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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四章 研究现实的10种理论——对苏联行为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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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们为俄国革命及其后来40年的苏维埃统治而写的东西比起他们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断代史而写的东西都要多得多！据说，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目录索引已经占据了一整排法国国家图书馆索引的资料柜。而研究苏联问题的完整索引——它还有待于人们去编辑，而且有可能永远也编不完，因为它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也将以如下方式一改学术界早些年死气沉沉的萎靡气象：在这个卡纳克（Karnak）[1]的伟大集成面前，那些较早的坟墓都将被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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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庞然大物竟然经受不住如此短时间的考验！假如像托马斯•霍布斯曾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在发现地狱真相时已经为时太晚，那么，现在人们必须带着声称已经发现了俄罗斯“真相”的数以千计的著作以两步并作一步的步伐跨过这条通往地狱的道路——与此同时，拷打被罚入地狱者让这样一些人，尤其是外交官们，仍然记忆犹新，他们把数百万人的命运托付于如下自负的信念之上：他们能正确预测苏维埃统治者作出反应的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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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在最近十年里，尤其在美国，存在着对苏联社会的新识见，并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有些研究是由俄罗斯背叛者完成的；而绝大多数研究是由设在大学里的隶属于政府或各种基金研究会的专门机构承担的，其目的在于获取有关苏联行为的可靠知识。我们还看到一些新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病学——也介入了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有时，这些较新的研究方法声称要对苏联行为作出全面了解；有时，它们又声称要对现有解释作出修正和补充。不过，对苏联行为的研究是如此艰巨和困难，以至于试图从乱麻中理出一点头绪的门外汉常常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沼泽之中（俄罗斯美妙而动听的召唤具有一种让人迷入歧途的魔力）。而且，由于许多此类较新的研究都有一套专门行话，它更愿意显示出对某些话语样式而非公共语言的忠诚。这就更让门外汉摸不着头脑了。（正如R.P.布莱克默［R.P.Blackmur］[3]对文学术语“新批评”所作的评论那样，这个术语已经被定格在时间过程中，并且，“一种技巧的常规病理学变成了一个方法，而方法则成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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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里，我想对这些方法论作出描述，并在一些代表性个案中，对这些方法论作出详细的评价。这不是像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从社会、军队或经济方面对俄罗斯的能力和弱点作出“国家估价”那样的一项工作。它也不是对经验研究的一个“概述”。我试着区分社会理论的10种方法，尽管有些方法相互交叉和重叠，但是每一种方法都代表着对苏联行为一套前后一致的判断。我希望，通过“比较”每一个方法，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分析的或方法上的重要区分的某些意义。除此之外，通过这种比较将有助于我们形成在任何一个全面检讨中都少不了的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在解释事件的过程中，哪一些理论或方法“经得起”检验，哪些经不起检验？第二，假如一个人是决策者，他将会支持哪一种研究，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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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进皮兰德娄（Pirandell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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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下面讨论的每一个理论似乎都是合理的，然而，并非完全是现实的。因此，要么黑格尔是错误的，要么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要么黑格尔和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读者必须自己去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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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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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学理论：这项研究开始于鲁思•本尼迪克特，林顿（Linton）[5]、卡迪勒（Kardiner）[6]、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7]和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8]等采纳了这种理论，当代人类学家发展了“文化和性格”概念。其论点就是：生活于给定文化中的成员分享着处理情感冲动和控制社会行为的某些共同的极其鲜明的方式，那些方式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它通常明显地区分于其他文化团体的生活方式。团体的“规范”指明了个体处理产生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张力（例如，对待权威的态度、驱力挫折和攻击性行为，等等）的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抵御那些违反规范（例如，罪恶和耻辱机制、对受压抑怨恨的处理，等等）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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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9]、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10]、约翰•里克曼（John Rickman）[11]和亨利•维克多•狄克斯（Henry V.Dicks）[12]已经尝试着把这些“文化和性格”概念运用于俄罗斯行为分析。