶（Fourier）[2]允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将长到至少“10英尺高”。教条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3]宣称，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公民都将成长为超人。具有浮夸习气的安东尼奥•拉布利拉（Antonio Labriola）[4]告诉他的意大利追随者，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每一个儿童都将成为伽利略和布鲁诺。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Trotsky）[5]甚至漫无边际地把社会主义描述为太平盛世：在那个时代里，“人类将变得无比强壮、聪明和自由，身体变得更加匀称，行动更富于节奏，声音更富有乐感，生活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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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想。当美利坚拓荒者摆脱英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在国会授予的大印玺背面刻上了如下词句：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是美利坚纪元的开端。幅员辽阔和物产富饶的美洲大陆，注定要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试验场。在这里，“上帝是伟大的劳动者”（God，Master Workman）的说法将深入人心。这是一种经过伪装的自然神论，它强调上帝是一个手工艺人，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启示。这种伪装的自然神论迎合了日益增长起来的实用主义气息。因此，这个社会纵使不欢迎，但也还不至于带着嘲讽的心情，去忍受一小帮人为探索太平盛世计划而作出的努力。纵使一些地方的反应是敌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无人管束的蛮荒之地，从得克萨斯一直延伸到了爱荷华。在那里，乌托邦拓荒者可以找到立锥之地，远离他人的窥探，继续寻求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这类殖民地遍地开花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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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里，社会主义似乎将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是受到了这片广阔无垠的处女地的激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感到非常乐观。在1879年，马克思写道：“现在，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在获得的财富总量上还落后于英国，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英国；但与此同时，大众能够更加迅速地掌握并且利用更强大的政治手段来抗拒以这种代价而完成的进步形式。”[6]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写了一系列有关美国状况的书信，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预言。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美国版“序言”中，他以高度热情评述了1886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引人注目的有劳工骑士团的崛起和亨利•乔治在纽约的竞选运动，他非常高兴地指出：“美洲是一片更加得天独厚的土地，在那里，没有中世纪的遗迹挡道；在那里，历史开始于17世纪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因素，工人阶级在短短10个月之内便经历了其发展的两个阶段（全国工会运动和独立工党）。”5年之后，他的这种乐观主义也没有因诸多令人悲哀的转折性事件的发生而消失，恩格斯写信给施洛伊特说：“伴随着同样确定的倒行逆施的运动，持续不断地更新的更先进的运动浪潮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先进的运动浪潮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时候，倒行逆施的运动才会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一旦美国爆发了这种运动，就会变得充满活力和暴力，这与我们在欧洲展开的运动相比，应该仅仅是处于幼稚阶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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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令人忧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就是由韦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在20世纪初写的一本书的书名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松巴特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回答。他提到了开放的边疆、通过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众多机遇以及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其他作者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施利格•佩尔曼（Selig Perlman）在《劳工运动理论》（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一书中，就美国阶级意识的缺乏提出了三个理由：缺乏一个“稳定的”工薪阶级；选举的“自由权”（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其他国家的工人们——例如，英国宪章运动者——发展了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动机）；持续不断的移民潮冲击。佩尔曼认为，正是外来移民导致了美国劳动者的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多样性，导致了移民后代想要摆脱其低微身份的强大抱负。在19世纪20年代去过美国的旅行家凯塞林伯爵（Count Keysering）[8]对信奉平等主义的美利坚主义进行了观察，他认为美利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代理者；并且，在19世纪后期，陆续来到美国的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改变信仰”都为这种说法的敏锐性提供了佐证。有些作者根据农场主随着商业周期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事实来强调美国生活的土地所有制基础；另一些作者则指出，就重视赞助、机会主义、作为政治话语样式的修辞学贫乏而言，两党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地方性的而非功能性的制度；因此，不是强硬的原则，而是妥协，逐渐成为不同利益政治集团进行谈判的焦点。总之，所有这些解释都依赖于美国无限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财富。一个节俭而精明的美国工人所消费的面包和肉食是一个德国工人的3倍，他所消费的糖几乎是一个德国工人的4倍。有鉴于此，松巴特惊呼道：“在烤牛肉和苹果酱的围攻和拦劫之下，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走向了终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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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诸多分析中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这些状况都是暂时的。作为一个一直在演进中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必将“走向成熟”，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危机之后，将出现一个庞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工薪阶级以及一种欧洲式社会主义运动。大萧条就是这样一种危机，它是一场动摇了整个社会自信心的严重情感挫折。这场危机在美国工人心中留下了创伤。它促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组织。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那个组织的工人人数从不到300万发展到1500多万，差不多占了美国工薪阶层总人数的30%。这个组织所向披靡，发动了数次俄亥俄州工业区罢工，给美国带来了一股强劲的阶级斗争旋风。它导致了强烈的反资本家和反富豪的民粹主义运动（例如，休伊•朗的共享财富论，卡夫林神父的社会公正论和弗朗西斯•汤森博士的养老金方案）。看起来，这里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盼望已久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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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在劳工运动中还是在政府中，既没有产生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播下任何一粒连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种子。前面引述的理由似乎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就像较早时期美利坚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新政似乎已经成为多少有点不同的社会主义替代物。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外在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激进运动而言是“外在的”，而且，即使这些解释是真实的，它们也仅仅说对了一半。其另一半是：社会主义者究竟是怎样来看这个世界的，并且，根据那个见解，为什么这个运动无法适应美国社会？为什么它不能够作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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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正视现实的形势，对于这个问题作出的一般回答——而且这些评判总是事后才作出的——涉及了社会特性的相互影响（例如，那个运动的社会构成以及它对参与运动的成员所要求的忠诚类型）、与其他机构的“往来”程度，以及自身意识形态的性质。[10]要想对社会运动成功或失败作出充分解释就必须对这三个要素如何相互影响进行描述。因此，由于种族的或情感的原因，一个完全脱离于社会的运动，将更难以与现存秩序达成妥协；在此情况下，这种运动的社会特性可能是它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决定性原因。一个拥有高比例工会成员的社会运动，一个拥有高比例职业成员的社会运动，具有比较容易与其他政治集团进行沟通的“桥梁”；因此，“往来程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他情况下，意识形态的性质可能是导致行动两难境地的原因。对某些运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个姿态，一个容易被抛弃的姿态；对另一些运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个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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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的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我的主张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无力解决在伦理和政治之间的一个根本两难：社会主义运动，既有明确的目标，又抵制整个资本主义秩序，无法把自身同此时此地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世界的社会活动所面对的特殊问题联系起来。概括地说，它陷入了一个不幸问题之中：生活于现世，但不属于现世；在不道德的社会里，他只能充当道德人，但他不能充当政治人，并且这一角色是名不副实的。除了只能对其抱着一种骑墙态度以外，它绝不可能解决如下基本问题：要么像劳工运动那样，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寻求从其内部来进行变革，要么像共产主义者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共戴天的仇敌。一个宗教运动可以分割它的忠信，（像路德教那样）做到既生活在现世，又不属于现世（毕竟，它不关心此生，而只关心来世）；一个政治运动却无法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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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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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是一个配置各种回报和特权，强制执行各种义务和责任的有机系统。在此框架内，伦理学研究配置的应当性问题，蕴含着某种公正理论。政治学研究配置的具体样式，涉及了在各组织集团之间为分割特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在社会活动中，在伦理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阿克顿（Acton）勋爵[11]在笔记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政治究竟是在伦理界限内实现理想的一个尝试，还是在那个界限之内获取种种好处的一个尝试？”或者更简要地表述为：“伦理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界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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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历史阶段中，通常是在封闭的社会里，伦理和政治是融为一体的。从理论上讲，道德律令和正义价值居于主导地位，每个阶层都根据固定的地位取得其特权。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伦理和政治的分离，因为任何一个集团都不能通过世俗力量把道德观念强加于整个社会，于是，意识形态——以大众利益和普遍价值为幌子，掩盖了特殊的自身利益——代替了伦理。对社会回报和特权的重新划分仅仅在政治领域中才能得到完成。