尤其是戈尔，他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因为怀疑论者将其学说斥之为“尿布学”。约翰•里克曼[13]原来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精神病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生活过。与已故的约翰•里克曼一起，戈尔认为对俄罗斯这个用襁褓紧紧包裹起来的新生婴儿过分溺爱行为导致了满意剥夺循环。这就预先把“大俄罗斯”的民族特征设定为一个在低三下四的屈从和暴力激发之间、在冷漠和散布于各地的受虐性焦虑之间，以及在“口”欲和禁欲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循环。[14]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成年人会服从于独断专横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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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斯[15]的研究工作则更加独特。他是塔维斯多克研究所的一位英国精神病学家（该所创建了英国陆军选拔委员会），狄克斯的见解主要以同俄罗斯反叛者的长期交谈为根据。[16]狄克斯说，俄罗斯人最显著的人格特征是好恶相向性。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品格，一种仓促行事且“一蹴而就”的倾向，一种及时且充分地获得满足的需要，一种对躁狂万能者的偏执依恋，一种取消所有束缚和限制的无政府主义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愁善感地封闭而多疑、焦虑、无奈地顺从，“道德上受虐和对强大而专横的权威的勉强理想化，那个权威被看做能抵挡俄罗斯人性格偏执的唯一手段”。因此，权威，如果它是一个权威的话，必须是坚不可摧的、拥有生杀大权的、独断专横的和变幻莫测的；如果权威是软弱无力的，就没有人愿意去服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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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不纯洁性、无条理性以及俄罗斯大众的无定形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英行为。精英必须是清教主义的，能够完全控制住所有自我放纵的和脆弱的情感，并且强大到足以突破“传统”俄罗斯人性格所寻求的那种满足。不过，普通民众和精英在某些重要方面仍然存在着一致性。普通民众期待的和精英们为之陶醉的是冷酷、专横和易变的权威形象。更进一步地，这种体制允许在全体人员中最具权威的小撮人“去肆意妄为”——即，去趋炎附势，去狼狈为奸，去认同其可恶的父辈形象（沙皇、地主，等等）。“根据这个假设”，狄克斯说，“我将解释在苏俄出现了一种顽固的、富丽堂皇的、具有强烈身份意识的和令人忧虑的官僚体制，在这种新体制及其在革命期间的创始人起初成功地与之斗争的那种倾向中，它赢得了胜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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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自觉或不自觉水平上实现的这个目标转换，呈现出了在苏维埃体制和传统俄罗斯文化模式之间的“显著”背离。因为面临着快速地制造一个技术和管理人格新类型的需求，精英们“运用其自身没有完全消化掉的且与目标驱力相矛盾的驱动力，迫使民众纳入于新文化规范之中”。由于外在的压力越大，内在的冲突就越激烈，精英们“针对外来利益集团提出了实现强制的、施虐的权威统治的种种需要”。因此，它产生了一种“自圆其说”心态，并把所有失败归之于外来敌人的破坏。狄克斯说：“很难估量这种妄想狂行为究竟有多少是有意策划的结果，这种内在强制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高层领导者无法觉察到的文化心理力量。就这一方面而言，我只能去参照令人惊异的关于精神病图画的发现，那些图画是由一个可比较的小宗派所呈现的，这一小撮人是我们可以进行研究的，它就是希特勒的追随者。我们曾经指出过，像戈培尔和希姆勒（Goebbels Himmler）[18]这样一些人对这种妄想狂冲动所作出的犬儒主义的、冷酷无情的利用——而且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它的牺牲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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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斯认为，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将增强在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程度。高压统治导致了“对现行制度的憎恨，也导致了反抗力量的蓄积”；借着终极客观善名义的各种剥夺被解释为“对仁爱之心和养育之恩的冷漠”。但是，这些无意识愤怒也导致了公然蔑视权威的罪恶感，而且这种愤怒被投射到精英身上（例如，它在各种层面上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精英厌恶普通民众并想要惩罚他们），这种愤怒导致“虐待性焦虑和四处蔓延的恐惧气氛的增长”。因此，这种罪恶感也减弱了破坏或反对社会现行制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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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分析理论。纳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20]在一项得到美国空军援助的朗德研究中没有尝试去分析俄罗斯人的性格结构，而是去分析布尔什维克的性格结构，这种尝试尤其在对共产党政治局的举例说明中得到了表现。[21]但是，莱特斯的研究无法超越用操作性术语对行为作出单一整合之上。在受到监视和近乎封闭的条件下，莱特斯从事着精神分析的阐释工作，他的阐释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布尔什维克精英行为被看做与19世纪知识分子行为正好相反。后者喜怒无常、神经质、追求精神享受、沉思和内省。“布尔什维克”则冥顽不化、多疑、坚强不屈和永远富有攻击性。列宁的最初形象已经打上了这种性格烙印，从精神分析上说，这种性格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潜在同性恋冲动的“反叛”。（由于莱特斯的大部头著作——共639页——是迄今为止解读布尔什维克行为，尤其是其国际关系行为“操作法则”的一次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对这个理论的更详细叙述将在下面第二节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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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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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制度理论。