但是，在融入于政治之中的那个重大过程中，被陈述为目的（或目标）而非界限（或纯粹游戏规则）的一种伦理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该目标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承诺，必然把政治转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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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论调极为清楚地再次阐述了阿克顿的这个两难论断。韦伯说，一个人可以把政治游戏看做一种“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即对限制的接受），或者看做一种“良知伦理”（ethic of conscience）（即对绝对目的的遵从）。前者是一种实用的观点，以寻求和谐为目的。后者创造“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s），他们带着纯粹而持久的激情，毫不妥协地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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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主张：要想维持市民社会的和平，只有“责任伦理”是政治中可行的。韦伯写道：“对我而言，如果人们不是一味追问谁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和谁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是去追问，面对现存的冲突，对涉及的所有人而言，我如何用最低限度的内在风险和外在风险来解决这个冲突？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并非无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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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在竞争集团之间互相尊重各自在社会中得到延续的权利的时候，这样一种政治观点，而非对绝对的遵从（无论它是作为积极的破坏的社会力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作为消极的脱离社会的宗教和平主义）才是可行的。因此，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基础依赖于伦理和政治的这种分离，并且依赖于伦理对规范游戏规则的限制。在实践中，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这一事实；但是在理论上，由于其对社会的根本拒绝，社会主义运动永远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一基本立场，并且一直纠缠于某些关键性教条而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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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人接受哪一种伦理的问题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现代”政治的鲜明特征在于，它把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卷入社会变化的运动之中，而不是像封建社会、农业社会或其他落后社会那样人们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正像卡尔•曼海姆曾经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其出发点是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的“狂热的激进主义”（orgiastic chiliasm），他们狂热地试图立刻实现基督重临的太平盛世。马丁•路德推倒了把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隔离开来的修道院的围墙。此时，每个人都是依靠自己，以“每一个信徒都是平等的”名义，每个人都被迫作出自己的证言，直接地而无须通过购买圣徒的赎罪券，来实现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怎么会有主人和奴仆呢？如果所有人在得救之事上都赤裸裸地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么他们难道不应该平等地分享世俗生活的物品吗？这是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zer）[14]和激进的再洗礼派教徒提出来的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于是乎，原来推崇来世宗教的寂静教派一下子转变成了要在此时此地实现太平盛世的革命行动主义。这样，冲破了古老宗教秩序的千禧年主义者的宗教狂热同样威胁和动摇着社会秩序；因为，不像把矛头指向单一压迫者的以往革命，千禧年主义想要推翻整个现存的社会秩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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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千禧年主义的显著心理学论据是，对千禧年主义者而言，“不存在任何内在的时间连接公式”；只存在“绝对的在场”（absolute presentness）。“狂欢的精力和热情的宣泄开始在世俗场景中发挥作用，以前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紧张状态成为现存世界的爆发力量。”[16]千禧年主义者既不生活于现世，也不属于现世。因为拯救，那基督重临的太平盛世，已近在咫尺，他虽置身现世之中，却反对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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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可能实现这种希望的情况下，凡是在这种社会运动能够迅速改造社会的情况下，一旦这个“跳跃”得到了完成，那么伦理和政治就有可能在火焰之中融为一体。但是，如果社会稳定，社会变革只能点点滴滴地发生，那么这种纯粹的千禧年主义者只能在绝望中转变为虚无主义者，而不会忍辱与现行等级秩序达成妥协。曼海姆写道：“当这种精神日趋衰落并且远离这些运动之时，留给世界的是一种赤裸裸的集体疯狂和精神无所寄托的愤怒。”在后来的世俗化形式里，这种态度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那里得到了表现。因此，巴枯宁写道：“破坏欲同时也是创造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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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仅这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每一个政治空想的皈依者，一开始都带有千禧年主义者色彩。在近来发生的一些狂热运动中，在对受压迫团体的认同过程中，都存在着无法抑制的渴望和期待：“最后冲突”可能近在眼前。（“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成了一面旗帜，它是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17]在19世纪30年代为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的新成员提出来的。）但是，“革命”并不总是近在咫尺，因此如何约束这种千禧年主义热情并使其处于待命状态的问题始终是千禧年主义策略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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