这种社会心理学理论由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提出来，并在最近由雷蒙德•A.鲍埃尔（Raymond A.Bauer）[22]、艾利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23]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合著的一本书中作了最精确表述。[24]这种理论试图识别苏维埃社会制度在职能上相应的“操作特征”——例如，过分致力于特殊的目标资源；“政治风暴”；对独立的权力集中的拒绝——以及这些行为模式对不同社会集团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作者试图确定在苏维埃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张力点。（因为它是对苏联行为进行最大宗单一研究计划的概述，所以它将在下面第三节中得到更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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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想类型理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25]爵士在哈佛时写的著作为代表[26]（尽管它影响了麻省理工学院W.W.洛斯托夫［W.W.Rostow］[27]的思想和塔维斯多克研究所亨利•狄克斯的思想）。这种理论提出了一套在社会中的权力组织模型，并且试图进一步证明，一个社会，尤其是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其中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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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摩尔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和地位以下三种结合方式中的一种才得以结合起来：（a）传统方式：权力和地位通过家庭或家族血统体系传承而来，例如，父亲传给儿子；（b）技术—理性方式：权力和地位的获得以个体自身技巧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与其父辈身份无关；（c）政治方式：权力和地位的获得以对政治领袖、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忠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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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标准的使用对解决其他问题而言都会限制其可操作的抉择范围。合理性（b）强调，技能应该成为聘用标准，但是，权力斗争的本质（c）却要求工作应该给予那些值得信赖的人，应该给予人民委员，而非管理者，尽管作为最极端的政治表现的清洗运动不断提醒个体：服从是苏维埃制度的最高法律。与此同时，传统主义（a）仍然是农村以及私下的广大苏维埃工业的“自然”样式，非正式的纽带逐渐成为抵制专制秩序的一个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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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认为，在俄罗斯，权力的政治标准（例如，军队中的政委，与工业部门有关的党的监督职能）已经变得十分冷酷无情；它甚至以牺牲广大技术专家和身经百战的军官为代价（例如，叶佐夫大清洗运动，这场令人恐惧的1937—1938年清洗运动在当时由秘密警察领导者叶佐夫的名字命名）。独裁者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专横地介入管理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导致了一种不安全状态，它使得要继续维持现行社会制度变得困难。摩尔感到，现在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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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有意于搞工业化，合理化因素很可能会逐渐成为更深地扎根于社会的一个因素：这将意味着技能标准将替代政治决定，工作将根据技能大小来进行安排，职业期望将具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而家庭特权可能会传授给子女。反过来，工业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权力和威望将会上升，并且对由“控制”机器——党和秘密警察——把持的权力和威望的分享将逐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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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主义方向上的一种选择性演变将意味着党和军队仍将居于统治地位。摩尔认为那种演变在政治上“多少是更加可行的”，但是，随着官僚体制内部的私人小宗派和机构逐渐成为此类忠诚的焦点，专横的干预将消失。这种发展也蕴含着地方自治的兴起和对创新和变革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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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抉择似乎是可行的，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庞大“分权”方案具有意义，那么其意义似乎在于重新肯定在处理经济事务中的政治标准，而不是确立经济合理性。像理查德•洛温塔尔（Richard Lowenthal）[28]指出那样[29]，真正的经济分散经营就会使党处于经济活动的附庸地位。尽管有些管理者被吸收入党，但是管理者和党组织书记之间的职能分工已经成为冲突的根源；并且这种状态为马林科夫（Malenkov）[30]所利用，以此来支持管理团体。赫鲁晓夫的力量一直在党组织部门，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旨在建立一个职能联合体，在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层面上，党组织靠那个联合体来负责经济工作计划。正如洛温塔尔得出的结论那样：“是‘不合理的’赫鲁晓夫及其党的首脑们，而不是‘合理的’马林科夫及其管理者和经济管理部门，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个党的体制的自我保护逻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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